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9月的山東根據地，朱瑞同志猛烈批評了八路軍115師師部。當時召開的是桃峪進階幹部會議，朱瑞指出：“115師前面有人拽、後面有人推才肯幹；打仗不行，隻會搞衛生。”這樣的批評意見，若是中央首長講的，115師幹部可能會深刻總結虛心改正；但換了别人來講，面對如此尖銳的措辭，代師長陳光絕不會含糊。事實也确實如此，暴脾氣的陳光當即回擊朱瑞的觀點，說他是有意貶低115師。
若非現場的其他幹部及時控制住陳光，代師長大有沖上去單獨理論一番的架勢。朱瑞當時是山東分局書記、山東根據地在黨内的最高負責人；陳光是115師代理師長、山東八路軍的最高軍事主官；還有一位當事人是羅榮桓，他正擔任115師政治委員，是陳光在師部的搭檔，但事實上比代師長的級别稍高。
朱瑞對115師的打法和戰績非常不滿，才進行了訓話批評。那他“說得着”嗎？還是說的着的。因為朱瑞是黨内上司，黨指揮槍又是我軍的基本原則。但當時的山東根據地，并非真正的“一進制化”上司，黨政軍權力沒有完全統一，陳光不服朱瑞，尤其對朱瑞的措辭、态度不滿，也不算傳統意義上的“抗上”。至于羅榮桓，聽到“隻會搞衛生”這樣的話，自然也是很不舒服的，但羅帥老成持重，沒有當場反駁。
陳光對朱瑞的意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朱瑞性子直，訓斥下級經常是劈頭蓋臉不留情面。此前因為類似情況，兩人已經爆發過幾次争吵，隻是沒有像桃峪會議這樣，當着如此多同志的面。山東部隊多、軍令不統一的現象比較嚴重，制約了根據地發展，中央也在認真考察山東的幾位主要幹部。
朱瑞給延安的彙報中，明确指出“115師代師長陳光威信不高”，這算是很低的評價了，更深層的意思是不适合擔任較高上司職務。陳光也不含糊，他給中央推薦的根據地負責人是搭檔羅榮桓，而非朱瑞。羅帥夾在其中，想調和二人的關系卻又非常難辦，因為性格和工作習慣的原因，朱瑞和陳光都不是很聽勸的人。
為了協調山東根據地的問題，延安總部把少奇同志都派過來了，可見重視程度。最終朱瑞和陳光，都被從山東調離，回延安學習進修，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中央的态度和人事判斷。而留在山東根據地主持大局的，恰恰是陳光曾大力舉薦的羅榮桓同志，1943年羅帥正式成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同時還是115師政委、代師長，在黨内擔任山東分局書記。
顯而易見，困擾山東根據地多年的人事問題畫上了句号，一進制化上司得以實作。羅榮桓是毛主席最放心的幹部，正式開始主持山東大局。而到抗戰勝利時，羅帥和黎玉等同志一起，打造出了實力強勁的根據地，僅正規八路軍就達到27萬餘人，威震全國，也為解放戰争奠定了雄厚的兵員及後勤基礎：三野和四野兩大主力部隊，都離不開羅榮桓此前在山東的紮實工作。
比較遺憾的，是朱瑞和陳光兩位将軍。争執歸争執，有着主客觀原因，但他倆從紅軍到抗戰，資曆和成績一直很突出，都具備建國後評大将的履曆。但1948年朱瑞在遼沈戰役時觸雷犧牲，年僅43歲；陳光雖活到了建國，卻因個性太強牽扯上一些敏感問題，1954年精神壓力過大尋了短見，非常可惜。這兩位前輩都沒有獲得軍銜，但我們不該忘記他們為革命和新中國建立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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