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春天的东南边陲，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正悄然铺开。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星空被浓厚的云层遮蔽，视线中只能依稀辨识出前方密集的丛林。几十年来，这片土地见证了太多的风云变幻，而此刻，它又将成为一个新的故事的起点。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有一群身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正悄悄地穿越密林，他们的目的地是敌方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些士兵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被派遣进行特殊任务的精英分队。然而，这支队伍的每个人的头盔上都明显地标志着一颗红星，这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这种几乎违反所有隐蔽行动常识的行为，却在当时看似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常态。
战术与训练上的不足：实战意识的缺失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军事行动，旨在回应越南的侵略行径，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性。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以坚定的意志和勇敢的行动，展现了不可动摇的国家荣誉感和对敌之勇。战场上的硝烟虽然见证了英雄主义的壮举，但同时，战争的残酷也暴露了军队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部分部队在执行进攻任务时表现出明显的实战训练不足，尤其在战术布局和兵力部署上的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进攻行动时，部队队形密集，特别是在狭窄的山地和丛林环境中，士兵们紧密地排列在一起，以至于一旦遭遇敌军的炮火攻击，就会造成较大的伤亡。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在平时的训练中，对于分散行动、灵活机动的战术要领训练不足，部队在遭遇突发状况时往往本能地选择集结力量，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攻势。然而，这种做法在实战中往往适得其反，特别是在敌方已经预设好防御和伏击的条件下。敌军的炮兵和机枪火力能够快速有效地锁定并打击到密集的目标，增加了我军的伤亡。
此外，部队在进攻前对于战场环境的了解和利用不足，未能充分考虑到地形对战术布局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对敌情和地形认识的不足，部队在进攻时选择了较为直接的路线，这不仅增加了被敌发现的风险，还限制了机动和突破的可能性。理想的散兵线使用和战场散布，能有效减少敌方火力集中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有效执行。
针对这一问题，部队在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认识到在未来的训练和作战准备中，必须加强对兵力分散运动、灵活机动及利用地形等战术要领的教授和演练。这包括提高官兵对于战场情况快速判断和应变能力的培养，强化小单位作战协同和独立作战能力的训练，以及增强全体官兵对于战术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认识。
防御与伪装的漏洞：明显的红色标识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尽管我军高度重视采取隐蔽行动以降低敌人的警觉性和提高突袭的效果，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细节处理不当成为了影响隐蔽效果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使用具有鲜明标识性的红色五角星帽徽和红色领章时，这些明显的标志在密林或夜色中尤为突出，成为了暴露士兵位置的关键。
这种情形在执行深入敌后的穿插、埋伏等特殊任务时尤为明显。本应高度隐蔽的行动，因为这些醒目的标识而大大增加了被敌发现的可能性。在密林和夜间行动中，即便是微小的颜色差异也可能成为敌方观察力量的线索。在一些情况下，敌方甚至能够仅凭这些不当的标识物追踪我军行动，从而布设伏击或进行炮击，对我军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许多官兵似乎清楚这种危险，但他们仍旧佩戴着这些醒目标识的装备，进行战斗和行动，而未采取简单有效的草木伪装来降低被发现的风险。这种现象的背后，与我军及国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深层文化和心态有关。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红色标识已经成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象征，与国家的荣耀、革命的传统紧密相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象征被深深地植入到每个国人，包括军人的心中。红色，特别是标识性的红星和红旗，被视为勇气、牺牲和革命精神的代表。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即使在战场上，这种象征的重要性也往往被无意识地放在了实际战场需求之上。
此外，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也导致在战争中对于实用主义原则的认识和应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忽视。即便官兵们明白在特定情况下，对于隐蔽性的要求远比象征性的标识更为重要，但在日常行为和决策中，这种认识往往被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所覆盖。因此，即使是简单的草木伪装能显著提高战场生存率，这样的措施也未能广泛地被采纳和实施。
文化与心理的影响：特殊年代的“集体无意识”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在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被描绘成一种理想化、雕塑化的英雄形象——无论是在文学作品、电影、戏剧，还是在宣传画和各类文艺表演中，这些英雄人物总是以一种昂扬奋发、高亢激越的姿态出现，他们的形象和故事被设计来激发观众和读者的爱国热情和英雄崇拜。
这种人物形象的普遍性，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政策紧密相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充满力量感和雕塑感的英雄形象被视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这些理想化英雄的描绘和推崇，旨在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这种文艺创作的特点在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在机关、部队、学校、工厂乃至家庭和幼儿园，这样的英雄形象和故事无处不在，通过书籍、电影、戏剧、挂画以及各种文艺晚会等形式，对人们进行长期而系统的文化熏陶和思想教育。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这些作品不仅塑造了他们对英雄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
然而，这种以雕塑感为特征的英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文艺作品的形式化和理想化，使得这些作品在表现人物性格和情感时，往往缺乏更为复杂和多维的深度。这种形象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虽然在当时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但也限制了文艺作品在探索人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的深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变化，这种单一化、理想化的英雄形象逐渐受到了挑战和反思。人们开始寻求更为真实、多元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反映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这一过程中，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尝试进行创新和变革，通过更加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更加复杂的人物塑造，来呈现更为丰富和真实的战争和人生体验。
这种形式作品的雕刻，也使得军队中普遍存在一种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根植于长期的历史教育和社会文化中。特别是在对待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态度上，军中强调的是一种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形象，这种形象在许多军事训练和宣传中被不断强调和渲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士兵们对于战场上的行为方式有了一种潜在的认知模式：即在冲锋陷阵时要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姿态，任何表现出犹豫或畏缩的行为都被视为懦弱和不荣誉的表现。
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兵们在战场上的实际行动。有的士兵在面对敌人的炮火时，可能会出于潜意识的影响，忽略了战场生存的基本原则——利用一切可能的掩体，灵活机动，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受到的伤害。他们可能会在冲锋时昂首挺胸，忽视了敌人火力的威胁，从而增加了自身在战场上的风险。
这种情况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军队文化中存在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强调英勇无畏、牺牲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实际战场的残酷现实要求士兵必须具备足够的生存技能和灵活应变的能力。这种矛盾导致了在某些情况下，士兵们可能会因为过分追求英雄主义的表现，而忽视了实际战斗中的安全和效率。
战后的反思和总结中，这一问题成为了军队训练和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军队领导层开始意识到，要在强调英勇无畏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士兵的战场生存技能和灵活应变能力的培养。这包括如何在保持攻势的同时，有效利用战场上的各种条件进行掩护和伪装，如何在维持高昂战斗意志的同时，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警觉。
随后，军队训练中开始强调“智勇双全”的理念，即勇敢不是简单地无视危险，而是在充分认识到战场危险的基础上，通过智慧和勇气共同克服困难。这种理念的转变，旨在培养一种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英雄主义，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勇敢，更包括在心智上的坚定和聪明。
李钢.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决策内幕[J].档案与社会,2010(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