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很多人乍聽，估計要握緊拳頭的故事：
7歲的孩子在森林裡不見了，這林中還有野獸出沒，父母會怎麼做？
母親在林邊淡定地“閑庭信步”。
跟警察撒謊提供錯誤資訊，“他隻是下車小便”，跟祖母打電話也在撒謊，“他在我旁邊”，甚至于面無表情，覺得孩子隻是想“報複”她。
更離譜的是。
到了最後她終于向丈夫坦白：
“我承認我内心的一部分，不想找到他。”
這是什麼“惡毒母親”的故事？也難怪，在電影的豆瓣讨論區，有人直接大開“金口”：
隻有我覺得這女的有病嗎？
然而。
等Sir看完電影才發現，所謂的“冷漠自私”不過是表象。
電影說的。
卻是一種扭曲的現實:
懲罰
El Castigo
一部來自智利的小成本電影。
85分鐘一鏡到底，單一場景，連續時空，幾乎全部靠台詞推動劇情。
但卻獲得了去年張藝謀任評審團主席的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在國内引起廣泛共鳴。
原因很簡單：
現代女性所經曆的婚姻與家庭困境。
不隻是國外才有。
01
還是要先說一下這個故事。
如上所述，整部電影說的就是一個7歲小男孩失蹤，通過父母在尋找過程中的争吵，勾勒出父母二人生活狀态的故事。
影片開頭，兩人的态度就截然相反。
父親馬特奧很着急。
闖入林中大聲呼喊，甚至被樹枝劃傷了手臂也不去理會。
他不斷懇求盧卡斯的出現，難過得帶上了哭腔。
而母親安娜呢？
堅持認為這是頑劣兒子對她實施報複的小小惡作劇。
她毫無耐心地吆喝着兒子别鬧了，打開平闆遊戲，許諾隻要兒子立馬出來，就可以玩一整個下午。
而當父親堅持要報警時。
母親先是拒絕，後是跟警察謊稱兒子下車是因為想小便，試圖隐瞞她與兒子的争吵和對他的懲罰。
看上去，馬特奧是溫柔負責、關心孩子的父親。
而安娜則是一個自私冷漠、過分嚴苛的“壞媽媽”。
但。
請注意兩個細節。
一個是父親在找兒子，接到電話後傳回路邊去見警察。
他并沒有順着路走。
而是穿插拐進了一個枝蔓橫生的樹叢，并不小心劃傷了手臂。
為什麼？
如果你深究一步就會發現，馬特奧是個很在乎自己“好父親”形象的人，對這種形象的在意，放到“兒子失蹤”這樣的情境下，便尤其明顯。
甚至外化為一種“犧牲精神”。
比如故意走不好走的道路，比如明明很冷但還是拒絕穿上外衣，他需要向“旁人”證明，他對孩子的愛，是超過對自己的關心的。
也正是如此。
你會發現他考慮的一直是對自己的影響，而幾乎不會考慮妻子的感受。
經常下意識地暗示：
是你搞砸了。
另一個細節則是來自母親，有一段情節是她說發現了兒子還帶着她送給他的書。
于是嘴角露出了難得的微笑。
為什麼會笑？
其實是覺得有被認同的安慰。
通過夫妻二人的對話，我們知道他們的兒子比較特殊，被學校心理學家确診為注意力缺陷障礙。
非常聰明、好動、蔑視權威。
而此次失蹤的原因，也是因為兒子想下車拍照，父母不允許，于是他大吵大鬧，差點釀成車禍，最終母親無奈決定“吓唬”他，将他抛下。
她并不是不愛這個孩子。
隻是長久以來的負回報讓她筋疲力盡，她唯有讓自己堅硬起來，才能熬得下去。
是以當馬特奧向警官坦白事情經過時，鏡頭不斷逼近安娜的臉。
她此前一直維持冷靜的表情此時逐漸崩潰，最終流下了一滴眼淚。
沒錯。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瘋母親”的故事。
但其實，它已經清晰地展示出了當下普遍的，家庭權力結構的沖突。
02
《她們不是唠叨，隻是受夠了》一書提到，社會文化的規訓讓女性将家庭與個人成敗聯系在一起，而男性的成敗大多隻與工作相關。
這看起來有點極端。
卻是當下婚姻家庭的普遍現狀。
影片中的夫妻二人都試圖維系這樣的現狀，為此，他們不可謂不努力。
比如父親。
他并非刻闆印象中面目可憎的“壞丈夫”，甚至相當聽從安娜的意見，在家庭中安娜處于主導地位。
他可以因為妻子懷孕而戒煙，也會抽出所有的時間來陪孩子。
理性溫和。
即使非常難過也會安慰妻子說這不是你的錯。
可以這麼說。
他是這個社會标準的“好丈夫”“好父親”的形象，一邊賺錢養家，一邊照顧家庭，你說這樣活着不累嗎？
也累。
可為了世俗意義上的“理想家庭”，他也是全力以赴。
而母親呢？
有了孩子以後她辭去了自己喜歡的雜志社工作，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兒子身上。
不但要照顧他的生活與學習。
還要處理他的一切人際關系。
但。
有時候，即便再努力維持，也會有崩潰的一天。
這世界不是個遊戲。
每一個父親母親，也不是簡單的勞作機器。
而在這個社會裡。
相比于父親看得見的成績（工作），母親看不見的家庭努力更容易被人忽視。
這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就像這個故事裡，作為母親的安娜，看上去在家庭中處主導地位，但屬于她個人自我的部分，卻在漸漸熄滅，被消耗殆盡。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個脈絡：
最初。
她成為“母親”本就是遵守這個社會文化習慣。
一如2008年以色列社會學家奧娜·多納特發起一項是否後悔成為母親的調查，并寫了《成為母親的選擇》一書，在書中采訪了二十三位後悔成為母親的女性。
很多時候，成為母親隻是一種妥協和随波逐流。
她們并沒有真的想清楚。
如今。
在每天的負回報中，安娜變得已經不再是她自己，也不再是馬特奧的妻子。
她的唯一身份，隻是孩子的母親。
母親慢慢從一個稱呼，演變成一個觀念，最後變成一種制度。
而安娜。
隻是在這個制度下機械地扮演一個“好媽媽”。
怎麼辦？
不幸的是，如果要符合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你幾乎沒有什麼辦法。
一個例子。
作為父親的馬特奧一直在和安娜說同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對孩子太嚴。
言下之意，是要她多給予孩子一點母愛。
這是社會主流價值觀。
但安娜是不愛孩子嗎？當然不是，她早已把自己的所有都給了自己的孩子。
隻是愛從來都是互相的。
哪怕是母愛，就像黃阿麗曾經吐槽的那樣，我們也不應該過分苛求，認為這一定得是單方面的無條件付出。
如果沒有适當的回報。
她們也并不能從中感受到快樂。
是的。
所謂“理想家庭”，其實是個很微妙很難把控的秩序。
隻要這其中出現了一點點的失衡，哪怕夫妻雙方都是标準意義上的“好父親”“好妻子”，傾塌，恐怕也就是早晚的事。
我内心深處有一部分不想找到他
永遠不想
這是我第一次敢于承認這點
03
說到這裡，Sir想起上個月，知名學者徐曉宏病逝，其妻子陳朗發表的悼文引起了大規模的轉發與共情的事來。
徐曉宏是極具天賦的學者，而陳朗同樣是一名擁有傑出學術成就和理想的教授。
可在婚後。
當徐曉宏在網絡上揮斥方遒、聊女性主義時，陳朗在管孩子、報稅、理财、做飯。
當伴侶春風得意時，被困在家庭中的女性沉默地尖叫着。
以至于她如此坦言：
這是一個在男權的結構内，卻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男人——這真是一個尴尬的位置。這個位置對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不切實際。男權的結構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潛意識中想讓他——事業成功、養家糊口、揮斥方遒、廣交豪傑，關心國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訴他身體疼痛的時候忍着不去看醫生。但同時，他也感受着、承擔着我的痛苦，卻無能為力。他可能沒有好好想過，曆史上的多數學術大師們背後恐怕不是殷實的家底，就是甘心情願伺候他們、為他們奉獻一生的女人們。
整篇悼文沉穩平實，帶有深刻的哀傷。
陳朗并非在埋怨、控訴丈夫，她的痛是永失所愛，在緬懷和追思中坦誠地剖露内心愛恨。
在其後發表的聲明中，陳朗說明她希望表達的，永遠是“對于結構或制度的怨”。
從古至今規訓着男人何如、女人何如的制度，這或許指向社會的效率與穩固，卻并不指向個體之人的幸福。
在此之下，丈夫與妻子被分化、割裂，彼此間無法了解，橫亘着巨大的溝通壁壘。
是的。
這并非是對某一個體、某一群體的控訴。
它指向制度。
就像《82年生的金智英》曾在整個南韓引起巨大争議。
它看似講了金智英的成長史，但實際上展現的是一張籠罩住整個社會的密不透風的巨網。
在這張巨網之下，無論性别年齡，人人都是無力的盲從者。
或者法國電影《全職》。
朱莉是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努力工作、跨市上班，拼命争取更好的職業機會。
但在周圍人看來，就近找個超市做收銀員照顧孩子才是更好的選擇。
真正的壓力來自于外部。
親戚的閑言碎語、職場的隐形規則甚至過路人的風涼話，都加強着已有的權力分化，把“母親”這一身份牢牢鎖住。
而這些。
一如我們在開頭提到的，有人覺得安娜“有病”的言論，無論中外，沒有差别。
可惜的是。
作為一部探讨這樣話題的電影，《懲罰》其實并未深入下去，它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雖然增加了臨場感，但也局限了影片的表現空間。
大多時候，隻能依靠台詞。
但。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淺嘗辄止反而使得影片有了更多的共通性。
它沒有塑造任何一個壞人（壞丈夫壞婆婆等），也沒有制造特殊身份，即便是孩子，被校醫診斷出注意力缺陷障礙，但沒去過正式醫院的設定，又讓這樣的“注意力缺陷”變得更有普遍性。
仿佛是每個為孩子而頭疼的父母，所面臨的現狀。
是以此時我們再看回這個片名：《懲罰》。
懲罰的是誰呢？
表面上看，可以說是父母對孩子的懲罰，也可以說是孩子用失蹤這件事來懲罰父母。
但真正被懲罰的。
其實是母親這樣一個身份。
就像片尾。
孩子被找到了，馬特奧立即跑向兒子噓寒問暖。
而安娜，站在原處，無言地注視着。
她被模糊成一個暗紅色的前景，再次被忽視和遺忘。
面對被找回的兒子，不知她究竟是喜還是悲，但可以知道的是：
這場身為母親的懲罰無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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