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在世界曆史中注定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不凡年份。這一年，各國得以走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巨大陰影，而此起彼伏的動蕩與沖突依然在深刻影響着後疫情時代的全球走向。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王鴻剛從疫後新階段與複雜大變局、目前國際戰略形勢的五大特征、引領全球大勢向好演進三個方面“複盤”世界2023。快來和小i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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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本文約4500字，讀完約10分鐘
2023年在世界曆史中注定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不凡年份。這一年，各國得以走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巨大陰影，而此起彼伏的動蕩與沖突依然在深刻影響着後疫情時代的全球走向——整個世界正在進入全新的未知水域。“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不确定、不穩定、難預料”——人們似乎有理由感慨“真的回不到過去了”。
然而，向好的時代大勢仍在那裡，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曆史潮流依然不可阻擋。縱觀曆史，人類社會的繁榮與凋敝、和平與動蕩、聚合與分散總是周期性上演，挑戰無時不在，而進步從不會停止。
疫後新階段與複雜大變局
新冠疫情可以看作是全球變局的“加速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顯著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與行動方式，更深刻重塑了國家間的競争與合作關系。疫情之前業已存在的國際格局之變、各方戰略之變，以及各國内部與各國之間的利益之争、理念之争，在疫情期間均有所激化或放大。2023年，當各國擺脫疫情困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時，卻發現世界變局的複雜程度大大增加了，大量既有問題繼續發酵，同時又呈現出一些不同以往或意料之外的新特征。概言之，有五個值得關注的方面。
一是分化的經濟态勢。後疫情時代的開啟并沒有帶來強勁而廣泛的全球經濟複蘇，疫後的國際經濟體系更顯支離破碎，高通脹、低增長、弱預期困擾世界經濟，更加強調本國優先、更加重視經濟安全、加緊推進産業轉型，成為不少國家經濟政策的共同原則。由于各國内在資源禀賦不同，耐受地緣政治沖擊的韌性不同，特别是由于各國産業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不同，疫後各國經濟發展态勢日趨分化。美國經濟自2022年開啟加息周期後基本實作“軟着陸”，經濟資料比較好看，但這主要得益于疫情期間數萬億美元的财政救助和以“三大法案”為标志的大規模産業政策。美國激進的貨币政策和産業政策帶來巨大的外溢效應和虹吸效應，成為其他國家經濟複蘇的重大障礙。歐洲經濟瀕臨停滞，其中德國經濟甚至陷入衰退；日本經濟得益于亞洲經濟大環境而勉強支撐；在新興經濟體中，除韌性較強的超大規模國家以及得益于全球産供鍊調整的少數國家之外，大部分國家都存在債務惡化、投資不足、消費乏力的狀況。
二是廣泛的社會困境。在很多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群眾對未來的信心都進一步走低。疫情之前就已長期存在的貧富分化、地區分化和階層對立、内外對立等問題，因疫情沖擊而進一步加劇。尤其是很多國家中低收入階層群眾變得更加脆弱，承受了更多的疫情沖擊，感受到更大的生活壓力。即便在經濟表現“不錯”的美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仍處于脫節狀态。拜登政府極力兜售“亮眼”的經濟資料，群眾感受到的卻是上漲的商品價格和惡化的治安狀況，對“拜登經濟學”認可度很低，對拜登執政認可度也很低，多數群眾仍認為國家走在錯誤道路上。全球範圍内一個較普遍的現象是，底層群眾艱難的經濟處境造成極端思潮更加泛濫和抗議運動進一步興起，疫後不少國家的社會穩定程度都有所下降。
三是擴大的安全沖突。在歐亞，俄烏沖突已持續近兩年時間，陷入膠着的持久戰和殘酷的消耗戰。2023年，俄烏互有攻防但戰場态勢沒有顯著變化，雙方傷亡人數持續攀升。在對沖突性質的定義上，俄羅斯将其上升到反殖反霸高度，美西方則視其為所謂民主與威權體制的對決。在中東，《亞伯拉罕協定》并未帶來持久的和平，反而引發血腥的加沙沖突。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實施瘋狂報複，造成重大人道災難，戰事異常殘酷并一直延續至今。兩場沖突都是冷戰後甚至是二戰後長期沖突的大爆發，并正在引發一系列複雜深遠的連鎖變化，顯著加大了百年變局的演進速度和複雜程度。這些沖突警示人們，這個世界遠未由于全球化而一勞永逸地實作持久和平，熱戰已在發生，大戰的可能性不能輕易排除。
四是大國博弈的調适。疫情期間全球産供鍊紊亂以及美西方“去中”“去俄”的全球産供鍊布局，顯著削弱了大國關系穩定的基礎，增大了大國對抗的風險。其中，中美關系的前景最為引人注目。2023年，面對脫鈎斷鍊短期内無法實作的客觀現實，基于戰略上競争與管控競争兩手并用的主觀考慮，同時也受國内國際各方面的壓力和牽制，拜登政府展現出調整對華關系的姿态，與中國深化接觸對話，探索如何避免雙方競争失控，滑向戰略對抗。中國本着對世界和平負責的态度，積極運籌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及其他各領域互動，以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赢為原則推動建構新形勢下的中美戰略穩定架構。
五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南方”的概念已存在幾十年，過去幾年間驟然成為國際政治流行語，2023年在各種國際場合中被提及的頻次更是前所未有。廣大亞非拉國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主體構成，擴員後的金磚大家庭成為“全球南方”的引領力量。在其更加多元的組成背後，是一種“非西方”的身份認同，表達了開發中國家對國際經濟、政治與安全現狀的集體不滿。這些國家意識到必須實作自立自強，拒絕依附和被動接受，通過自身努力和集體協作來争取合理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日益僵化的傳統國際體制和日益松動的現存國際體系中，“全球南方”的覺醒和崛起成為一股難得的清風、一縷奪目的亮色。
目前國際戰略形勢的五大特征
世界現代化程序啟動以來幾百年間，全球範圍内“治世”與“亂世”的周期性更替愈加明顯，這是東西、南北、左右沖突以及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沖突沖突的必然展現。如今，人類社會又一次進入大時代的風口。長期看，人類邁向更高程度現代化的發令槍已經響起，未來潛力巨大，遠景注定光明；短期看，各種沖突仍在持續爆發，危機出清遠未完成，形勢的嚴峻性隻增不減，未經驚濤駭浪就不可能見到旭日東升。目前國際戰略形勢的特征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是自顧與内顧兩大傾向的蔓延。近年來，一些國家對全球合作的信心明顯下降，覺得國際分工很不可靠，對外交流作用下降，參與合作可能吃虧。這種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可能導緻國際公共産品的供給越來越少，國際合作機制越發松散低效，國家主義和區域主義的戰略理念則可能更流行。這可能表現為多種形式，例如以更多補貼加速推進本國再工業化，以更直接手段保護國内市場，将本國掌握的資源甚至國際公共産品“武器化”，出現更多類型的“小圈子”等等。這是一種一旦啟動就很難停止的惡性循環，将持續削弱現有國際體系的效力與合法性。
二是發展與安全兩大困境的深化。2023年疫後經濟複蘇普遍乏力的狀況大機率将延續到2024年。多數國家很難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協調推進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難度增大，社會不滿情緒可能進一步醞釀，抵制性、破壞性行動或越來越多，治安狀況的惡化和治理成本的增加似難以避免。美歐日等國所謂“去風險化”舉措不僅無法帶來其所期待的産業安全和産業優勢，而且注定使其成本激增。面對日益更新的地緣競争，大國紛紛增加軍費和安全支出，特别是美歐在俄烏沖突中深感軍工産能不足，将加緊強化本國軍事工業，“戰争經濟學”的興起是值得高度關注的動向。
三是極右與極左兩大路線的競争。國家治理存在左右路線之争本是尋常現象，不尋常的是不少國家内部的路線之争在過去十多年來顯著激化，左翼路線和右翼路線的激程序度顯著上升，發展至極左民粹和極右民粹，互相之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各國内部困難增加又苦無良策、治理失據。2024年是全球範圍的“超級選舉年”，70多個國家将舉行選舉，涉及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特别是美國總統大選備受矚目。基本現實是：新冠疫情進一步增加了各國治理之困，各國内部路線之争必然有增無減。基本規律是：疫情期間，各國路線普遍“向左轉”，因為應對疫情需要政府發揮更大作用、更加強調社會公平；疫情過後，右翼路線特别是極右民粹路線可能獲得更多支援，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有可能東山再起，全球或出現更多的“特朗普主義者”。
四是南方與西方兩大力量的博弈。這是全球南北沖突和東西沖突深度糾纏并持續激化的産物，博弈的本質是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之争，博弈的根本是國際秩序尤其是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未來走向。2024年，美歐日等西方國家在其集團内部繼續鈎心鬥角的同時，可能聯手加大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遏壓，企圖維持剝削控制，同時通過拉攏、唱衰、分化、滲透、“卡脖子”等混合政策，分化南南合作，削弱南方集團的整體實力，以更複雜隐蔽手段打擊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南方大國。而“全球南方”國家将更加注重自立自強，特别是在擺脫金融收割和金融訛詐、強化金融主權和金融安全方面意願更加強烈。“去美元化”可能繼續向縱深推進，但同時也面臨不小挑戰。複雜的經濟金融博弈勢必增大國際經濟金融風險，不排除觸發經濟金融危機。
五是關聯與擴散兩大效應的凸顯。盡管對俄烏和巴以兩場沖突勸和促談的聲音進一步增大，但熱戰作為多種沖突的長期累積結果和極端表現形态，一旦爆發通常很難中止，也許隻有各方都筋疲力盡時才有可能轉圜，而在此之前的任何談判、休戰與停火都将十分艱難、脆弱或短暫。戰事的延長必然帶來戰場的拓展，戰場的拓展必然帶來“籌碼”的增加。未來，俄羅斯與西方的角力将在歐亞大陸上持續推進，并可能向域外擴散。巴以沖突也可能向更大範圍蔓延，并與一些國家的内政複雜關聯，因為這些國家内部在“挺以”還是“反以”問題上已陷入尖銳對立。
引領全球大勢向好演進
曆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大勢從未改變。對于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來說，“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這一論斷的含義極為深刻。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是變局加速演進的必然。世界總會有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出現，有時機遇多于挑戰，有時挑戰多于機遇，有時機遇會以挑戰的面目出現，挑戰應對好了便會轉化為更大的機遇。
如今，中國邁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民族複興偉業的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世界現代化程序是衆望所歸。在加速演進的百年變局中，中國擁有難得的戰略機遇和戰略優勢，同時也面臨各種風險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定力和自信，堅定站在曆史正确的一邊，堅守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計天下利，努力把全球變局往好的方向引領塑造。
回顧2023年，在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後，中國在建構新發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方面按下快進鍵，基于目标導向和問題導向而出台的一系列戰略和政策，使高品質發展與高水準安全的基礎更為堅實。為在“新領域”“新賽道”實作“彎道超車”“變道超車”的一系列前瞻性行動，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許多國際有識之士意識到，後疫情時代的中國盡管面臨困難挑戰，但正處于深刻轉型階段，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未來潛力巨大。
作為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國始終将自身發展置于人類發展的坐标系，以自身發展為世界發展創造新機遇。2023年，中國成功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提出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不僅為自身發展開拓更大空間，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更強動能。2023年，中國推出深化對外開放的多項舉措，用實實在在的行動表明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将越開越大，中國真心實意推動建構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的新發展注定将成為世界的新機遇。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也在2023年獲得更廣泛關注和更深刻認同。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這些中國倡議作為世界現代化程序中的重大思想創新，是極為珍貴的國際公共産品，必然将在應對未來世界變局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與本平台無關
原文：破圈了公衆号，2023年12月27日
排版：王鶴穎
審校：馬濤、宮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