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數字化浪潮席卷各行各業，尤其是伴随着傳統生産力向新質生産力轉型更新的時代發展，數字時代的管理新問題便應而生。
我在近幾年的授課中，時常被學生問到有關數字時代的管理新問題，同時我也會提一些問題讓學生思考：例如，類似滴滴司機這樣的平台簽約人員究竟是老闆還是員工？數字化的三大法寶：資料、模型、算法如何不被濫用？數字時代管理工具運用中有哪些管理倫理的新情況？最近讀了《數字工廠》一書，書中内容雖然未能完全解答我的上述困惑，但卻讓我拓展了新視野，也引發了對于本文題目所涉内容的新思考。
《數字工廠》的作者莫裡茨·奧滕立德，是柏林洪堡大學研究員，研究方向包括數字勞動力、城市空間下的平台勞動等。他提出一個鮮明觀點：如果說數字技術改變了什麼，它隻不過是把全世界變成了大工廠。這個觀點對于當今被說得神乎其神的數字技術而言，雖然不無偏頗，但也可視為是一記當頭棒喝。它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視野，揭示了數字經濟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性影響。
為什麼說數字技術把全世界變成了大工廠？作者提出了三個核心概念：
1、數字泰勒主義。數字技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允許泰勒主義的經典元素重新顯現。我們知道，美國人泰勒在20世紀初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其核心就是用科學手段、方法、工具來實施管理，以提升企業運作效率。當今的數字技術隻不過是将泰勒主義披上了數字技術的馬甲，其本質依然如故。
2、數字技術使得“勞動力倍增”。借助數字技術，可以友善且低成本地連接配接各種類型且分布廣泛的勞工，而不必在空間和時間上使他們同步。數字技術導緻的任務标準化、算法管理的手段、對勞動過程的監督以及對結果和回報的自動評估，可以讓各類組織通過多種方式接納形形色色的人員從事各種工作，即便他們原來具有的技能存在某種差異。
3、将數字工廠了解為一個空間概念，利用數字基礎設施對空間進行重構。數字基礎設施使勞動力的空間性在全球層面實作了深刻重組。例如歐洲企業可以雇傭印度員工作為自己的呼叫中心成員，而這些員工甚至可以在自己家裡工作。
為了闡述這三個基本概念，作者從物流、遊戲、衆包工作和社交媒體四種業态來進行說明。他列舉了從亞馬遜倉庫到網絡電子遊戲、從零工經濟平台到資料中心、從内容稽核公司到社交網絡等行業中的諸多執行個體，它們都是數字技術勞動關系的發生場所。這些“工廠”中的勞工五花八門，各不相同，往往分布在不同地方，但數字工廠能将這些勞工同步到由算法組織起來的生産制度中，盡管存在地域等各種差異，但各個數字工廠在勞動的組織、配置設定、分工、控制和再生産方面擁有共同的特征。
作為一個管理學者，在閱讀本書時，除了看到作者所叙述的數字化給上述四大業态以及其他企業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之外，更着眼于從中探尋數字技術運用後的管理新問題。數字化帶來企業組織形态和營運管理方式的巨變，可以使企業在全世界範圍内整合各種資源，有效降低成本，提升經濟效率，打破了經濟學上“科斯理論”所提出的“企業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外部交易成本”的論斷，促進經濟增長和提供各種就業機會。但是其所帶來的各種管理問題同樣也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運用算法進行效率管理的同時，如何使得工具理性更好向善，兼顧管理手段的科學性和人文性？
《數字工廠》告訴我們，美國聯邦快遞公司（UPS）作為美國最大的私營物流雇主之一，在全球範圍内擁有超過45萬名雇員，在美國有37.4萬人。其中箱式貨車司機超過五萬人，這雖然和美團公司在中國就擁有将近700萬快遞小哥數量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所遇到的問題是同樣的：工作時間長、工作節奏快、标準化和紀律性強是令司機們普遍不滿的原因。公司對駕駛員工作中幾乎一招一式都規定好，連寫字的筆放哪個口袋都有規定。每輛送貨車上裝了200多個傳感器，将駕駛員的一舉一動和車輛的各種資料傳回公司，并以此形成對司機的控制和獎懲。而中國的快遞小哥，雖然騎的是電瓶車，在行為上也沒有那麼高的統一性，但在被算法控制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每送一單的時間被算到骨子裡，逾時或被差評就要罰款。以至于車輛逆行、闖紅燈導緻的交通事故頻發，電瓶車在人行道上飛馳、小哥在小區裡百米沖刺更是司空見慣。
據統計，目前大陸各類靈活用工就業人員将近兩億，其中約四分之一是挂靠在各種平台的外賣騎手，平台企業已經成為重要且數量巨大的用工主體。挂靠在平台上，被數字化工具管理的靈活用工這一數字時代的新就業形态，創造了衆多就業機會，也大大友善了人們的生活。但與此同時，這種新形态也給勞動者權益保障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外賣騎手、滴滴司機等挂靠在平台上的各類新形态就業者，被綁定在各種各樣的系統當中，而且被各種算法牢牢地算計住。尤其是外賣騎手，為了完成考核名額或者是多賺一點辛苦錢，不僅車速越跑越快，勞動時間也越來越長。随着數字技術的日益精進，算法等數字化利器也越來越精确，導緻不少平台考核名額十分嚴苛，幾乎不留有餘地。
數字技術無疑具有先進性和強大作用。依據算法所實施的管理方式，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能明顯提升效率，避免資源備援浪費，無論是對于企業節約成本、對于社會加速發展、對于人力資源的有效管理都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本書作者所言，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上海就發生過某網約車平台某天早晨系統癱瘓而導緻大量上班族遲到的事故。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如果企業一味依賴算法等數字技術從事管理，每分每秒都極其嚴苛，不具絲毫溫情，那麼，這就正是《數字工廠》作者所說的“數字泰勒主義”，其結果就是卓别林在《摩登時代》影片中所諷刺的那樣，最終會使人的行為發生異化，嚴重降低員工的滿意度和幸福感，最終将人也變成了工具。
在數字時代，資料不能漫無邊際地擷取，模型不能不加限制地運用，算法更不能成為“泰勒制”的翻版。數字技術等高科技如何做到科技向善、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這給管理研究者和管理實踐者都提出了新課題，急需提出良好的應對之策，這将對現代科技在企業管理乃至各種組織中更好運用，進而促進新質生産力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