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元年元月,我懷中帶了兩個倦子(北方一種小米綠豆混合面做的食物),離開我居住了十七年的家鄉,要去鄰縣景州投軍。
當我向母親叩别時,母親噙着眼淚,仍不停的搖轉她手中的紡車,低着頭,默無一語。姐姐哽咽着,領着尚天真無邪的妹妹和弟弟,送我出來。走到門口,姐姐不禁嚎啕痛哭,我強忍着酸楚,放開腳步,一口氣跑出了村外,從此我便走上了四十年軍隊生活的第一步。
從軍以來,我自然也曆盡艱苦,後來微幸也能開府建節。假使有人為我寫傳,一定會說我"幼懷大志,投筆從戎"等等。其實不是,全然不是,我不過為了求取一個職業,用來減輕母親的負擔,并希望進而能養親撫幼而已。
我祖居河北省獻縣抛莊,世代務農,本來也不過是一個中等以下的人家。更由于子孫蕃衍,财産不斷的分散,傳到祖父這一代,我家不過僅有薄田五畝,土屋三間,所幸父親懂一些中醫,為人看看病,家用也不無小補。後來父親聽了人家的勸告,到關外去求發展,哪知去了不久,便病逝在哈爾濱。這年我十三歲,姐姐十六歲,妹妹十歲,弟弟汝珍還是呱呱在抱。
父親逝世,使家庭生活更加困難,母親含辛茹苦,帶着姐姐紡紗織布,上侍年近七十的祖父,下養我們這幾個孩子,就這樣刻苦堅貞的度着歲月。
那時北方鄉間風氣未開,教育落後,還沒有學堂,我們村子裡有一間義學,由族中劉連璧老先生任教,我也跟着念了些四書五經。不過這時科舉已經停止,大家都認為念私塾的人毫無出路。母親有意送我進生意家當學徒,我的性情又太不接近此道,無可奈何,便隻好決定當兵。如今想來,一個人的一生,上蒼都有着一定的安排。設如那時科舉不廢,我也許去努力念八股考個秀才。設如家裡仍有些田産,我也許終老鄉裡做一世農夫,偏偏是此路不行,彼路不通。終于使我換上軍裝,做了一輩子的職業軍人。
我在決定投軍當兵以前,對于我要參加的那個團體還是一無所知。事實上我也沒有選擇的知識與能力,隻知道在距本村九十裡之景州塔,有人招新兵,而我要當新兵就是了。及至報了名以後,才知道我參加的部隊是陸建章新成立的"左路備補軍"。我被分到二營前哨,哨官叫劉子賓,營管帶就是以後的風雲人物馮玉祥氏。
入伍不久,劉哨官知道我讀過書認識字,便想叫我去當"文案"。"文案"一職有大有小,在進階衙門中,"文案"要很有學問的人來充任,地位也很崇高,一般的主官要稱呼"文案"為老夫子。可是一個哨(等于現在的步兵連)的"文案"則不過是造個花名冊,寫個普通公文而已。我想既然當了兵便應該一刀一槍的博個正途出身,不願意當這個"文案",便向劉哨官苦苦要求改為列兵。不久管帶(營長)知道了,叫我去問了問,便和劉哨官商量,把我改為第五棚的"什長"。顧名思義"什長"是十人之長,換言之就是我當了現在的步兵班長。可是我這個"什長"不會下操,劉哨官叫我晚上跟排長學,白天再去教新兵,是以我常常獨自練習到深夜。現在有時在報上看到"惡性補習"的名詞,不由得啞然失笑,想想我當"什長"時的情景,該也算是惡性補習了吧。
新兵招足在北苑訓練,一日陸将軍(建章)來點名,點到了我時,我背誦我的籍貫、年齡、箕鬥。陸将軍責問的說:"十七歲的小孩子,怎麼能當什長?"管帶馮先生在旁邊告訴他我念過書,識得字。陸點點頭便走過去。我念的書實在微不足道,但是在那個時代裡,竟還成了"人才"!當時的北方,教育并不普及,尤其是農間念過書的實在是鳳毛麟角。和我同哨入伍的,僅有佟麟閣、過之綱等二三人識字。即使軍官當中,也隻有中哨哨長(排長)李鳴鐘學術兩科比較尚好,我跟着他練習,獲益不少。
不久管帶馮先生,開始對全營精神講話,我記得他第一次講的是"孝順父母",第二次講的是"愛民",第三次講的"普法戰役"中,德國人的愛國故事,大意是一個德國人叫德來斯,為了要知道法國人一種新式步槍的制造方法,如何的犧牲性命,去把這造槍的方法竊回來。故事是他編的,還是确有其事,我不知道,隻是他洪亮的聲音,通俗的口才,把這個故事的精神,深深的打入我的心裡。我開始覺得"當兵"的意義,不僅是要"找一個職業"那麼簡單的。
"左路備補軍"是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他竊據了大總統,新成立的部隊,并不是和"北洋六鎮"一樣的正式陸軍,是以編制也承襲了滿清時"巡防營"那一套,一共有五個營,每營管轄五個哨,哨就是連,連長叫哨官,分為中、前、左、右、後。當時的五個哨官中哨是吳耀堂,前哨是劉子賓,左哨是鄒心鏡,右哨是虞振濱,後哨是康子實。哨轄三排,排長叫哨長,排轄三棚,每棚有什長就是班長,我就是二營前哨第五棚的什長。孫良誠在左哨當什長,石友三、曹福林是左哨的新兵。
陸建章在清末時是袁世凱的執法營務處處長,民國成立以後改為軍政執法處處長,"左路備補軍"由他成立,由他指揮。全軍的幹部,有很多是由他原來的衛隊營中挑選來的。第一營營長是他的長子陸承武,陸承武是日本留學生,與徐樹铮同學。宋哲元就是由陸的衛隊營中挑到第一營去當哨長的。
馮玉祥和陸建章也沾一點親戚,馮夫人是陸夫人的同宗侄女,她們是河北省鹽山縣尚家宅人,姓劉。後來馮夫人故去,馮才又續娶的李德全。
清末宣統三年,馮本來在陸軍第二十鎮八十标(團)三營當營長,二十鎮的統制(師長)是張紹曾。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後,馮和一營營長施從雲,二營營長王金銘密謀響應。他們并勸說張紹曾,請張參加。張表面答應,内心很有顧慮,正談話間,張以試騎新馬為由竟飛馳而去,馮也不容分說,躍馬即追,一追四十裡,才把張追到。正在此時,巡防營有個統領叫王懷慶,假做同意參加革命,請他們三個營長去開會,馮因為去追張紹曾,由營附代表參加,不意竟被王懷慶扣留,把施、王及那個營附都槍決了。馮也被通緝。後來革命成功,馮才投奔陸建章,由陸委任他當"左路備補軍"的二營管帶。因為這段淵源,是以由二十鎮來找馮先生的人很多,像前面提到過的李鳴鐘就是一個,到民元四五月間,來的更多,現在記得的有韓複渠、谷良民、谷良友、張維玺、許祥雲等人,韓複渠和我一樣也是先到後哨當"文案",後來改為什長。
我們的服裝很好,黃色的軍衣,是以人家都叫我們黃馬褂子,武器則比較麻陋,使用的是雙筒毛瑟步槍和單筒毛瑟步槍兩種,每哨有九十枝這種槍,沒有自動武器,也沒有炮。
最早我們是在北京城北的北苑訓練,在訓練過程中,第二營表現的最好,陸建章屢次到北苑來看各營的單人教練和班教練,講評都是以二營為第一。派人來考"士兵須知",結果也是第二營第一。營部編了一本《軍人精神書》和幾支軍歌如戰鬥動作歌、射擊軍紀歌、站崗歌等等……是把士兵在戰場上和服各種勤務時,應該知道的各種注意事項用極通俗的詞句編成歌,教兵演唱。這樣對一般知識較低的弟兄,很容易就把這些事情,深印在他們的腦子裡,比較讓士兵苦記條文要容易收效的多。
不久上面來校閱,記得是由蔣百裡(方震)先生帶領來的,校閱的結果又是二營得第一。後來陸建章親自來看營教練,以及分列式、閱兵式等。二營動作整齊迅速,陸很滿意,在講評時,自然又對二營稱贊一番。
我們這一營,連得這麼多好評,大大的招人嫉妒。陸建章當過山東曹州鎮總兵,有一批在曹州跟他的老人,尤其對我們二營不滿。有一位第五營管帶,外号叫王白毛,他發起了一個"不識字會",三、四、五營的人參加的很多。他們以為二營之是以出風頭,主要是有些識字的人。他們組織"不識字會",便是含着自别于"識字"的意思。後來被陸建章知道了,把王白毛他們找去大罵了一頓說:"你們成立了一個'不識字會',來排斥識字的人,這不是連我也排斥在内。"王等挨了罵,回去才把"不識字會"解散。
馮先生練兵也很注重體育,記得有一次"左路備補軍"在黃寺開了個運動會,大多數的獎品,又都被我們得來,這自然更使别的營懷恨。
後來我們二營開到北京以西三十多裡的三家店去,任務是看守火藥庫。訓練依然不懈,每日加緊練習打野外、戰鬥各種動作,什長以上的每天還要加一個小時的圖上戰術。馮自己也注意到一般學識的重要,特别請了一位許仙浦先生,教他自己幾何、代數,同時教我們算術。
的學問并不好,可是他很努力進修,也很注意我們的補習,是以一直到後來,經常都從外面請人來教曆史,教數學,不但軍官要上課,軍眷也要上課。
民國初年的軍人待遇,不算很高,但是物價低廉,是以也就很富裕,一個列兵每月可有四兩多銀子的饷,什長每月有五六兩之多。那時還沒有"糧饷劃分"之說,夥食也由饷裡出。當時物價一袋洋面不過一塊多錢,一塊錢可以買一百幾十個雞蛋,或者是七八隻老母雞。河北省因為人口稠密,地價每較昂貴,但是上好的良田也不過四五十兩銀子一畝,稍差的一二十兩也就夠了。
我在軍中的生活非常節省,本來我也沒有什麼嗜好,直至目前還是不動煙酒。同營的弟兄也多是農家子弟,沒有"營混子",風氣非常淳樸,除了夥食之外,一文錢都用不着,不到三個月,我已積存了十多塊大洋。我把這些錢托人帶回家去,并且寫信禀告母親不要太勞累。當這錢帶走時,我心裡的欣悅是無法形容的,我覺得我已是個成人,家庭生活的擔子,我已可以負起。後來聽說母親收到這筆錢,仍然和從前一樣,每日從朝至暮的紡紗織布,把這錢存起來。以後我陸續的往家帶錢,母親開始買地,能買一畝買一畝,能買兩畝買兩畝。一直到民國五年,家裡又買了十幾畝地,請了一個長工,生活進到了小康情形。
中國農間的所謂"地主",在共黨口中都說成了"窮兇惡極"的"剝削階級"。當然為富不仁刻薄成家的也有,但絕大多數都是克勤克儉,一點一滴的積攢起來的财富。有的人有了錢仍然是勤儉持家,是以也能保持幾代的小康之家。以我家而論,當初的窮是由于我們社會的承襲制度,不斷的分家,财産不斷的分散,傳到了祖父這一代,便隻剩了五畝地,并沒有什麼人剝削我們。而我祖孫、母子、姐弟省吃儉用,點點滴滴的又積攢起來一些田産,也絕未剝削過别人。自七七抗戰以後,我的家鄉便為共黨盤據,共黨以一個為我照料田産的堂叔為對象,開始"清算鬥争"。我這個堂叔無辜被他們逼得上了吊,為首之人是别族中的一個晚輩,他好吃懶做,整日遊手好閑,把上一代傳給他的幾十畝地都揮霍得一幹二淨。共黨嗾使他出來說他是被剝削的人,可是他的錢是他自己花光的,怎麼能說是别人剝削的呢? 這些都是後話,暫且不提。
不久"左路備補軍"訓練完成,便開進北京擔任勤務,原駐北京拱衛京師的是曹锟第三師盧永祥旅唐天喜團,他們開出了北京,城防以及若幹重要機關,便由我們接防。我們這個哨住東城外交大樓,每天我都要帶着弟兄在大門口站衛兵。外交大樓是政府中樞所在,每日出入的進階官員甚多,都坐着很講究的大馬車。出入之時我自然要喊密碼"立正,敬禮"。袁世凱也常來,他坐着一輛雙馬拉的馬車,出入之時都要"淨街"。國父孫中山先生和黃克強先生到北京時也到外交大樓來過,我還是站衛兵時,第一次瞻仰到這兩位開國偉人的風采。
在這條街上有一個"相面"的,一天我下了崗,開玩笑似的找他去相面。他端詳了我半天說:"老總(北方一般人對當兵的稱呼),别瞧您今天在這大門口站崗,二十年後您也會坐着馬車,進出這個大門的。"
他在這附近相面,自然可能認得我,這種順口的江湖話,多半是奉承我。我也就打趣的說:"好,真有那一天,我一定請你的客。"我一生不信"蔔筮星相",是以并沒有把這話當意。一直到民國二十五年,我出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并例兼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一天坐汽車去開會時,大門的衛兵喊"立正,敬禮"的密碼,我忽然想起這段往事。雖然是開玩笑,但是我也想實踐我的諾言,派人去找,可惜這位相面先生已無人知道他的去向了。
民國元年三四月間,景州、故城等縣,自動來了幾位投軍的,故城的馮治安(仰之)就在這一次補在我們前哨做列兵,在哨棚子(連部)服務。
民國二年八月,陸建章奉令成立警衛一、二兩團。馮玉祥任第一團團長,陸承武任第二團團長。一團的幹部除了營長、營附以外,多數是我們老二營挑的(這時我們對原來的二營,叫老二營),警衛團的營、連、排、班不再叫管帶、哨官、哨長什麼了,一律叫營長、連長、排長、班長。
我也升到一團三營十連當排長,這是我初任軍官,那年我十八歲。
【劉汝明(1895-1975),字子亮,河北獻縣人,1911年入北洋軍左路備補軍中當兵。1913年8月任排長,曾随部參加鎮壓白朗起義。1914年任第十六混成旅連長。1916-1930年間,追随馮玉祥參加直奉戰争、北京政變、中原大戰等。中原大戰後所部為張學良改編,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1933年率部參加長城抗戰。抗日戰争期間曆任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參加參加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随棗會戰、棗宜會戰,1944年晉升上将軍銜。日本投降後在河南許昌受降,并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解放戰争期間多次受到解放軍打擊,1949年10月敗退金門,後去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