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春天的東南邊陲，一場突如其來的沖突正悄然鋪開。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星空被濃厚的雲層遮蔽，視線中隻能依稀辨識出前方密集的叢林。幾十年來，這片土地見證了太多的風雲變幻，而此刻，它又将成為一個新的故事的起點。
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有一群身着綠色軍裝的士兵正悄悄地穿越密林，他們的目的地是敵方的一個重要據點。這些士兵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是在對越自衛還擊戰中被派遣進行特殊任務的精英分隊。然而，這支隊伍的每個人的頭盔上都明顯地标志着一顆紅星，這在夜色中顯得格外醒目。這種幾乎違反所有隐蔽行動常識的行為，卻在當時看似成了一種不可更改的常态。
戰術與訓練上的不足：實戰意識的缺失
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戰，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一個關鍵軍事行動，旨在回應越南的侵略行徑，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性。在這場戰役中，中國軍隊以堅定的意志和勇敢的行動，展現了不可動搖的國家榮譽感和對敵之勇。戰場上的硝煙雖然見證了英雄主義的壯舉，但同時，戰争的殘酷也暴露了軍隊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
部分部隊在執行進攻任務時表現出明顯的實戰訓練不足，尤其在戰術布局和兵力部署上的問題尤為突出。具體表現在進攻行動時，部隊隊形密集，特别是在狹窄的山地和叢林環境中，士兵們緊密地排列在一起，以至于一旦遭遇敵軍的炮火攻擊，就會造成較大的傷亡。
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在平時的訓練中，對于分散行動、靈活機動的戰術要領訓練不足，部隊在遭遇突發狀況時往往本能地選擇集結力量，因為這樣可以增強攻勢。然而，這種做法在實戰中往往适得其反，特别是在敵方已經預設好防禦和伏擊的條件下。敵軍的炮兵和機槍火力能夠快速有效地鎖定并打擊到密集的目标，增加了我軍的傷亡。
此外，部隊在進攻前對于戰場環境的了解和利用不足，未能充分考慮到地形對戰術布局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由于對敵情和地形認識的不足，部隊在進攻時選擇了較為直接的路線，這不僅增加了被敵發現的風險，還限制了機動和突破的可能性。理想的散兵線使用和戰場散布，能有效減少敵方火力集中的效果，但在實際操作中缺乏有效執行。
針對這一問題，部隊在戰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認識到在未來的訓練和作戰準備中，必須加強對兵力分散運動、靈活機動及利用地形等戰術要領的教授和演練。這包括提高官兵對于戰場情況快速判斷和應變能力的培養，強化小機關作戰協同和獨立作戰能力的訓練，以及增強全體官兵對于戰術多樣性和靈活性的認識。
防禦與僞裝的漏洞：明顯的紅色辨別
在1979年的對越自衛還擊戰期間，盡管我軍高度重視采取隐蔽行動以降低敵人的警覺性和提高突襲的效果，但在實際執行中，一些細節處理不當成為了影響隐蔽效果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使用具有鮮明辨別性的紅色五角星帽徽和紅色領章時，這些明顯的标志在密林或夜色中尤為突出，成為了暴露士兵位置的關鍵。
這種情形在執行深入敵後的穿插、埋伏等特殊任務時尤為明顯。本應高度隐蔽的行動，因為這些醒目的辨別而大大增加了被敵發現的可能性。在密林和夜間行動中，即便是微小的顔色差異也可能成為敵方觀察力量的線索。在一些情況下，敵方甚至能夠僅憑這些不當的辨別物追蹤我軍行動，進而布設伏擊或進行炮擊，對我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許多官兵似乎清楚這種危險，但他們仍舊佩戴着這些醒目辨別的裝備，進行戰鬥和行動，而未采取簡單有效的草木僞裝來降低被發現的風險。這種現象的背後，與我軍及國人在特殊曆史背景下形成的深層文化和心态有關。
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紅色辨別已經成為了一種強烈的政治和文化象征，與國家的榮耀、革命的傳統緊密相連。在特定的曆史時期，這種象征被深深地植入到每個國人，包括軍人的心中。紅色，特别是辨別性的紅星和紅旗，被視為勇氣、犧牲和革命精神的代表。這種文化的深刻影響，形成了一種集體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即使在戰場上，這種象征的重要性也往往被無意識地放在了實際戰場需求之上。
此外，這種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集體無意識”也導緻在戰争中對于實用主義原則的認識和應用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忽視。即便官兵們明白在特定情況下，對于隐蔽性的要求遠比象征性的辨別更為重要，但在日常行為和決策中，這種認識往往被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慣所覆寫。是以，即使是簡單的草木僞裝能顯著提高戰場生存率，這樣的措施也未能廣泛地被采納和實施。
文化與心理的影響：特殊年代的“集體無意識”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軍事題材的文藝作品在文化生活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其影響力深遠而廣泛。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被描繪成一種理想化、雕塑化的英雄形象——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電影、戲劇，還是在宣傳畫和各類文藝表演中，這些英雄人物總是以一種昂揚奮發、高亢激越的姿态出現，他們的形象和故事被設計來激發觀衆和讀者的愛國熱情和英雄崇拜。
這種人物形象的普遍性，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政策緊密相關。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這種充滿力量感和雕塑感的英雄形象被視為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對這些理想化英雄的描繪和推崇，旨在培養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革命英雄主義以及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
這種文藝創作的特點在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所展現。在機關、部隊、學校、工廠乃至家庭和幼稚園，這樣的英雄形象和故事無處不在，通過書籍、電影、戲劇、挂畫以及各種文藝晚會等形式，對人們進行長期而系統的文化熏陶和思想教育。尤其是對于年輕一代，這些作品不僅塑造了他們對英雄的認識，也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念和世界觀。
然而，這種以雕塑感為特征的英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導緻了文藝作品的形式化和理想化，使得這些作品在表現人物性格和情感時，往往缺乏更為複雜和多元的深度。這種形象的普遍性和一緻性，雖然在當時具有特定的曆史意義和文化價值，但也限制了文藝作品在探索人性多樣性和複雜性方面的深度。
随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環境和文化觀念的變化，這種單一化、理想化的英雄形象逐漸受到了挑戰和反思。人們開始尋求更為真實、多元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反映人性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在這一過程中，軍事題材的文藝作品也開始嘗試進行創新和變革，通過更加細膩的情感描寫和更加複雜的人物塑造，來呈現更為豐富和真實的戰争和人生體驗。
這種形式作品的雕刻，也使得軍隊中普遍存在一種文化和觀念的影響，這種影響根植于長期的曆史教育和社會文化中。特别是在對待勇敢和英雄主義的态度上，軍中強調的是一種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形象，這種形象在許多軍事訓練和宣傳中被不斷強調和渲染。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士兵們對于戰場上的行為方式有了一種潛在的認知模式：即在沖鋒陷陣時要表現出英勇無畏的姿态，任何表現出猶豫或畏縮的行為都被視為懦弱和不榮譽的表現。
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士兵們在戰場上的實際行動。有的士兵在面對敵人的炮火時，可能會出于潛意識的影響，忽略了戰場生存的基本原則——利用一切可能的掩體，靈活機動，最大限度地減少自身受到的傷害。他們可能會在沖鋒時昂首挺胸，忽視了敵人火力的威脅，進而增加了自身在戰場上的風險。
這種情況的存在，反映了當時軍隊文化中存在的一種沖突：一方面，強調英勇無畏、犧牲奉獻的英雄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實際戰場的殘酷現實要求士兵必須具備足夠的生存技能和靈活應變的能力。這種沖突導緻了在某些情況下，士兵們可能會因為過分追求英雄主義的表現，而忽視了實際戰鬥中的安全和效率。
戰後的反思和總結中，這一問題成為了軍隊訓練和文化建設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軍隊上司層開始意識到，要在強調英勇無畏的同時，更加重視對士兵的戰場生存技能和靈活應變能力的培養。這包括如何在保持攻勢的同時，有效利用戰場上的各種條件進行掩護和僞裝，如何在維持高昂戰鬥意志的同時，保持足夠的謹慎和警覺。
随後，軍隊訓練中開始強調“智勇雙全”的理念，即勇敢不是簡單地無視危險，而是在充分認識到戰場危險的基礎上，通過智慧和勇氣共同克服困難。這種理念的轉變，旨在培養一種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英雄主義，不僅僅是在身體上的勇敢，更包括在心智上的堅定和聰明。
李鋼.1979對越自衛反擊戰決策内幕[J].檔案與社會,2010(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