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是清末最有影響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在風雲激蕩的中國近代曆史上，他放眼世界，尋找智慧，給中國知識界奉獻了一筆無法估量的寶貴财富。他因翻譯《天演論》而被贊為“中國西學第一人”(康有為語)，且“代表了在中國共産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語)。這位曾擔任過馬尾船政學堂教習、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辦、上海複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纂、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等職務的著名學者，也曾緻力于中國小教科書的編譯與編審，其蘊含在教科書中的啟蒙思想，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指明了方向，并影響至今。
嚴譯《天演論》震撼近代中國
1866年，嚴複入馬尾船政學堂學習輪船駕駛，并接受了較為系統的西學啟蒙。1877年，他被保送到英國學習，入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考課屢列優等”。1880年，被聘為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1890年為總辦(校長)。在水師學堂任事二十年裡，嚴複還辦刊、譯著、撰寫文章，逐漸成為了開啟民智、引領時代進步的卓越啟蒙者。後來，嚴複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穆勒名學》、甄克斯的《社會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論法的精神》)、耶方斯的《名學淺說》成為知識界廣為流傳的“八大名著”，并作為一些新式中學的教科書。如吳汝綸在其所開《學堂書目》中，将《天演論》列入作為教材供學堂使用，張元濟在南洋公學要求教師教學生閱讀嚴譯《原富》。在1914年第7版的《名學淺說》封面上，印有“教育部審定”及“中學堂用”字樣。當然，影響最大的還是我們熟知的《天演論》。
幾乎是在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的同時，嚴複翻譯完成《天演論》。1897年12月在天津的《國聞彙編》刊出，1898年正式出版。
《天演論》是嚴複根據英國學者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學的演講稿《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述的。雖然赫胥黎将達爾文的進化論演講得如詩一般，但嚴複并不在意一隻青蛙是如何變異的，他關注的是達爾文進化論在人類社會的運用，并為人類社會的“物競天擇”做了一個詞，叫做“天演”。嚴複沒有對原文照搬直譯，而是根據需要将自己崇拜的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移植到赫胥黎的書中，《天演論》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嚴複自己撰寫的三十多條“按語”，故被魯迅稱之“‘做’了一部《天演論》”。嚴複要闡明的中心思想是:中國如能順應“天演”的規律而實行變法維新，就會由弱變強，否則将要淪于亡國滅種而被淘汰。他在《天演論》的“導言”中寫道:“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強，強者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在《天演論》的“結束語”中，更是大聲疾呼:“吾輩生之當日，徒用示弱，而無益來葉也。固将沉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疆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吳汝綸在為《天演論》作的“序”中評價為“尊譯《天演論》，名理繹絡，筆勢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斷水之緻，此海内奇作也。”《天演論》猶如輸入古老神州肌體的新鮮血液，在思想界與知識界引發的震撼，絕不亞于“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導緻的熱帶風暴”。
康有為看到這部譯稿後，推崇嚴複所譯《天演論》為中國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進化論的觀點。
王國維在1904年撰寫的《論近年之學術界》中稱:“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複)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于衆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于通俗之文。”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生動叙述自己作為學生的感受:“《天演論》出版社之後，不出幾年，便風行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
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種當頭棒喝。”他不但撰寫了《生物競争，适者生存論》的論文，并且将自己的名字也改為“适之”。
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中也記載在南京做學生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閑空，就照例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自1898年正式出版以後，短短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翻印無數，幾乎成為所有渴望新知的青年學子人手一冊的必讀書。可以說，在那個近代教科書出版剛剛起步，新式讀物異常匮乏的年代，嚴譯《天演論》成為了當時發行量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教科書。
親曆早期中國小教科書的翻譯、審查和編撰清政府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自身統治，而興辦教育“全以教科書為勝敗”，他們本能地希望“欽定”一種教科書頒行全國。1902年10月京師大學堂譯書局和編書處成立，張百熙聘嚴複為譯書局總辦、林纾為副總辦，聘李希聖為編書處編輯總纂。嚴複就職後，制訂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認為翻譯外國教科書為當務之急，蒙學和國小又為急中之急。
一、現在所譯各書，以教科為當務之急，由總譯擇取外國通行本，察譯者學問所長，分派深淺專科，立限付譯。
二、教科書通分二等。一為蒙學，二為國小。其深邃者俟此二等成書後，再行從事。
三、教科分門，一地輿、二西文律令、三布算、四商功、五幾何、六代數、七三角、八漢弧、九靜力、十動力、十一流質力、十二熱力、十三光學、……、三十五德育讀本。……
雖然當1904年春嚴複辭去譯書局總辦之職時，京師大學堂已翻譯了不少程度較高的西學教科書，但編書處并未編撰出全國統一的教科書。于是清政府在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正式明确了教科書的審定制度，原則上允許民間參與教科書的編譯和出版，并在1905年12月學部成立後于總務司下設立審定科，主管審查教科圖書。
1906年4月7日，嚴複在《中外日報》上發表《論國小教科書亟宜審定》一文，對教科書編寫主旨、編寫人才、内容、審查、頒發乃至印刷銷售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高等教育中“吐辭發文，皆教科書也”，故“教科書不一定是教育之所必需”。但是，“高等之學校不必有，而自中學以下，至于國小，則又不可無……故曰中學以下，不僅德育，即智育亦不可無教科書也。”他指出，學部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應該起到“舉其綱”“定其簡”的作用，但不主張由學部頒定統一之教科書，并列舉了統編教科書的五大難處。
學業繁多，學部之員，不必皆擅，而乃最淺之教科書法，必得最深其學者為之，而後有合，其難一也。頒審既定，舉國奉行，若吾國前者《四書集注》。既為功令之事，何取更求改良，
其物轉瞬已陳，無日新之自力，其難二也。幅員既廣，地利不同，教科書聽民自為，則各适其宜，自成馨逸，人之取用，能自得師。至學部為之，則萬方一概，适于北者不必宜南，詳于山者且略于澤，其難三也。學術進步，星周辄殊，使學部與時偕行，則力不暇給;若曆時不變，則禁锢聰明，其難四也。教科之書，施用日廣，其價必期至廉，其書必期甚合，欲二者兼得，必聽商業競争，而後有此，學部自為，無此效也，其難五也。審此五難，則知以學部自行頒定教科書，雖有益于一時，必得損于永久矣。
嚴複還提出，在遵循教育宗旨的前提下，對教科書的審定和選用應該持寬松态度:“立格不必過嚴，取類亦毋甚隘，但使無大纰缪，而勿與教育宗旨乖戾，有害學童道德腦力者，皆許銷售，聽憑用者自擇，且為之力護版權”。鑒于嚴複當時在學界乃至政界的廣泛影響，他對于教科書審定的這些進步思想，無疑推動了教科書編撰的社會廣泛參與平等競争。
在嚴複1909年的日記中，還多處記載他親身參與審定及修改教科書的記錄。如:“十月二十一日看圖書公司所編國文教科書。纰缪百出。”“十一月初七日看陳曾壽、潘清蔭所編《國民必讀》。”“十一月初九日嚴、寶兩侍郎以《國民必讀》相托。”“十一月十九日在家改《國民必讀》，悶損已極。”最終，嚴複于“十二月十四日到部，交《國民必讀》與朗溪。”
這一年，嚴複還任學部編訂名詞館總纂，帶領王國維等人厘定了植物學、數學、心理學、倫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憲法等學科名詞，并出版名詞對照表，便利了教科書的編撰(譯)。不僅如此，嚴複在1910年還參與商務印書館《初等國小堂習字貼》編纂，他的草書編入第九冊。
哈佛大學教授史華茲在《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的第一章中寫道:“嚴複所關注的事是很重大的，他設法解決這些事情的努力頗有意義，他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對中國還是對西方都意味深長。”在嚴複提出“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号角聲中，在那些伴随着緊迫的民族危機感與焦灼的救亡意識的特殊時空裡，在“中國向何處去”及“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的渴求中，全社會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彪蒙書室、會文學社、科學書局、中國圖書公司、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将中國現代教科書編撰出版推向高潮。中國現代教科書以别開生面的原創力和果敢精神，從一開始就無可置疑地将中華民族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而置于至上至尊價值觀考慮，為解決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教科書明确強調身體是現代人自然屬性的第一關鍵詞、自主平等是現代人精神世界的獨立意識、物質财富是現代人利益了解的積極轉換、權利義務是現代人享受民主政治的前提……現代教科書汲汲以求引領青年學生，在艱難困苦的社會環境邁出時代的新步伐，期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實作中國社會“變”落後為先進。
曆史就是這樣有因緣，這位十二歲時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馬尾船政學堂學習駕駛專業、二十三歲被公派到英國仍然學習駕駛專業的學者，最終用“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适者生存”等耀眼的詞語，點亮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之路的燈塔。特别而又重要的是，中國現代教科書從出現到發展、從編撰到出版，普遍吸收了“适者生存”的思想，并使“優勝劣敗”成為其精神實質。（吳小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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