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日忙忙隻為饑，才得飽來便思衣。衣食兩般俱豐足，房中又少美貌妻。”這一首民間小詩，形象地洞悉了複雜而真實的人性。
一個人從呱呱墜地到油枯燈盡，會面對無數次機遇和誘惑，也要進行無數次選擇與放棄。
在人生的一些關鍵節點中，一着不慎就可能陷入滿盤皆輸的境地，面對内心中的貪欲，稍不留神就會成為“丢掉西瓜，撿了芝麻”。
在深圳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就曾真實發生過一起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正是因為貪婪，最終品嘗了後悔的滋味。
時代賦予的機遇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歌詞中的這位老人就是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而他在南海邊上畫的一個“圈”，正是日後寸土寸金的深圳。
深圳作為大陸首個的經濟特區，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八十年代，最早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過的溫暖。
在被列為經濟特區之前，深圳還遠不是今天這樣繁華的模樣，那時的深圳不過是一個個荒涼的小漁村，那裡的居民也不過是貧窮的鄉下人。
但時代給予了深圳一個機會，也給予了一代年輕人一個機會，在國家的大力扶持和幫助下，深圳開始了奇迹般的快速發展。
大量外資的進入和無數工廠的修建，讓深圳開始從一個小漁村變為了大陸對外經濟往來的重要視窗。
經濟發展帶來的大量工作崗位，也不斷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年輕人，來到這片土地上，書寫屬于自己的創業傳奇。
這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下，深圳的城市規模也随之不斷擴大，為了讓深圳得到更好的發展，市政府開始了新的城市規劃方案。
由于周邊地區經濟落後，民宅建築基本是農家自建小院，這種房屋顯然不符合現代城市的發展邏輯。
在政府的統一規劃下，許多周邊鄉村被列為拆遷改造區域，由政府通過招投标的方式，委托開發商進行具體建設工作。
八十年代末期，大陸房地産事業正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各家房地産商還在大浪淘沙中，你追我趕的搶奪市場佔有率。
是以，這些開發商為了能更好地取得标書，都願意在拆遷工作中付出不菲的成本，換來更加順利的項目推進速度。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十年時間裡，深圳市的面積快速擴大，一個個小鄉村，也在機器的轟鳴聲中變為了高樓大廈。
那些曾經住在髒亂農村的居民，也乘着深圳發展的列車，住進了光亮寬敞的樓房之中。
除此之外，這些因地産開發而搬遷的居民，往往還能在取得回遷房的同時，再得到一筆不菲的安家費和補貼款。
随着深圳的不斷發展，房産、地産的價格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開發商給當地居民的拆遷款也越來越多。
毫不誇張地講，在當時的深圳農村地區中，接到拆遷的消息就等于聽到了“發财”的消息。
深圳羅湖區的湖貝村，正是衆多對拆遷一事翹首以待的農村之一，從進入九十年代開始，這裡就不斷傳出過拆遷的“绯聞”。
但湖貝村的發展，卻不像衆人所希望的那樣推進，看着深圳其他地區的農村不斷開始拆遷動工，湖貝村的居民無不感到十分焦急。
經過近十年的傳聞與等待，在2002年，湖貝村居民終于得到了一則确切的消息——羅湖區進行拆遷工作。
消息一經公布，立刻引起了當地居民的熱議，大家紛紛暢想着日後的美好生活，讨論着開發商可能提出的賠償計劃。
貪婪付出的代價
從地理位置上看，湖貝村位于羅湖區的中心地帶，在當地開發計劃中，這裡是重點進行拆遷改造的區域。
按照此前的補償水準來看，湖貝村的居民會根據自家宅基地的大小，獲得相應的回遷房以及近百萬元的現金補償。
對于這裡的村民而言，這筆錢顯然是近乎驚喜的意外之财，隻要符合市場行情，欣然接受就能為新生活翻開嶄新的一頁。
但事實上，湖貝村的村民卻并不都這樣想，在一部分村民看來，拆遷是他們“翻身”的唯一機會，必須多索要一些賠償。
是以，湖貝村的改造計劃在初期進展得并不順利，零星的幾戶人家仗着自己房屋占地面積大，紛紛當起了“釘子戶”。
開發商為了確定拆遷進度不受影響，隻能挨家挨戶去協定新的補償方案，在合理的價格區間内，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
幾周時間下來，一些“釘子戶”在看到開發商的誠意後，也選擇了在拆遷合同中簽字。
正當一切都重歸正軌時，一棟自建的三層住宅小樓卻始終不願意進行任何讓步，每天緊鎖着大門，俨然一副拒不合作的态度。
無奈之下，開發商隻好聯系村委會後，經過多人介紹，才終于進入了玉蘭坊31号樓的屋内。
其實開發商十厘清楚房主的想法，幾次拒而不見，無非就是想給自己“造勢”，在談判中提高賠償價格。
已經有了心理預期的開發商談判小組，見到業主後，并沒有選擇迂回問價的方式，而是開門見山地談到了賠償的事宜。
開發商為了能盡快解決“釘子戶”的問題，主動給了房主一個極為誘人的賠償價格：1000萬元。
房主在聽到報價後，頓時感到不可思議。因為湖貝村的其他戶主基本上得到的賠償金額都是300萬元上下，1000萬可以說是誠意滿滿。
但房主并沒有立刻同意這一方案，他知道其他戶主都是在賠償金額的基礎上，拿到了回遷房的名額。
于是，房主提出要在1000萬賠償金額的基礎上，再獲得3套回遷房的名額，才可以簽下合同。
聽到房主這樣的要求，開發商顯得十分為難。一方面這樣的方案的确對他們損失太大，另一方面對其他村民也并不公平。
但考慮到這戶人家已經是拆遷工作的最後一戶，如果不盡快解決問題，很可能會拖延整個項目的開發程序。
幾經思考後，開發商還是決定承擔這些損失，先讓31号樓的戶主在合同中簽字，回遷房賠償可以逐漸落實。
抱着這樣的想法，開發商再次來到了31号樓戶主的家中，原本他們以為此次簽合同已經是順水推舟的事情，卻不曾想戶主又變卦了。
坐在戶主的家中，戶主一邊“泰然若之”地喝着茶水，一邊和開發商說自己的賠償計劃還是不行，回遷房需要至少8套才可以。
聽到這樣無理的要求，開發商認為這無異于是“敲詐勒索”，原本談好的合同又成了一張張廢紙。
但此時，整個湖貝村的建設改造藍圖已經完成，31号樓所在地區是一個重要的居民商業活動中心。
如果不對這棟樓進行拆遷改造，整個建設規劃都會陷入停滞，這一地區也會變為“四不像”一樣的存在。
面對戶主的步步緊逼，開發商陷入了兩難境地，幾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還是決定以大局為重，答應戶主的要求，先完成合同的簽訂。
按照常理來說，31号樓的戶主已經通過各種方式，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化的利益，接下來接受合同内容，搬離這個地方就好。
但事情的進展，卻又一次讓開發商大跌眼鏡。當他們再次拿着合同登門拜訪時，戶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開發商一次次的讓步，讓戶主覺得自己的房子價值非凡，更加不能輕易同意拆遷。再次會面之際，戶主提出了令人震驚的賠償金額：3億！
從1000萬元現金賠償到外加3套回遷房的協商，再到外加8套回遷房的讓步，開發商展現了自己的誠意，也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但開發商的讓步并沒有換來事情的順利進展，相反，似乎掉進了這名戶主不斷得寸進尺的圈套。
面對這項毫無理由的天價拆遷費，開發商終于耗盡了最後一點耐心，談判也正式宣告破裂。
31号樓戶主沒有得到這筆巨額搬遷費，而開發商也不得不開始準備重新設計規劃藍圖，繞開這座三層小樓。
對于開發商的計劃，戶主并非一無所知，在談判破裂之後，他們就聽到了他家的房子不會再拆遷的傳聞。
但31号樓的戶主卻對此不以為然，他堅定地相信自己的小樓面積大、位置好，拆遷計劃無論怎麼變動，都無法繞過這一地區。
随着推土機、挖掘機等大型裝置進入湖貝村，當地的拆遷改造工作也正式拉開帷幕。
31号樓的戶主聽着外面嘈雜的機器轟鳴，自己卻依舊信心滿滿，等待着開發商再次上門拜訪。
但這次31号樓戶主的美夢，卻徹徹底底成為了自己的一廂情願，并且讓他嘗盡了貪婪的苦果。
無理取鬧的結果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湖貝村這個曾經污水橫流、臭氣熏天的破落農村，搖身一變成為了繁華的深圳市居民生活區域。
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一條條林蔭小道環繞其中，湖貝村的居民感受到了新生活的美好，也嘗到了時代發展的紅利。
在這些美麗小區的旁邊，一棟三層的自建住宅小樓顯得格外紮眼，斑駁的牆壁、生鏽的樓梯、殘破的窗戶，依然是幾年前尚未拆遷的模樣。
這棟小樓就是曾經要求3億拆遷費的玉蘭坊31号樓，而這棟樓的戶主最終也沒有等來拆遷的一天。
因為整個農村的改造計劃全部完成，當地的水電管道也随之并入集體管理，這棟小樓失去了基本的生活用水、生活用電。
每當夜幕來臨之際，戶主再也沒有當年坐在陽台“運籌帷幄”的定力，看着同鄉鄰裡在高樓房屋中亮起的燈光，他隻剩下了無盡的懊悔。
當年拆遷時，他不止一次嘲笑其他同鄉沒有見識、不知變通，随便就同意了拆遷計劃，并且認為自己這樣才能争取到更大收益。
如今，他卻成為了整個湖貝村乃至深圳市的笑柄，提起他當年可笑的3個億賠償計劃，大家不知道該笑他愚蠢還是貪心。
自知等待拆遷無望的31号樓戶主，開始将責任推卸給開發商，污蔑開發商拖延協商進度，承諾隻說不做，甚至直接将其告上了法庭。
為了擴大事件的影響力，給開發商施加輿論壓力，戶主還找到了多家媒體機構，向他們訴說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對待”。
看着31号樓惡劣的生存環境，聽着31号樓戶主聲淚俱下地描述，不知真相的記者，在最開始時，也對他們的遭遇感到同情。
為了幫助31号樓戶主解決問題，多家媒體記者找到了開發商，希望他們能出具一份合理的解釋。
俗話說，事實勝于雄辯，31号樓戶主無論怎樣狡辯，也改變不了當年他因為貪婪所作出的決定。
媒體機構在得知事情原委後，也将輿論的矛頭從指責開發商，轉到了支援開發商的角度。
與此同時，法院也開始接受審理他們之間的經濟糾紛，但31号樓戶主除了不斷訴說自己的悲慘生活，拿不出一點有效的證據。
當年他對自己房屋估價3個億的說法，也不過是他自己單方面的無端猜測，絲毫沒有任何現實依據。
最終，在法院審理之下，31号樓戶主沒有得到任何開發商的經濟賠償，還白白支付了訴訟和律師的費用。
31号樓戶主想盡了一切辦法，也沒能找回曾經丢掉的機遇。雖然他們四處央求開發商再次拆遷，但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如今，這座小樓已經依舊停駐在繁華的深圳羅湖區，它就像一個“恥辱柱”一般，提醒着世人貪婪的代價。
玉蘭坊31号樓的戶主也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上，被大家稱之為“深圳最慘釘子戶”，從千萬富翁到一文不值，有時真的隻在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