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對改革開放的曆史有必要進行經驗教訓的總結

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不斷總結我們黨在革命鬥争曆史中所積累的經驗教訓。在黨的七大召開之前，中央通過了《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于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後的二十多年的鬥争曆史進行了認真、詳細、客觀與科學的分析和判斷，為在黨的七大之後，迎接抗日戰争的勝利，開展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鬥争做了充分的理論與心理準備。

在新中國成立的三十多年之後，中央又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于新中國成立後黨在這三十多年曆史中所積累的經驗教訓，為我們剛剛開始進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指導。

從1978年到今天，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5年的曆程。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對這四十多年的曆史進行一次認真、全面、客觀與科學的總結呢? 作為黨的曆史的一個重要的時間段群組成部分，對這段曆史的經驗總結，确實非常必要。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曆史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發展的。那麼我們改革開放的曆史是不是也反映出這一唯物辯證法的客觀規律呢?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的曆史不會例外。

在經曆了45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我們似乎并沒有對這段曆史的經驗教訓進行正式的專門總結，這多少有那麼一點缺憾。今天我們仍然要堅持改革開放，如果要繼續實行正确、合理和有效的改革開放，避免盲目、誤導和落坑，也有必要對45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進行實事求是的系統而深刻的總結。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講話中鄭重指出，關于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有三個判斷的标準，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應該說，這“三個有利于”也是适用于我們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所進行的大量改革措施的判斷标準。

如何用“三個有利于”标準來判斷改革開放效果的正确與否？這還不能随意解釋。特别是從宏觀上看，一項重大的改革措施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往往在短暫的時期内并不一定顯現出清晰的效果，而需要觀察一段較長的時間。在有些情況下，某些改革措施在實行之後，一直到能展現出最終的實際效果，中間可能需要跨越一個較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内，人們還無法直接看到這項改革措施是不是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最後結果。但是，如果等到最後，可能一切都晚了，甚至完了。是以，在判斷改革的措施是否正确、是否正當，還需要一個更加直覺的、可操作的、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衆認可和擁護的實際衡量标準。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這是習近平同志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展現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改革措施，是否是正當的、合理的，有一個更為簡潔的判斷标準，那就是這項改革措施是否真的符合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是否能夠改善民生，是否能夠提高人民群衆的生活水準。當然，其中就意味着這樣的改革措施是否得到人民群衆的擁護與支援。

盡管有的改革措施，其最終效果固然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與觀察，但在實施過程中，其階段性的效果畢竟能夠看得到，其最終效果也是完全可以預見到的。不可能會有一項改革措施，在實行了多年之後，仍然不能看出其效果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特别是有些改革措施，其施行後的正面效果立竿見影，而有些所謂的改革措施，其造成的負面效果同樣也立竿見影，怎麼能夠在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閉上眼睛，隻許說好，不許指出問題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用上述是否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标準來判斷改革是否正當、合理，是完全可行的，是站得住的。

鄧小平同志曾經嚴肅警告：“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緻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産生了什麼新的資産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我們在改革開放中曾經采取的某些措施，不是為實作共同富裕而增大推動力，而是在不斷地擴大貧富差距，造成兩極分化，導緻廣大勞動者收入下降、生活水準降低，甚至讓廣大勞動者失去工作崗位，使生活陷于困頓，這樣的打着“改革”旗号的僞改革肯定是有問題的，是背離人民群衆的利益的，也是違背人民群衆意願的。這樣的改革措施在今天，就非常有必要進行檢討和檢讨。

在改革程序中，如果我們無視鄧小平同志的警告，不對像這一類嚴重違背廣大群衆利益的錯誤措施進行檢討和檢讨，我們就不能避免在今後的改革中，仍然會出現同樣類似的情況，甚至可能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條道走到黑。這樣的情況不僅是對人民群衆利益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改革開放曆史程序的嚴重傷害，是真正損害改革開放聲譽，真正給改革開放抹黑。

譬如，我們有些改革措施是為了促進民營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決不能把“私有化”當作不容質疑的“政治正确”。如果我們在推行這一類改革措施時，忽略了同時進行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補充和輔助性的手段，甚至忽略了對公有制經濟的鞏固與發展，那麼這類帶有一定片面性的改革措施，就存在着嚴重缺陷，最後出現的結果，可能會導緻全面私有化，造成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被颠覆的嚴重危險。是以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某些民營非公有制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如果造成更大範圍内貧富差距的擴大，甚至造成基本經濟制度被“公私易主”，那麼這樣的片面改革就需要檢讨，就需要盡快調整和糾正。

再如，在對外開放的初期，我們為了引進更多的外資，所采取的政策對外資非常寬松。這在當時确實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國這塊大市場不但已經形成，而且相當穩固。過去，是我們迫切需要外資的引進。現在，是外資迫切想進入中國，占領我們的市場，控制我們的産業和金融，甚至控制我們的基本民生，控制我們的思想文化陣地。是以，我們在相關政策上也需要做出必要的調整。如果不考慮具體情況的變化，依然對外資采取過于寬松的政策，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土地的使用上，在稅務的征收上，在對外企工作的中國勞動者權益的保護上，都有可能出現偏差。我們現在仍然需要一定數量的外資，但是我們所要采取的政策應該更為符合實際，應該更為注意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我們同樣有必要進行經驗教訓的總結。

有的地方政府的負責人，似乎把引進外資當作一個政績目标。他們不考慮具體情況，有些技術上并不比我們先進的外資企業，這些地方的負責人卻強迫我們技術更先進的國有企業一定要與技術沒有我們先進的外資企業合營，甚至要求外企吞并我們質優的國企。這樣的行為已經無異于賣國了。

在技術的引進上，我們過去有些政策過于天真，總以為以市場換技術，外資一定會接受。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把市場交出去了，品牌交出去了，但先進的技術并沒有交給我們，可謂“把自己賣了還幫人數錢”。這或許可稱為交了“學費”，但這樣的“學費”不能繼續再交下去了。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分青紅皂白，他們鼓吹要采取的某些措施，似乎隻要一戴上“改革開放”這頂帽子，就不容質疑、不容讨論，更不容提出不同意見。這樣的做法十分霸道。但在這種霸道的背後，往往暗藏玄機，存在着可能侵害廣大人民群衆根本利益的問題。是以我們對于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的系統而深刻的總結，得出有益的經驗教訓，是非常必要的。

曆史在螺旋式上升，在波浪式前進，改革開放的程序當然也不會例外。我們對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并不是希望讓改革開放的程序成為一條沒有波折的直線，這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希望在今後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少走彎路，少受挫折，特别是少讓人民群衆受到不應該受到的侵害，這種出發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進階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