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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孫佳怡，《智本青析》實習評論員，就讀于山東大學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院；
初審｜張瑞迪，《智本青析》編輯部稽核委員會委員兼實習評論員，就讀于山東大學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院；
二審｜王祉涵，《智本青析》編輯部稽核委員會委員兼實習評論員，就讀于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終審｜吳翔，大外交智庫（GDYT）研究員、《智本青析》編輯部執行主編。
中亞地區曆史悠久，是古代中華、波斯、印度文明的交彙點，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橋梁。由于其地理、曆史、宗教、文化的相似性與大國博弈背景下的邊緣性，中亞五國通常被視為具有相似特征、面臨相同挑戰與機遇的國家行為體。事實上，作為新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中亞五國間的國家建構具有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有其曆史源流，并在中亞曆史變動發展中逐漸凸顯，其人為塑造的後天性更是使得地區發展與一體化充滿挑戰。本文試圖從中亞五國近代以來的曆史入手，展現中亞在民族、政治、經濟、地緣因素下國家建構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對中亞一體化發展作出展望。
一、國家建構的曆史源流：後天塑造的國家民族與經濟體系
（一）現代國家的産生：流動的民族與劃定的地域
古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曾在中亞地區建立統治。作為各文明的過渡帶和邊疆地區，中亞國家并未在曆史上形成以主體民族或疆界劃分為基礎的民族國家，而是以一種相對流動的界限區分各個民族。群眾多将忠誠附着于以血親為基礎的部族和以地域為基礎的氏族與部落。16至17世紀，中亞五國的主體民族在金帳汗國的統治下大緻成型：塔吉克族為古波斯人的直系後裔；土庫曼族具有最突出的突厥色彩；烏茲别克族與哈薩克族血統以突厥為主、蒙古為輔；而吉爾吉斯族保留了一定的漢人血統，是五個民族中最具有亞洲特征的民族。中亞各主體民族間形成了動态的權力平衡。
19世紀沙俄的征服和統治塑造了今天中亞國家和地區邊界的雛形。1847年，沙俄吞并哈薩克汗國，并以此為根據地逐漸吞并整個中亞，設土耳其斯坦總督區和一系列行省等機構，對中亞實行殖民統治，并在軍事征服的前提下，持續多年向中亞地區有組織、有計劃地移民，将大批俄羅斯、烏克蘭等民族人口遷入中亞地區，造成局部上占優勢的“斯拉夫民族文化區”。沙皇俄國的征服和殖民統治，大大改變了這一地區原有的族際關系和民族構成，破壞了中亞地區民族國家發展的自然程序，迫使中亞各民族地區向着更複雜的、民族多樣的、人為劃分的地域國家轉型。
圖 1 俄羅斯軍隊占領撒馬爾罕 （圖源@維基百科）
中亞五國在蘇聯時期被正式賦予了現代國家的形式。1924年，蘇聯開始實施民族國家劃界，在繼承俄國對中亞統治的同時，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劃分，很多語言、習俗相近的民族都被并入幾個大的民族，按民族成立各自的共和國。但在劃分民族共和國的決策中凸顯了各國民族構成的複雜性，違背了民族大雜居、小聚居規律，人為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制約的民族國家領土分布。如将烏茲别克人集中居住的奧什地區、胡占德地區分布劃入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中亞地區民族間長期曆史形成的天然整體聯系遭到破壞，複雜交錯的分布為獨立後的民族沖突埋下伏筆。
圖 2 中亞民族分布 （圖源澎湃新聞）
（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角色配置設定
20世紀30年代，蘇聯對中亞原有的遊牧與農耕經濟進行了較為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各國的資源禀賦、工業基礎和地理位置，蘇聯對各加盟共和國進行了産業分工，使得中亞各國在經濟上形成了一定的差異性與互補性，在以蘇聯為中心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各自的角色配置設定。
由于區位與資源優勢，烏茲别克斯坦延續了其在沙俄時期确立的管理和建設全中亞的中心地位。蘇聯政府将棉花生産作為烏茲别克斯坦的主業，并進行了旨在推動種植業發展的土地和水利改造，圍繞其主業相關的新興工業也初步發展。相較于其他中亞國家，烏茲别克共和國獨立前已經擁有了比較完備國民經濟體系，而短闆在于糧食進口依賴。哈薩克斯坦因其廣闊的土地和多樣的自然資源，在蘇聯時期被定位為重要的農業、原材料及煤炭生産基地。同時由于其歐亞交界的地理位置優勢，在交通運輸和物流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土庫曼斯坦盡管相對偏遠、落後，但則因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其能源開發和輸送是其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由于地形多山、資源相對較少，其經濟定位多以水電、輕工業和農業為主。塔吉克斯坦的水電潛能在蘇聯時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開發。而在衛國戰争及反法西斯期間，工業企業以為戰争服務的目的遷入吉爾吉斯共和國，但這種嚴重依賴他國生産要素的工業體系建設并沒有成為其經濟體系的一部分。
圖 3 烏茲别克斯坦人民正在儲備新采摘的棉花 （圖源@PetaPixel）
總體來看，以蘇聯總體戰略部署為中心的中亞經濟建設各有側重，使中亞各國實作現代化發展。但由于其“勞動分工”的政策，中亞國家的經濟對中央與鄰國始終存在依附性。
二、國家建構的主動分流：新獨立國家的道路選擇
（一）民族國家建設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亞國家面臨着相似的建設難題：一方面，權力真空下被迫獨立自主的中亞各國政治體制、行政區域甚至國家邊界都面臨重構與現代化發展的使命。另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述的民族與疆界劃分問題，中亞各國還面臨着主要國家性的建設與國家身份的認同挑戰，如何處理主體民族、少數民族和跨界民族及其互相關系成為重中之重，确定自身的國家民族成為後蘇聯時代中亞各國建構身份認同的棘手難題。針對前者，中亞各國大多以強人總統制應對，在回應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同時将民主馴服為支援國家建設的積極力量，使得中亞的權力交接與政治秩序呈現相對穩固的狀态。而對于後者，中亞各國的民族國家的建設具有明顯“在地化”特征，多數國家圍繞主體民族進行國家叙事建構。
哈薩克斯坦獨立後，根據憲法其政治體制内雖設定了總理職位，但總統的權力比許多總統制國家總統的權力還要大，展現出明顯的納紮爾巴耶夫主導下的強人政治特征。在其任内哈薩克斯坦實作了較為平穩的權力交接和威權主導的民主化發展。2017年，納紮爾巴耶夫簽署關于修改憲法的總統令，加強立法和行政機關的權力，調整總統、政府和議會之間的權力配置設定，為上司人權力的平穩過渡做法律準備。2019年3月，納紮爾巴耶夫辭去總統職務，新總統托卡耶夫在2019年6月上台，宣告着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的第一次權力交接程序完成。納紮爾巴耶夫擔任總統期間，将民主價值改造為凝聚哈薩克斯坦強大的部落集團、部族和地方勢力的思想工具。由于大多數哈薩克人在蘇聯解體之後依賴家族網絡，民主價值與部族政治相融合起到連接配接群眾與政府的重要作用。在強總統治下，哈薩克斯坦構造了以哈薩克族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
圖 4 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 （圖源人民網）
烏茲别克斯坦獨立後，由卡裡莫夫擔任國家元首，開啟了民主化與民族性、部族政治與央地關系交織的國家建設程序。由于族群與地域在蘇聯時代模糊不清，促成了烏茲别克斯坦部族—地域集團的形成，中央與地方部族之間産生“新庇護主義”，部族政治的強力回歸使權力不斷地方化。在此情形下，卡裡莫夫将國家性建設作為政局穩定的首要任務。他竭盡心力建構烏茲别克斯坦民族國家，實作中央對各地方進行強力控制，不僅支援烏茲别克語的發展，還以烏茲别克人為中心對國家曆史進行思考與重構。2016年9月2日，總統卡裡莫夫在任内逝世。2016年12月，原總理米爾濟約耶夫當選為新任總統，烏茲别克斯坦被動開啟的權力交接程序落下塵埃，烏茲别克斯坦政治體制大抵穩定，中央建構的民族認同也逐漸發展為全民族的政治共同體認同。
土庫曼斯坦獨立後，由尼亞佐夫擔任土庫曼斯坦總統，在任期間建立威權政府。尼亞佐夫在建構國家民族上同樣進行民族史學重寫，支援伊斯蘭複興運動，逐漸實作“去俄羅斯化”程序。土庫曼斯坦發展道路特色在于其堅定的中立态度。尼亞佐夫于1992年在歐安組織上司人會議上提出了“政治上中立，經濟上對外開放”的原則，1993年又在獨聯體内部宣布了土庫曼斯坦的中立政策，竭力為這個新獨立國家與中亞各國、周邊地區、相關大國之間規定出了安全距離和行為準則，規避了國際關系領域中的主要風險。1995年聯合國大會上，一緻通過決議賦予土庫曼斯坦永久中立國的地位。這一政策也在繼任總統别爾德穆哈梅多夫上任後得到繼承。
相較于以上三國強人政治下民族國家的穩定發展，吉爾吉斯斯坦卻走向内亂。由于長期以來政治、經濟上的不完整，形成了各地方部族各不相同的政治訴求。這些訴求在國家建設尚不成熟時由紛亂的政黨政治代表，并由于國家治理能力偏弱而産生地方部族認同大于民族認同甚至國家認同的情況。西方國家所贊譽的“中亞民主島”，實際上反映了吉爾吉斯斯坦政治對抗的無限制發展。第一任總統阿卡耶夫執政期間，政府頻繁修改憲法，擴大總統權力，最終逐漸走向家族政治。随着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治動蕩以及經濟轉型面臨困境，吉爾吉斯斯坦陷入以部族為主導的南北地域集團的争鬥之中。由于非正式規範影響日常政治運作，政府腐敗，庇護主義盛行，最終促成了2005年和2010年兩次“革命”的發生。2011年第一次議會選進行，阿坦巴耶夫成為總統，這代表吉爾吉斯斯坦民主秩序的恢複與政權的穩定發展，但其内部的部族政治問題仍較為突出，甚至外溢成為國際沖突。
圖 5 2020年吉爾吉斯斯坦議會選舉後再次爆發暴力抗議 （圖源@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塔吉克斯坦遭遇了同樣的困境，但原因有所不同。古代波斯的長期統治、什葉派伊斯瑪儀教派占主導的信仰、與阿富汗之間複雜的地緣及跨境民族存在，使得民族國家的建設在蘇聯後期疏于管理的情況下受外來極端主義侵蝕，伊斯蘭複興黨借此登上政治舞台。1991 年塔吉克斯坦舉行第一次總統選舉，納比耶夫勝選引起反對派強烈不滿，認為這是政府有意操縱的結果。1992 年，反對派力量在杜尚别遊行示威，迫使政府重新組閣。而北方和庫利亞布集團對此表達不滿，由此爆發部族地域集團之間的沖突，并迅速更新為内戰。此次内戰并沒有解決國家與民族問題，反而加深了部族政治屬性。内戰結束後，代表庫利亞布部族地域勢力的拉赫蒙上台組閣，有意識地任用不同部族-地域精英擔任政府要員，開啟了和平程序。但塔吉克斯坦受制于國家資源和地緣條件，國家能力一直未能全面建構，是以長期以來對大國和鄰國的依賴程度較高。
（二）經濟發展方向
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普遍面臨着向市場經濟轉型、工業基礎薄弱和産業結構單一的問題與重建獨立自主經濟體系的使命。各國在應對經濟危機與債務壓力時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各異的資源禀賦與上司人風格，引領各國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方向，一定層面上延續并加大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角色差異。
作為中亞最大的經濟體，哈薩克斯坦的發展除倚重資源出口外還立足于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近年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地區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對旅遊業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同時保持對西方、中國和俄羅斯的友好關系，通過貿易和投資的多元化來避免過度依賴某一國家或集團。
烏茲别克斯坦工業經濟基礎較好，黃金等資源出口穩定。該國在獨立初期采取了相對保守的經濟政策，但自卡裡莫夫時代以來經濟改革不斷加深，最大的轉變在于積極推動地區性的經濟合作發展。
土庫曼斯坦則是充分利用地緣經濟優勢創設了自己的特色發展模式，借助于靠近波斯灣和中東的地理優勢與伊朗、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積極開展貿易活動，甚至比哈薩克斯坦、烏茲别克斯坦更早實作了能源富國戰略目标。由于土庫曼斯坦能源市場目前高度依賴中國，且在烏克蘭危機後存在與俄競争的問題，未來發展重點在于多元化天然氣出口市場。
塔吉克斯坦由于地形多山，農業發展潛力受限，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目前，哈薩克斯坦的經濟發展對中國的依賴較強，政府通過主權債務的方式發展基礎設施與工業園區建設，中國私營企業對金屬加工、鋁和水泥廠的投資也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最後，吉爾吉斯斯坦經濟自由化程度較高、市場開放，通過積極加入國際組織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
三、國家建構的内外合力：新時代的地緣政治
中亞地緣政治同時具有“邊緣地帶”和“中間地帶”的特點。蘇聯解體後留下的權力真空與周邊治理問題凸顯使之成為大國競争合作的重要舞台。目前來看，世界主要大國都缺乏分化中亞地區的抓手，而大部分中亞國家相應采取多向度的對外政策、制衡大國權力，在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同時以國家建設優先。這樣的戰略選擇使得中亞各國呈現了相似卻又有細微不同的大國傾向性與地緣定位。
從外部的大國競争上看，俄羅斯、美國及歐盟與中國為中亞地區治理的主要參與者。俄羅斯試圖維持在中亞地區的“弱權威”，通過地區制度加強影響，發展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和關稅同盟，對五國的重視程度相對均衡。美國在“9·11”事件後加強了對中亞的滲透，并試圖以中亞上司國與阿富汗問題為抓手，目前已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别克斯坦建立戰略夥伴關系。歐盟則更注重規範性問題，除了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别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簽署強化夥伴關系協定外，軍事安全合作更多地放在安全領域教育訓練、技術支援與裝備物資援助上。而中國則是通過上合組織、“一帶一路”倡議等平台為發展提供支援，與中亞各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系，追求互利共赢與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從中亞各國的定位與選擇上看，總體上五國均保持着大國間的等距關系，具體來看略有不同。哈薩克斯坦視自身為“歐亞國家”，其政策也有明顯的“歐洲向度”，期待在中亞以外的多個一體化程序中發揮上司作用。而烏茲别克斯坦則是經曆了親俄和親美的擺動後回歸大國平衡外交的軌道，将落點在主導地區事務上。這一點從2005年卡裡莫夫總統在共和國最高會議立法院和參議院聯席會議中宣稱的“大陸對外政策最優先的方向是保持中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可見一斑。吉爾吉斯斯坦的大國态度受國内政治影響擺動，與美俄均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而土庫曼斯坦實行嚴格的中立政策，塔吉克斯坦重視對外開放，支援建立在友好、互惠和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合作。
圖 6 美俄兩國在吉爾吉斯斯坦設立的軍事基地 （圖源人民網）
四、結語：國家建構之于中亞一體化
同處一個政治實體的百年曆史使中亞五國擁有了諸多相似性與密切聯系，盡管在獨立後各國緻力于民族建構，國家間的差異越來越大，但這并不意味着一體化将就此陷入困境，成熟的國家建構與地區的身份認同相輔相成：一方面，國家認同的充分發展能夠增加個體身份的确定性，減少極端民族主義的沖突外溢，哈烏兩國雖在上司地位上角力，但始終努力維持着五國間建設性的地區夥伴關系，促進中亞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中亞地區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與各國的競争合作間顯現出地區自主性的塑造與提升，多元化的外部聯系有助于各國消解原有地區權威的影響，建構自身國家認同。可以說，中亞地區的國家認同與地區身份認同雙層建構需要同時推進，化參差為互補，向着更加獨立且包容、合作應對共同挑戰與曆史遺留問題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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