今天咱們來看看清朝的一起少年殺人案。
跟邯鄲的案子類似，清朝這起案子也是未成年人殺未成年人，所不同的是，清朝的是兩個少年，一個10歲，一個13歲，兩人合作殺死了一個9歲男孩。
事發後，各級地方衙門對此案判決不同，形成很大争議，最終上報朝廷。乾隆皇帝經過審閱案宗後，還是決定動用斬刑。
其實在古代，對于少年殺人案也是常有争議的，盡管從唐律開始，7歲以上少年殺人便可判死刑，但司法“程式”也是很複雜的，不是說判死刑就判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斷案者本人的态度和性格，畢竟在古代，法治不健全，“人治”的性質比較突出。按下清朝這個案子不表，先看宋朝的一個案例。
北宋慶曆年間，甯州有一個9歲的少年在打鬧時，導緻對方小孩死亡。先是地方官判殺人的少年犯死罪，引起争議。于是就按慣例上報朝廷。最後宋仁宗趙祯親自審理此案，免去9歲少年死罪。
理由是，兩個小孩在互相打鬧時導緻的死亡，并非故意殺人。但宋仁宗還是做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判決，讓殺人者的父母對受害者家屬進行高額賠償。
衆所周知，宋仁宗是曆史上少有的性格仁慈、柔順的皇帝，如果換做性格兇悍的皇帝呢？這就不好說了，說不定還真能判死刑。
卻說清朝這起少年殺人案發生在乾隆51年（1786年）三月，事發地點在湖北黃州府蕲州（現蕲春縣蕲州鎮）。
這天兩個少年一塊在河邊挖野菜，大的叫徐桂兒13歲，小的叫曹受兒才10歲。倆人正挖呢，看見走過來一個小孩，他手拿糖果，一邊走一邊吃。
徐桂兒和曹受兒看到對方吃糖，直流口水，于是上前要糖吃。那個小孩同他倆都認識，自己也并不小氣，就給了他們一人一顆糖。可徐桂兒和曹受兒吃完之後，覺得不過瘾，還想要。那個小孩就不答應了：“不給，就是不給！”
于是徐桂兒就說，“我買還不行嗎？不過今天沒帶錢，改天給你錢！”
那小孩還是不同意。徐桂兒就來氣了，沖對方大吼：“你給不給？老子今天吃定你了！”
那個拿糖的小孩叫李大生，年齡更小，才9歲，但面對13歲的徐桂兒竟然絲毫不怵，他護着自己的糖果，就是不給對方。也是，李大生雖小，但他家庭比較富有，長得比較壯，個頭也不小，有心理優勢。
這下逼急了徐桂兒，于是就拉同伴曹受兒過來，仗着人多，要來搶李大生的糖果了。
嗨，還想明搶不是？李大生不幹了，揮拳就向徐桂兒打去！
徐桂兒躲過了李大生一拳，可李大生不依不饒，又順勢推了對方一把，瘦弱的徐桂兒居然被推倒在地。讓比自己小的孩子弄翻，臉上實在不好看，徐桂兒爬起來，做事要打。而在一邊的曹受兒看見自己的哥們兒吃虧了，便也前來助陣。
兩個大孩對付一個小孩，李大生如何是對手？情急之下他撿起一個石頭就朝曹受兒打去。石頭正打中曹受兒的耳朵，鮮血直流。曹受兒便哇哇大哭起來。見此情景，徐桂兒也自害怕起來，直接撒丫子竄了。
李大生見狀，便得意起來，對曹受兒威脅說：“誰讓你們搶我的糖？活該！等會我回家對你爹說，你搶我的糖，看你老爹咋收拾你！”
李大生很聰明，知道曹受兒家教比較嚴，很怕他爹。把這事抖出來，曹受兒肯定吃不清兜着走。
果然，曹受兒也不哭了，他真的怕老爹揍他，于是央求李大生别告狀。可李大生得理不讓人：“我就說，咋地？”然後，拿着糖果趾高氣揚地走了。
這時徐桂兒又跑了過來。他年齡大，心眼多，加上對李大生懷恨在心，于是就鼓動曹受兒說：“李大生那小子太壞了，他回去肯定給你爹說！”
“那咋辦？”
“就一個辦法！”徐桂兒咬咬牙說：“要想不讓他告狀，就一個辦法：弄死這個小屁孩！”
聽說要殺人，曹受兒開始也害怕，但經不起徐桂兒的挑唆，一方面他确實害怕李大生回去告狀，一方面也是想報對方打破自己耳朵的一箭之仇，于是就答應了。
兩人去追李大生。很快便追上了。徐桂兒進行偷襲，一石頭拍在李大生的後腦上，李大生噗通倒地。然後他用膝蓋頂住李大生後腰，把他雙手反剪到背後。李大生一時動不了了。
徐桂兒示意讓曹受兒解下李大生腰間的布條，勒死對方。曹受兒照辦。可他畢竟年齡小，沒力氣，心裡也害怕，勒了幾下，根本不起作用。于是徐桂兒一不做二不休，用腳踩着李大生的後背，幫助曹受兒使勁拉布條。不一會兒，李大生便一動不動了。
看看李大生死了，徐桂兒兩人才住手，然後扔下李大生就要逃跑。可徐桂兒想，這事若敗露可不是鬧着玩的，于是就同曹受兒商議，要把李大生毀屍滅迹。曹受兒害怕，但在徐桂兒的威脅下，二人還是傳回殺人現場。
于是邯鄲殺人案的慘劇提前上演了。所不同的是，徐、曹二人沒有把李大生的屍體埋掉，而是把他的衣服扒下來挖坑埋了，然後用石頭把李大生的臉部砸得血肉模糊，徹底分辨不出其面目之後，把屍體扔進了河裡，順水漂流……
那天天黑之後，李大生還沒有回家，家人就急了，于是他的父親李榮祿就出去找。可找了一夜都沒找到。第二天，李父又帶了親戚朋友一塊出去找兒子。正好他碰到出來玩耍的徐桂兒，他知道兒子也跟徐桂兒一起玩過，于是就問他昨天見過李大生沒有？
畢竟是小孩，徐桂兒也是做賊心虛，回答支支吾吾的，深色不定。于是李榮祿就起了疑心，連哄帶吓，讓徐桂兒說出了“實情”：李大生被殺了。
徐桂兒說是說了，但耍了個心眼，把責任全推給了曹受兒，說他自己隻是看到了殺人這事。
李榮祿十分震怒，立即去找了地保李家福，然後把曹受兒扭送官府。
在官府，曹受兒很快認罪，而且還挺義氣，沒有供出徐桂兒，說殺李大生是自己一人幹的，并将掩埋李大生衣物的地點和抛屍的事情都交代了。
官差開始行動，但李大生的屍體早被河水沖走了，一直找了7天，才在下遊20多裡處找到面目全非的已經泡脹的屍體。
蕲州仵作（驗屍官）洪福對李大生進行屍檢，結果發現死者後腦、左耳有擊打傷，咽喉有兩道傷痕，自左繞至頸項後，有周長五寸二分、寬二分的紅色血瘾。因為屍體在水裡浸泡數日後，已發生潰爛，其他的傷痕都已辨識不清，是以李大生的死因比較模糊，是毆打緻死還是被勒死的，不好确定。
不過這已不重要，既然曹受兒招認了那就定罪吧。但不久事情發生了變化。曹受兒畢竟年齡太小，在受審中就露出了一些破綻，比如他這麼瘦小，怎麼能把比他壯大得多的李大生弄倒的？有誰幫了他？在得知是徐桂兒在第一時間把殺人的責任全部推給他時，他便感到了委屈，于是就變卦了，說出了另一個版本，說這一切都是徐桂兒的主意，都是徐桂兒動的手。
随即官府就抓捕了徐桂兒，一番審訊下來，徐桂兒也就招了：是他和曹受兒兩人合謀殺死了李大生。
于是案情大白。但如何定罪，官府陷入困局。按照《大清律例》，殺害十歲以下兒童者罪加一等，理應從重處罰。但殺人兇手也是小孩，尤其是曹受兒剛剛10歲，有點難辦，如果處理的不好會引起民憤。
因為《大清律例》還有個規定，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犯殺人罪應死者，議拟奏聞，取自上裁。就是說，10歲以下犯殺人罪者，應上報朝廷，有皇帝親自裁決。
問題就出在曹受兒剛好10歲，如果是九歲，那就直接上報了，是死是活，皇上說了算；但他隻有10歲，就有點麻煩，可以不上報朝廷，但你必須承擔一切後果。關鍵還有一點，曹受兒和徐桂兒誰是主兇，誰是從犯？倆人互咬，搞不準确。
因為屍體潰爛嚴重，沒法分辨，李大生是先被徐桂兒石頭砸死，還是沒有砸死，又被曹受兒勒死了？若是前者，徐桂兒死罪，年紀小的曹受兒就是從犯，可以免死；但若是後者，曹受兒先勒李大生，那麼他的責任就大了。
蕲州衙門很難辦，就把案子上報給上級主管黃州衙門。
黃州府根據案子卷宗判定兩個殺人兇手幾乎同樣的責任，曹受兒畢竟是殺人緻死的直接實施者，判處他斬立決之刑；而對主要謀劃人徐桂兒判處絞立決。不管是斬刑，還是絞刑，都是立即執行。但畢竟事關重大，還是上報給上級湖北巡撫衙門。
時任湖北巡撫李绶是個很理智的人，此人博學多才，能詩善文，同當朝名臣紀曉岚、劉墉多有交際，關系不錯。他看完案宗，經過仔細研究，認為曹受兒這麼小的年齡不可能有殺人的心思，應該是從犯。是以他在卷宗中寫道：恐十歲幼孩正當畏懼急迫之時，猝無能作此狠毒之想。
為了穩妥，或者出于對小孩的憐憫，李绶決定将案子上報刑部，希望刑部能對曹受兒從輕處罰。
刑部接到案子卷宗後，也覺得案子比較嚴重，或者比較難辦，于是又把案子發還湖北巡撫，讓湖北再審一次，務必審清楚了再判。皮球又踢了回來。
但一來二去，案子就耽誤了一陣。次年，湖北巡撫李绶上調京城出任左都禦史，拍屁股走人了，案子又交到新接任湖北巡撫姜晟手裡。
姜晟可不是個糊塗官，他又親自審訊了此案。最後認定13歲的徐桂兒是主謀，是殺人主犯，但曹受兒也參與其中，對李大生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并同樣參與了毀屍滅迹的行為，罪不可赦，為了警示人們，必須二人同罪，皆處以極刑，即斬立決！
同時，姜晟也真不是個善茬，他認為蕲州的驗屍官洪福連死者的死因都驗不出來，太過無能，理應處杖刑，并開除公職！
這個簡直就是頂格處罰了，一時間引起了不小争議。特别是他的幕僚們都認為當今皇上（乾隆皇帝）以寬仁治天下，曹受兒和徐桂兒都是小孩，應該寬大處理，給他們二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判個斬監候（相當于死緩）就不輕了。
他們還提到宋朝時宋仁宗曾經審理的那個少兒殺人案，當時就從寬處理了雲雲。要知道，做為一位盛世明君，乾隆皇帝向來自視甚高，但他對宋仁宗向來比較服。他曾說過，世上有三個帝王，為他所衷心佩服，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還有就是宋仁宗趙祯。
但不管别人怎麼說，性格倔強的姜晟堅持自己的意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于是他将複審案子的卷宗依照自己的判決再次送出給了刑部。
刑部對此案再次進行讨論，對年幼的曹受兒是否該殺産生争議。最後刑部判處徐桂兒斬立決，曹受兒絞監候。并且推翻了湖北巡撫對驗屍官洪福的判罰，認為洪福在此案中無需承擔責任。
畢竟案子重大，最後刑部還是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十一日，把案宗上報乾隆皇帝親自裁決。
那晚，乾隆帝看過案宗之後，不禁龍顔大怒：好大的膽子，小小毛孩就敢如此行兇殺人，長大了還得了？不殺何以平民憤？不殺何以安國立邦？于是他“啪”的一拍龍案怒批：
“斬立決！”
這聲喊驚天動地，把值班太監吓了一大跳：媽呀，是哪個貪官要掉腦袋了？
次日，乾隆皇帝親自禦筆朱批了最後的判決：徐桂兒著即處斬；曹受兒依拟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最終乾隆皇帝還是判了兩個少年死刑，隻是心軟了一下，隻判主犯徐桂兒斬立決，而曹受兒是“死緩”，即到次年秋後再受絞刑，晚死幾個月。但都是極刑了。
看來，乾隆帝盡管被認為比較仁慈，在法律上一貫主張要遵照《大清律例》中的“赦幼”原則，但對于懲惡方面還是不折不扣的。
如今邯鄲三少年殺人案還沒有定論，其實可以參考清朝這起殺人案。可以說，如今的邯鄲殺人案比清朝的更加嚴重，因為徐桂兒和曹受兒是向李大生要糖吃，對方不給，雙方争執中才起了殺心，屬“激情殺人”；而根據澎湃新聞等媒體報道，邯鄲殺人案并非激情殺人，他們曾多次向被害者要錢，殺人之前，已經事先挖好了土坑，涉嫌預謀殺人，是以性質更加嚴重。
（文/說曆史的女人·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