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準備石核技術”看東亞舊石器研究突破（下）——岑家灣遺址考古揭秘
編者按：放眼全球，了解了同樣是舊石器時代，那些在人類曆史上劃了時代的“石器”與“石核”，制造發展居然有五種不同階段、五種不同技術之後，讓我們再把視線轉回到陽原泥河灣盆地岑家灣遺址，岑家灣遺址究竟發現了什麼·最新研究成果中提到的“準備石核技術”（P r e p a r e d c o r e t e c h n o l o g y）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石器技術？為什麼是泥河灣盆地乃至東亞舊石器研究的重要突破？
本期，讓我們再探泥河灣盆地岑家灣遺址——
“人猿相揖别。隻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千萬别小看“隻幾個石頭磨過”這點“小事”，這裡面蘊含了人類漫長進化路上積攢的智慧。
岑家灣遺址發現了什麼
從1921年至今，泥河灣盆地的考古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作為舊石器時代的代表性遺址，泥河灣盆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中國早期的石器技術，被認為長期停滞不前，處于相對原始的“奧杜威技術”模式。
結合本文的上篇《從“準備石核技術”看東亞舊石器研究突破——石器技術的演進之路》，我們可知，奧杜威技術距今約260萬年左右，代表地點是東非奧杜威大峽谷，生活在這個區域的遠古人類開始能制作出以石核、石片為主體的一套石制品，這些石制品的打制流程簡單，反映了人類石器打制技術萌芽階段的特點。随着時間的推進，漫長的200多萬年裡，石器生産工具的技術在不斷進步，比如阿舍利技術、莫斯特技術、舊石器時代晚期石葉技術、中石器時代細石葉技術，這些技術模式呈特點明顯的階段性、系統性演替，它們本應在泥河灣盆地這個“舊石器時代寶庫”裡均有所發現，但遺憾的是，除了最早的“奧杜威技術”和較近的“細石葉技術”發現較多外，其他幾個代表性階段、技術，基本少有發現。不僅如此，放眼全國，作為舊大陸東部古人類演化的重要區域，大陸擁有衆多的早—中更新世考古遺址，但上述五種模式的階段、技術也很少有所發現。針對這種現象，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假說來解釋東亞地區的石器技術表現，包括東亞存在一定的生物隔離，文化遺失，或人口較少而創新不足等。
假說就是假說，研究還要以實物為證。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古人類石器技術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并強調可能存在的技術創新和環境适應因素。是以，中國早、中更新世石器技術的演化特點、阿舍利技術的出現時間以及現行早期石器技術研究理念的變革等問題，都是學術界長期面臨的科學難題。
這個難題，終于在岑家灣遺址找到了突破口。
1984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調查發現，岑家灣遺址古地磁年代距今約110萬年，曾是古人類活動的密集區。20世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先後開展4次發掘，2019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對遺址進行補充發掘，共出土2000餘件石制品和豐富的動物化石，是泥河灣盆地出土遺物最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之一。除了石核、石片和修理工具等石制品外，還出土了152個石器拼合組，拼合率高達30%，是世界上拼合率最高的早更新世遺址之一，為揭示古人類技術與行為特征提供了重要材料。
這些發現與“準備石核技術”有什麼關系呢？
何為“準備石核技術”
“準備石核技術”最早起源于古人類石器技術演化的阿舍利技術，是阿舍利工業體系中的重要技術元素。阿舍利技術常見的器物組合是手斧、手鎬和薄刃斧。這些大型工具很可能兼具切割、砍伐、挖掘等多種功能，并作為組合配套使用。阿舍利技術是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前的第一個标準化生産階段。
岑家灣遺址古人類所表現出來的同時對石核台面和剝片面的準備技術在阿舍利技術的中期才開始出現，如距今100萬年前的南非“西維多利亞石核”，也是該技術在非洲的例證。針對岑家灣遺址的石器技術特征，研究團隊認為，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具備阿舍利人群的認知水準和技術能力，但可能因為适應泥河灣盆地石器原料和高緯度生态環境等因素而放棄制作大型阿舍利工具，進而生産小型工具，是對泥河灣盆地燧石原料以及生态資源環境的一種适應政策。
簡單來說，對于石器制作，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已有能力進行一系列的“準備步驟”，包括原料選擇、石核台面和剝片面的預制等，能夠生産背面相對平坦的薄石片。工具修理技術方面呈現相似性，能夠對薄石片進行有意截斷，利用其中的一半進一步制作成修尖工具。
為系統揭示岑家灣遺址的石器技術特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理事會曆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實體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學等國内外科研機關聯合開展了系統研究。通過對岑家灣拼合組的石器技術分析和高精度3D掃描，研究團隊系統重建了遺址古人類的剝片技術和工具修理政策。結果表明，岑家灣遺址存在“準備石核技術”（P r e p a r e dc o r et e c h n o l o g y），其表現形式為生産具有一定标準的最終産品——生産背面相對平坦的薄石片。
這不僅是中國最早的石制品拼合研究嘗試，而且是歐亞大陸最早的“準備石核技術”。遺址中還發現了“準備石核技術”各個剝片階段的産品，在修理工具中也發現了單個修理工具，為證明岑家灣遺址存在準備石核技術和工具修理模型提供了更加堅實的證據，有力地支援了岑家灣古人類層級化、标準化和模式化的石器技術，這與之前認為的簡單原始的奧杜威技術、階段有着本質不同。同時，石器技術特征所展現出來的古人類原料管理能力、長序列剝片能力等，均表明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已經具備較高的技術水準和認知能力。
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P NA S（美國科學院院報）雜志線上發表的論文中，作者進一步提出，雖然手斧是阿舍利技術最顯著的特征，但不應限于手斧這樣一種表現形式。在研究過程中，需要轉變觀念，将阿舍利模式了解為具備某些相似生物特征、認知水準和技術能力古人類的技術綜合體。歐亞大陸西部以手斧主要特征的技術是阿舍利技術的一種表現；同時，在對東亞不同環境或原料的适應過程中，古人類在相似的技術能力下發展出一套不同的工具組合。鑒于東亞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舊石器遺址的特殊性，不應該隻以特定石器類型的存在或缺失來定義東亞的早期技術，研究者還要将視角擴充到對古人類生産的小型剝片産品技術特征的識别，及其背後所反映的古人類認知水準與技術能力上。
“準備石核技術”的突破價值
目前，岑家灣遺址是歐亞大陸最早具有準備石核技術的遺址，表明具有與阿舍利技術相似技術能力的古人類在110萬年前就生活在中國北方地區，并發展出了一套與舊大陸西部不同的生存政策和與之适應的技術表現形式，比此前報道的華南距今80萬年的阿舍利技術産品早30萬年。新結果對中國北方早期廣泛存在的小尺寸石制品的研究理念，舊石器時代早期技術的演化與革新，以及東亞地區阿舍利技術的起源與擴散問題等将産生重要影響。同時，該技術在泥河灣盆地發現也對目前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相關技術的争論提供了新的思考。
這些突破行研究表明，作為非洲之外研究人類演化與技術發展的關鍵區域，泥河灣盆地在建構東亞百萬年人類演化和行為發展模式研究領域具有巨大潛力。日後對盆地内古人類資訊的系統研究，将對豐富“東方人類的故鄉”科學與文化内涵，實證大陸“百萬年人類史”這一宏偉畫卷具有重要的科學和現實意義。記者 王宸胤
編輯：帆帆
來源：河山新聞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