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封面為設計草圖，待調整加工後以正式出版物為準）
在守正中創新
——《說部新說：中國叙事文化學探微》自序
學貴創新，這句話廣為人知，但如何去做到創新，卻可能有多種答案。三十年前，鑒于百年以來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沿用來自西方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要範式研究與中國叙事文學故事類型産生龃龉的實際情況，我提出了以故事類型研究彌補解決這一瓶頸的中國叙事文化學研究方法。在開始思考提出并實踐這種方法的時候，我更多考慮的是很多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像如何去選題，如何去搜集文獻，如何對故事類型做文化分析等等。随着叙事文化學方法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實踐中的不斷深入了解體會，逐漸開始從内部和深層來了解認識叙事文化學的學理所在和學術價值，尤其是所謂叙事文化學學術創新的内涵和實質究竟何在。
初次接觸知曉中國叙事文化學的人，在沒有全面深入了解叙事文化學全部深層内涵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對其産生一些誤解。這些誤解的共同點，就是從完全“西化”的角度來了解認知叙事文化學。比如，有些人在沒有全面了解認知的情況下，憑主觀臆測，把叙事文化學想象為上世紀八十年代那種生硬照搬西方研究理念方法的“野狐禅”；也有人從“中國叙事文化學”這個名字上望文生義，将名字中“叙事”二字想當然地從西方叙事學的角度了解中國叙事文化學的自身内涵和學科隸屬。換言之，就是把中國叙事文化學了解為采用西方叙事學的基本理論架構來進行中國叙事文學研究的一種“西體中用”方法。因為這些誤解，促使我本人逐漸對自己構想的中國叙事文化學進行深入反思和學理分析。考量的重心就是：中國叙事文化學到底是姓“中”，還是姓“西”。如果是姓“中”的話，它又是如何做到，或者怎樣才能證明的？思考的結果大緻如下：
從提出學說方法初衷的主從關系看，思考提出中國叙事文化學的初衷，不是為了拿着一種西方學術理念範式，來中國的文獻材料中檢索遴選符合其理念範式的材料，證明其理論體系的科學和普世。恰恰相反，提出并實踐中國叙事文化學的第一需求，是要解決中國古代叙事文學領域來自西方沿用百年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在面對故事類型研究時所出現的窘迫無奈情況。也就是說，作為由多種文體和諸多作家作品構成的叙事文學故事類型，用傳統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來操刀剖析，隻能因其方法所限将其按文體和作家作品割裂。故事類型需要根據自身的形态特征來尋找相應合适的研究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為故事類型尋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如同為某個既定研究目标去立項招标物色施工隊伍。在這裡，被服務的主體是作為中國叙事文學主體形态的故事類型，而用什麼方法來為這個主體來服務，顯然是處于備選的客體位置。是以，無論是叙事文化學參考借鑒的來自西方的主題學，還是被某些學者誤認為與叙事文化學關系密切的叙事學，都是作為（或是可能作為）參與為叙事文學故事類型主體招标施工的中選方而已。他們與故事類型的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那麼，看起來外國學術色彩很濃，創新意識很強的中國叙事文化學，其内在本色仍然還是中國叙事文學故事類型這個根，這個充分展現中國文學本色本質的“中”。吸收借鑒來自西方的各種方法理念，其目的是為中國叙事文學故事類型這個根來服務的。是以它是為了守住“中”而創“新”的。
從采用具體方法的步驟程式上看，中國叙事文化學仍然還是恪守中國學術本體的創新方法。由于叙事文化學發轫于對叙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的量身定做設計，是以其具體步驟程式均服務于故事主題類型研究的需求。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從學術研究方法的範式淵源關系看，中國叙事文化學的範式體系大緻來自西方主題學研究。這似乎容易給人套上西方馬甲的印象，但比對分析之後就可以看出它的“體用”歸屬。除了中國叙事文化學之外，主題學研究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運用還有兩種方式，一是恪守主題學本身的民間故事研究領域，用“AT分類法”對中國民間故事進行故事分類和類型研究。如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主題索引》，以及相關具體主題類型研究等。需要明确的是，主題學對民間故事所做的分類層級不是最具體的個案故事，而是若幹具體個案集合而成的二級機關。如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主題索引》第二類“一般的民間故事”第301F【尋寶】，該類的描述是:“英雄下到洞裡或下山崖去取貴重物品，但是寶物被吊上來之後，英雄反被留在那裡。”在這個類型下，作者列舉了從16種文獻材料中搜集的同類具體個案故事。這16種個案故事是第一層級，而“尋寶”則是第二層級。主題學關注的重心在第二層級；二是借鑒吸收主題學的研究精神，從比較文學角度對中國抒情文學進行主題意象研究，如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等。相比之下，民間故事研究算是純正的主題學研究，是完全的“西體中用”。抒情文學的意象研究已經對主題學研究的本體有所動搖，已經把用于民間故事領域研究的主題學方法，移用于中國古代抒情文學領域。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但在主題的規模層級方面，它依然與原始的主題學基本保持同步，即采用第二層級意象主題的攝取視角。與之不同的是，中國叙事文化學所采用的主題分析，不是從第二層級的意象層面，而是從中國叙事文學的基本底層組成機關——個案故事類型來進行。之是以如此，就是因為作為中國叙事文學的基本構成機關的故事類型，本身是一個獨立而又包容若幹文體和各種主題演變軌迹的文學現象機關。隻有把主題焦距鎖定在這個位置，才能正确打開故事類型的深層主題内涵，進而正确揭示出不同曆史多種文獻材料構成的故事類型的不同形态變化中所展現折射的文化主題變異情況。是以，以個案故事類型為基本主題研究機關的中國叙事文化學，雖然借鑒了主題學的範式規則，但它在主題機關方面的調整改變，正是展現了它“以中為體，以西為用”的守中原則。
其二，從學術研究的具體操作層面的學術淵源來看，中國叙事文化學從故事類型研究的需要出發，在文獻材料搜集工作中，努力奉行“竭澤而漁”“一網打盡”的原則。這個原則的基本内涵是：對于故事類型相關的任何文獻材料，不設任何門檻。凡是該故事類型所涉及的任何材質，任何形式，任何内容，任何載體材料，均在搜集挖掘之列。這個方法與主題學的原始設定有所不同的是，主題學設定的攝取層級是第二層級，而第二層級下的第一層級故事總數實際上是一個有待發現補充的未知數，是以“尋寶”這個類型下到底有多少第一層級故事，還不能最後确定。這樣也就決定了主題學第二層級類型的文獻搜集不能以窮盡為目标。而抒情文學的主題學研究所關注的仍然也是由若幹第一層級作品組成的第二層級的意象主題，如“黃昏主題”“複仇主題”“負心主題”下面，均由若幹第一層級作品構成。但每個主題下面到底有多少第一層級作品，仍然與民間故事的主題學研究一樣，沒有窮盡文獻的目标設定。中國叙事文化學與它們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不是以第二層級為焦點鎖定目标，而是第一層級的具體個案故事，如“孟姜女故事”“王昭君故事”“西廂記故事”等等。因為第一層級的具體個案故事目标範圍明确，要想對其作出深刻的文化意蘊挖掘總結，就必須以地毯式的全面覆寫方式，窮盡其文獻材料。這種方法的學術淵源，則正是從漢代的古文經學，到清代乾嘉學派的嚴謹考據學傳統。梁啟超将這個傳統總結為“集千萬本”，而中國叙事文化學提出的個案故事類型文獻搜集“竭澤而漁”“一網打盡”理念，也正是“集千萬本”這個傳統的具體落實。是以它無疑是正宗中國傳統治學方法的傳承。同時，在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内部，叙事文化學的這種方法也是一個突破和發展。關于古代叙事文學的個案故事，從趙景深、胡士瑩等老一輩學者開始，就有過戲曲小說同源關系研究的諸多成績。從文獻搜集的角度看，這個方法與叙事文化學個案故事的文獻搜集有某些相似之處。但也有明顯不同。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在關注中國古代叙事文學中同一故事主題類型的不同文本演變情況；不同之處在于，前輩學者的戲曲小說同源關系研究，其文獻材料搜着主要限于小說戲曲和相關史傳筆記等，其他管道文獻涉及較少。中國叙事文化學個案故事文獻搜集的覆寫範圍更加廣泛和深入。從這個意義是上看，叙事文化學研究針對傳統戲曲小說同源關系研究，的确又是一個突破和創新。
從提出學說的學術史作用來看，叙事文化學又是倡導“中體西用”學術傳統複歸的認真實踐。二十世紀以來，随着西方文化和學術迅速進入中國學術哥哥領域并成為主導範式，在整個中國學術界形成了以西方學術範式為主流的學術氛圍。這個過程一方面把西方學術文化的精髓傳入中國，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短闆和不足，逐漸成為百年以來中國學術的主流；另一方面，來自西方的學術範式中的某些與中國本土研究對象不合榫的部分卻因為其主流地位而被忽略。百年以來，西方主流學術範式在中國的正面效應已經基本完成實作，其與中國本土研究對象的不合榫部分應該受到關注重視，并尋找改進解決的方案了。中國叙事文化學也正是希望能從這個意義上來擔負起應有的學術曆史使命。從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的學術曆程看，在明清之前，基本隻是零散研究，缺乏規模和體系的研究。明清時期小說戲曲的盛行繁榮，孳生和推動了小說戲曲研究的規模和體系。其主要研究範式是評點研究。評點研究雖然形成了規模體系，但受取材和方法局限，所涉研究領域也相當有限。二十世紀起，來自西方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逐漸取代以往的叙事文學評點研究，成為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的主流。從積極的方面看，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确有以往評點研究所不具備的對于中國古代叙事文學體制和内涵方面挖掘方面的覆寫廣泛性和探索深入性，也極大推動了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與國際接軌的曆程。但是，随着百年學術運作，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與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研究對象之間的某些不合榫之處也逐漸開始浮出水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它與中國古代叙事文學的重要形态樣式——故事類型的龃龉。因為故事類型是由若幹種文體和作家作品組成，而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隻能研究故事類型中與自己對應的文體和作家作品，忽略其他文體和作家作品。這樣也就把故事類型的整體無形中肢解和割裂了。而叙事文化學的故事類型研究，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對故事類型的所有文體和所有作家作品進行全方位的覆寫研究，進而彌補和解決了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面對故事類型的短闆和缺失。這一方面固然是解決了中國叙事文學本身故事類型研究的瓶頸障礙問題，但是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這個做法本身也正是在研究範式方面由“西體中用”到“中體西用”的回歸。它啟發人們，20世紀以來統治中國學術的西方範式，到了應該反思檢討，找回自己的行走方式的時候了。
本書所收文章，為三十年來我本人關于中國叙事文化學研究的全部精華文章的彙集，内容涉及關于叙事文化學的學理思考，到方法介紹，乃至個案解析和總結回顧等。這些文章應該是以上三點思考的具體示範和表述，同時也應該算是我本人關于中國叙事文化學研究的全面總結。
筚路藍縷，慘淡經營三十年之後，我終于有勇氣把全部精華文章結集出版，這勇氣雖然來自三十年不懈努力并小有收獲的一點底氣，不敢妄自菲薄。但同時也抱有一份忐忑和一份期待。忐忑的是，盡管我本人已經為之摸索實踐了三十年，但它能否成為一種科學的研究體系範式為後人所沿用，我也還是不敢笃信無疑。因而特别期待的是，倘若學界同行和專家學者能夠不吝賜教，惠我真知灼見，則為自己三十年的努力感到幸運和感恩。
甯稼雨
2023年1月15日初稿，2023年12月7日改定
（本文發表于《博覽群書》2024年第一期，該書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