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岡留 原名叫今村善鄉，1914年生于北海道一個鄉村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姊妹5人。北海道中學畢業後,進入北海道大學地質專業學習，初通中文,喜歡唐詩。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他的哥哥應征入伍來到中國；他也到了僞滿洲國長春地質調查所（大同科學院）工作，後入伍參加日本侵華日軍。
1937年10月14日，日軍占領歸綏（今呼和浩特）。他随日本侵華日軍駐防歸綏城，日本侵略者為了掠奪占領資源，福崗留負青偵探歸綏等地的礦産資源，1938年被八路軍俘獲經教育投身日本反戰同盟，擔任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日語翻譯兼中共綏遠省委機關副官。
1941年末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中共綏察邊區委員會（原中共綏遠省委）追認其為革命烈士。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把什村後的青山烈士陵園裡與内蒙古第一批共産黨人，著名抗戰英烈賈力更（康富成）等烈士墓一起的有一座特殊的烈士墓，潔白的墓碑上刻着“烈士福岡留之墓（日本籍）”，這位日本人是中國的烈士，這其中有一段大青山抗日根據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難忘感人的故事......
......“抗戰時期中共綏遠省軍事部長、八路軍120師（綏察）獨立二支司令員于占彪在教育參與了侵華日軍被俘佐官福崗留，使之參加抗日隊伍，釋放侵華日軍被俘波邊中佐，促其參加反對戰争的工作。
福崗留（原名今村善鄉）-日本福崗人，日本北海道大學地礦專業畢業，精通漢文。
1936年被派遣到中國東北的長春地質調查所供職。1938年被征召随日軍來到了厚和特别市（今呼和浩特市）任少佐。他和另一名日軍在呼市北郊紅山口溝内采集礦石标本時，被八路軍遊擊隊俘獲，交給了中共綏遠省委,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司令部。反日工作中，我黨從業人員列舉出鐵的事實，讓他看到了法西斯日本發動的這場侵華戰争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正直的今村善鄉從此參加了反戰同盟，改名福崗留，成為了八路軍大青山唯一的日籍抗日戰士。曾動員他到八路軍的總部延安工作，他認為他對大青山地區的日軍情況更為了解，大青山抗戰更需要他，他堅決要求就地工作。今村善鄉擔任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日語翻譯兼中共綏遠省委機關後勤副官。
福岡留工作中他發放後勤物品時節儉從事；他把不能穿的衣服收集起來，扯成布條，搓成布繩，編成鞋，發給戰士，耐穿而且舒适；他采集山上的草藥，炮制成藥，戰士們有個頭疼腦熱，一喝就好；他還采集山上的山茶，經炮制後供戰士們和當地百姓喝，被當地軍民命名為“福崗留茶”。他工作之餘的唯一愛好就是采集礦石标本。他說：将來這個大大有用......。
1941年末因病去世。
中共綏察邊區委員會（原中共綏遠省委）、八路軍大青山支隊追認為革命烈士。
渡邊-日本長崎人，商人出身。八路軍俘獲的另一名日本中佐軍官，他十分想念親人，并請求釋放。福岡留（今村善鄉）把這個情況向中共綏遠省委,八路軍大青山支隊作了彙報。考慮教育宣傳反戰的目的，發還了他的武器，把他釋放了。渡邊在薩拉齊遇到了八路軍的偵察員，他掩護偵察員到僻靜處，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請求偵察員代他向八路軍首長和福岡留（今村善鄉）問好。”......
摘自：《于占彪史話》
左三：于占彪司令員與内蒙古自治區黨委、人大常委會負責同志八十年代在日本人福岡留墓悼念當年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他國的日本戰友福崗留……
于占彪書：“福崗留烈士永垂千朽”紀念。
父親重返綏蒙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照片……
1986年10月15日,抗戰時期任中共綏遠省委書記兼任八路軍綏察二支隊政委，原濟南軍區政委、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白如冰為紀念福岡留，專門題詞：
“國際和平戰士、日本反戰同盟盟員福岡留烈士，為了中日友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争,在内蒙古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和我們并肩戰鬥,不怕苦、不怕死，為抗日鬥争獻出了他的寶貴的生命。福岡留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土默特左旗青山烈士陵園
福崗留的故事：
一、被俘、轉變、加入
1938年，一支日僞軍闖入呼和浩特東北方大青山奎素溝掃蕩，結果撲了空。敵人不敢在山裡過久停留，就立即傳回了據點。但是，有兩個日本兵卻離開隊伍，手拿一把小鐵錘，在岩石間這兒敲敲那兒打打，像是在尋找什麼，神情很專注。八路軍遊擊隊發現了情況，一直監視着這兩個日本兵，派了幾個人悄悄迂回過去，把他們抓住了。
後來，其中的一個日本兵在随八路軍行軍途中，因病重留在地方，不久就死了，另一個日本兵叫福岡留。這次在奎素溝，他們是在采集岩石标本，尋找礦石，結果被俘虜了。福岡留被押送到萬家溝時，對八路軍很敵視，問什麼他都不說，有時甚至要對看守人員動拳頭。原來他是企圖以此激怒八路軍，希望把他處死。但是他求速死，八路軍卻要把他争取取過來，是以任憑他怎麼咆哮，八路軍都和顔悅色地對待他。另外在生活方面也給他以優待和照顧，八路軍戰士隻能吃小米，卻給他吃白面。
這樣過去了幾天，他感覺八路軍不像日本軍官對他們講的是“魔鬼”、“共産共妻的土匪”，漸漸地有了理性的認識和考慮，态度冷靜了一些，不過思想還沒轉過彎來，态度仍時好時壞。一天，綏西行署專員楊植霖找他談話，得知他能聽懂一些漢語，便一字一句地給他講八路軍優待俘虜的政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陳述中國人民的苦難。這次談話使福岡留内心産生了很大震動，但還是不服，說:“你們是胡匪，偷偷摸摸的幹活兒!”。
見福岡留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轉變，于是八路軍大青山抗日支隊安排負責對敵政治宣傳、策反及情報收集和分析的敵工科長與他進行了一場“筆戰”。
敵工科長在紙上寫了:“八路軍是英雄,日寇是狗熊。我們用繳獲的日本武器武裝起來，消滅日寇。”
“日寇”兩個字激怒了福岡留，他在紙上寫了唐朝王昌齡的兩句詩:“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他是在借用唐詩中的“胡馬”比喻八路軍騎兵，由于受軍國主義教育，在他心目中，八路軍是胡子（土匪）。
敵工科長針鋒相對地寫道:“龍城飛将遍中華，豈容倭寇度陰山。”福岡留看了無字可對,雙手向後一甩,躺在炕上,扭過頭去不理敵工科長了。
敵工科長又在紙上寫:“福岡留先生，我不跟你開玩笑了，你不要再小瞧中國人！你要做一個文明的人！”福岡留看了紙條坐起身來，仍然不說話也不寫字。
“你難道一定要為日本軍閥、财團犧牲不成?”敵工科長又給他寫了一個紙條。
“我忠實日本國，但我最恨軍閥财團！”福岡留在紙條上批了兩句。
“你是有知識的人，為什麼來中國為侵略者服務。你現在被俘了,如在戰場喪了命，死在異國多不值呀！”
這次筆戰以後，福岡留的态度比以前有了很大變化。後來就開始閱讀大青山抗日支隊給他的“在華日人反戰同盟”（一般簡稱“反戰同盟”）編印的日文小冊子，也逐漸開始和抗日支隊的指戰員交談。
此後，福岡留又開始閱讀八路軍的紀律規定等檔案和《論持久戰》。在八路軍官兵的耐心教育下，他逐漸接受了革命道理，從軍國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開始認識到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争是錯誤的。他向八路軍官兵學習漢語，進步很快。
經過學習，與八路軍官兵相處及細心觀察，福岡留看到這個部隊有朝氣、不怕苦，最後一定能夠取得抗戰勝利。一天,他來找敵工科長，要求對他以“同志”相稱，不要再給他優待，和大家吃一樣的,一起生活起居。他激動地說:“你們都是善良的人，給我吃好的我心裡不安，我要為你們做事!”
大青山抗日支隊司令部研究後決定，吸收他參加八路軍，擔任根據地上司機關後勤副官，負責物資保管和供應兼作翻譯。
二、工作、病逝
福岡留參加八路軍工作後，他把大青山根據地每一項工作都看作是自己的事業，盡心盡責，一絲不苟地去完成。
他接收和分發物資總是嚴格照章辦事。例如，按規定，每盞燈每晚三錢燈油，他總是照數發給，首長、戰士概不例外。他知道根據地物資奇缺，因而處處注意節約，蠟燭和肥皂，要切成三份才發下去,并告誡同志們“浪費的不要”。
據曾擔任歸武縣八區區長郝秀山回憶，1939年七、八月間，綏西工委在萬家溝（大溝）舉辦幹部訓練班，因學習班人多，房子少，組織就安排他和和福岡留在一個炕上住了20多天，兩人無話不談相處得非常好。福岡留還教郝秀山學日語，教唱反戰同盟編的日語歌曲。
郝秀山回憶說，看到福岡留每天親自為炊事班用秤量小米、油、鹽,不多不少按人頭配置設定，如果增加人得向他報告；發放物資都按制度執行，每天晚上發蠟燭，“大首長給1支，二首長（其餘幹部）給半支，小小的通通三分之一（普通戰士每間屋）”，用完就不再發了。郝秀山想看書，再三要求多發半支，但福岡留就是不給。郝秀山說，“你很負責任，就是太機械了”。福岡留說:“你的不懂，抗戰日子長呀，什麼都得節約用。我定的辦法我不遵守不行。”
有一次，郝秀山問他:“你是日本人，你真心同我們抗日嗎？”
他不大高興地說:“你不信任我,但你的長官信任我！我愛我的祖國,但我反對日本派兵侵略别國，這也是日本人民的意願。”他還拿出一份報紙指着上面說:“我們日本人有反戰同盟組織，我已成為其中的一員。”
郝秀山高興地說:“那我們是真正的朋友了!”
1940年秋，在一次反“掃蕩”中，敵人已很迫近，機關迅速轉移，他卻不顧危險，硬是把物資堅壁妥當，然後才追趕隊伍。他說:“命小小的，抗日物資不能丢!”
土左旗萬家溝老農李懷恩曾經在回憶中說:“福岡留辦事可認真呢，那年我17歲，每天給八路軍打柴，隻能背七八十斤,每次他要過份量，我要他多記一點，他說:‘80斤就是80斤'。我們還在一起摔跤,關系很好。”
艱苦環境中，福崗留也是想方設法克服困難。當時軍鞋短缺。萬家溝李掌才老人回憶:“他把破衣裳拉成布條條，搓成繩子，再編成草鞋樣的布鞋，爬山很得勁。人們也照他的方法編布草鞋穿。”大家說，穿上福副官的鞋比“老三順”還得勁。
他還采制草藥，治療同志們的傷風感冒，效果很好。他看到機關人員經常熬夜，便采制了一種山草茶，送給大家提神。這種茶别有味道，軍民親切地稱之為“福崗留茶”。
福崗留竭盡全力地工作，還想着中國人民的未來。他是學地質的，一有空便采集礦石标本，常對同志們說:“大青山金砂、煤炭、雲母，寶物大大的有。勝利後開發，價值大大的!”
1941年末，艱苦的生活使根據地的許多同志得了傷寒病，福岡留不幸也傳染上了這種病。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組織上雖然全力搶救，但終因醫治無效，1941年冬的一天，福岡留病故于萬家溝衛生隊。
為了今後便于尋找，根據地的同志們和老百姓含着熱淚把他安葬在一座山坡前的大樹旁邊。
福岡留病逝的消息傳到延安，反戰同盟議長森健先生在一次集會上沉痛地宣布：我們反戰同盟盟員福岡留在綏遠抗日根據地犧牲了!
三、身世、後事
福岡留在大青山抗日根據地參加工作的短暫幾年裡，以他的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和樂觀善良的性格，在根據地的幹部戰士及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令人難以忘懷的美好印象，人們一直懷念着他。
人們對福岡留烈士在日本的詳細情況一直不太清楚。他生前曾和郝秀山等同志簡單地談起過他的家世,說他是學地質勘探的，家中有父母，沒有結過婚，是從大學被征入伍的。還說他的家鄉是在日本最北邊的地方,和大青山的氣候差不多，叫北海道。
為了弄清楚福岡留的身世，1984年，早年留學日本的内蒙古博物館館長文浩先生委托他的日本好友，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大塚和義教授協助調查福岡留在日本的有關情況。大塚和義教授将文浩先生提供的福岡留在中國的的經曆及有關情況，通過日本共同通訊社記者登載在日本《北海道新聞》、《神戶新聞》等20多家日本地方報紙上。
消息刊登後，許多日本群眾紛紛提供線索，經過比對，其中一條與福岡留高度相似，大塚和義教授想方設法搞到了那個疑似福岡留的人的照片，并寄給文浩先生，請“中國與福岡留共同生活、并肩戰鬥過的人辨認。”
文浩先生收到信件和照片後，把照片印了若幹份，寄給了當年和福岡留一起工作、戰鬥過的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上司白如冰、楊植霖、李維中、郝秀山等同志。他們都說照片很像福岡留，并深情撰文章緬懷福岡留烈士。大青山抗日根據地萬家溝當年和福岡留一起生活過的老人，見過照片也異口同聲地說就是福岡留。
▲抗戰期間任綏西地委書記楊植霖給文浩的回信：
“......
一九三九年夏中共綏遠省委和綏西地委都在萬家溝，公開對外隻用綏西專員公署。福岡留在機關任副官，一次敵人掃蕩福崗留失去聯系，還又找回機關。忠心願抗日勝利，後來不幸傷寒去世了末留可惜……。
楊植霖
根據大塚和義教授提供的資料，福岡留原名叫今村善鄉，他1914年生于北海道一個鄉村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姊妹5人。中學畢業後,進入北海道大學地質專業學習，初通中文,喜歡唐詩。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他的哥哥應征入伍來到中國；他也到了僞滿洲國長春地質調查所（大同科學院）工作，不久入伍，随軍來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區。
土左旗李掌才、李恩懷兩位老人還回憶說,福岡留在收購他們的柴草時，在收條上簽名“今”，拿上簽名“今”的收條，就可到後勤機關領取報酬。這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福岡留就是今村善鄉。
解放後，黨和政府将福岡留烈士的遺骨重新安葬在土默特烈士陵園，即現在的土左旗大青山烈士陵園裡。溫艾才、李掌才、李恩懷幾位老人還将他們珍藏了40多年的福岡留烈士的遺物，包括軍用飯盒、地質錘及制茶、制藥的草木标本、礦石等通過文浩先生捐獻給博物館，現這些珍貴的文物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文章來源作者：草原神山
參考資料：
《北方新報》，佚名文章《福岡留：棄暗投明的日籍八路軍烈士》。
《檔案與社會》2009年第4期，高培萱《“日本八路”福岡留》。
199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土默特志》（上）。楊植霖、郝秀山有關回憶文章。
注：
1939年11月7日，由杉本一夫（前田光繁 ，日本籍）在山西省遼縣（現為左權縣）麻田鎮發起建立了華北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反戰組織在經過了華北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演變壯大後，到1945年8月，共發展建立了2個地方協定會、4個地區協定會、20個支部，盟員達1000餘人。
通過向日軍開展政治宣傳攻勢，主要形式有陣前喊話、散發傳單、張貼和書寫智語以及寄送慰問信和慰問袋等，在瓦解敵軍、削弱其戰鬥意志等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從1939年7月反戰組織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戰争結束，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部分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獻出生命的。
日本人反戰同盟抗戰勝利後逐漸自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