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少将李中權回憶政工會議羅榮桓談話：你們在遼南像蝗蟲一般啊

1947年11月底，我率領九縱3個師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從遼西磚瓦房出發，赴哈爾濱參加東北軍區政工會議。我們冒着零下幾十度的嚴寒，騎馬來到通遼以東的二縱縱隊部，與二縱參加會議的幹部會合。二縱政委吳法憲有吉普車，我和他一起坐車到通遼車站，而我們的師政委王文等同志卻隻能坐卡車，寒氣逼人，刺入肌骨，可把他們凍壞了。

在通遼我們又換乘火車，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火車，雖然坐的是悶罐子車，冷得不行，但總比步行、騎馬好。我們在齊齊哈爾下了車，來到二縱留守處，我嘔吐不止，病倒了。在二縱留守處住了一夜，我們又換乘客車奔赴哈爾濱。客車比悶罐子車要舒服多了，但沒有暖氣，以緻吳法憲到哈爾濱還在發脾氣："媽的，我坐火車暖氣都沒有，給我冷得不行！"

這次軍政會議時間很長，從1947年12月底一直開到翌年2月。會議由羅榮桓政委和譚政主任主持。參加會議的有許多是我在延安時就認識的老戰友、老同志，大家重聚在一起心情都很激動。會議總結了前一段戰役中我軍政治工作的經驗，與會幹部無不為東北戰場的大好形勢而歡欣鼓舞。羅榮桓政委在會議上明确提出了"奪取大城市"，"截斷敵人退路"，"争取全部殲滅敵人進入東北的兵力"的作戰任務，并要求将這一思想在部隊中"廣為宣傳、教育，樹立起一個明确的方向"。

會議對冬季攻勢結束後的軍政訓練作了安排部署，要求各部隊在訴苦教育的基礎上，開展更大規模的新式整軍運動，通過"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風、整關系、整紀律、整編制，查成份）和進行土改教育與開展民主運動，提高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激發求戰熱情，增強全軍的集中統一群組織紀律性；改善官兵關系，增強團結。并要求各部隊根據面臨奪取大城市的作戰任務，普遍進行城市紀律教育。

下面，我具體談一下我九縱關系密切的幾個問題：

1．羅榮桓政委同我的談話

在會議期間，羅榮桓政委找我談了話。羅政委幽默地說："哎呀，你們這個八、九兩縱，我過去沒在文字上說，你們在遼南像蝗蟲一般啊！"

我知道羅政委是在批評我們紀律不好，大概地方上對我們有反映。我是做部隊政治工作的，羅政委的話給我刺激很大，心裡挺不是滋味。我對羅政委說："羅政委，部隊的紀律方面我們是有錯誤的，我們一定通過'五整一查'很好的解決。但也有一些客觀情況，我們八、九兩縱部隊的冬裝沒有解決，冷得不行，好多人凍壞了。在那種情況下，打土豪來解決一些，主要是分給了群衆，特别是糧食，部隊還是有的，可是部隊還需要禦寒，解決帽子、鞋子、衣服問題。由于有些幹部掌握控制不嚴，出現了一些違反政策紀律的問題……"

羅政委認真聽取了我的意見。

談話結束了，但"你們在遼南像蝗蟲一般啊"這句話卻死死印在我的腦海裡。

2．林彪同我的談話

羅榮桓政委同我談話的第二天，有人通知我說："林總要找你談話。"

林彪當時住在哈爾濱南面的雙城子東總指揮所。他派了一輛美式中吉普把我接了去。當天吃完晚餐，我就請他們轉告林彪：我已經到了。

林彪在延安時我就認識。那時他是抗大的校長，我是一隊的學員，林彪的住地離我們一隊很近。林彪認識我，知道我争強好勝。記得有一次我和譚政聞同志吵架，後來支部書記幫我們解決了。有一天，林彪在延安街上走，正好遇見我，他還問我："李中權，你們那個吵架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告訴他，已經解決了。

第二天早晨，林彪接見了我，問了我部隊一些情況，很和氣地對我說："你們九縱的同志，就是一個溝幫子戰鬥沒有打好。如果打好了，我們這次冬季攻勢可以多殲滅敵人一個師。由于你們部隊動作遲緩，延誤了戰機，這個師跑掉了。我們東總批評了你們，前指也批評了你們。……你們應該好好整頓部隊，好好練兵。"

我當時離開縱隊在哈爾濱開會，還不知道家裡發生了這樣的大事，聽到以後，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對林總說："溝幫子戰鬥的情況我還不知道。秋季攻勢以後，我們準備回冀東。後來沒有能夠回去。可部隊還是冀東的裝備，冷得不行，凍壞了好多人，是以紀律上有些問題，羅政委也批評了。溝幫子這一仗沒打好，主要是主觀上我們工作努力不夠；另外，我們的客觀情況也希望首長能了解。"

林彪認真聽取了我的意見，并詢問了有關的情況，臨别對我說："你們縱隊詹才芳是司令員，組織已決定政委就由你來擔任。"

在這以前，我是九縱的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林彪和我談話不久，我擔任九縱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的任命也到了。我想到我的責任更大了。我是負責全縱政治說服的。羅政委和林彪所談到的九縱兩個問題對我壓力很大，但我決心要變壓力為動力，搞好九縱的軍政訓練，為九縱增添榮譽。

3．關于27師政委王文所謂"反土改"的問題

在哈爾濱政工會議進行期間，譚政主任在講到要對部隊進行土改教育的時候，忽然十分嚴肅地說："反對土改是不允許的！九縱的一個師政委反對土改，寫信給地方，地方告到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局現在把信轉給我們了。這件事情責成九縱處理，并把處理結果報告給我們。"

在這樣的大會上首先點了我們九縱的名，而且是一個師政委反對土改這樣嚴重的政治問題，把我們開會的幾個人都震動了。尤其譚主任所點的政委就是27師政委王文同志。他當時和我一起來參加會議，就坐在我們身邊，他更是吓壞了，直到散會一直情緒不高，回住地的路上都哭了。我當時勸他說："你不要急，這個問題回去你向我們說清楚，我們也查一查再說。"

王文是冀東薊縣人，家裡是地主成分。對這個同志我比較了解，他工作有魄力，能打仗，是大暴動的幹部，在我縱師一級幹部中是唯一的一個冀東的師級幹部。如果把這樣個同志搞掉，對部隊是一個不小的損失。

4．傳回九縱

1948年2月，東北軍區政工會議結束，我帶着傳達好會議精神，搞好軍政訓練，改換九縱面貌的決心，率領我縱與會幹部從哈爾濱回到遼西北鎮城。

我向詹才芳同志介紹了會議的情況。詹才芳心情沉重地對我說："你走了以後，溝幫子戰鬥沒打好，受到了東總的批評。"我把林總、羅政委同我談話的情況向他講了，他也感到壓力很大。我便對他說："我們都不要背包袱，應該把批評當成鞭策，把壓力變為動力。"

關于怎樣變壓力為動力，我向詹才芳談了我的意見，我們可以結合部隊的整訓提出一個口号："為雪掉溝幫子的恥辱，去掉蝗蟲一般的臭名，我們發誓，一定為打翻身仗而努力奮鬥！"這個口号一定可以激勵全縱隊的指戰員的雪恥求榮的思想，把壓力變成動力，把部隊的氣鼓得足足的，使整訓更有針對性，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詹才芳很同意我的意見。在我們九縱，他是司令員，我是政委；在黨委會中，他是書記，我是副書記。他人很溫和，脾氣好；我卻是急性子，有時火氣很大。但無論作戰指揮還是說服，我們都親密合作，互相都很尊重對方的意見。我們九縱之是以搞得好，和上司幹部的團結是很有關系的。

就這樣，我們制訂出了具有我們九縱特點的整訓的初步方案。

關于王文的問題我也和詹才芳認真做了探讨。我對詹才芳講："關于王文的問題我們要弄清性質，如果他不是反土改，我們卻按反對土改開除他的黨籍，那政委也不能當了。這樣一個同志被搞掉太可惜了！根據他談的情況，我們還需要調查一下。"詹才芳同意了我的意見。

調查的結果是：王文同志對縣裡土改的一些過"左"的做法有意見，他給縣委寫了信，認為他們的一些做法不妥。縣委不同意這個批評，就向上面告了。

我和詹才芳認為，王文同志對土改的一些做法有意見，應該允許他提，但要注意方式，向組織提出。他卻直接寫信給縣委提意見，縣裡不同意，便弄出了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錯誤的，但不能定性為反對土改。根據一貫的表現，他是個好同志，又是大暴動的幹部，不應該給他撤職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我們決定，讓王文同志在九縱黨委會上做個檢讨，大家批評幫助一下。

縱隊黨委會開會以前，我們在同志間做了一些工作。開會時王文做了檢查，态度很誠懇；我們講了話。黨委委員知道我們的态度是要保他，批評時都很有分寸。

黨委會後我起草了電報，大緻内容是：

報東總，并報東北局：我縱27師政委王文同志對地方上土改的某些做法是有意見的，他應向組織上反映，不應直接向地方上提意見。他這樣做是錯誤的，但縱隊黨委認為不能構成反對土改。該同志檢查态度很好，我們認為不應按反土改處理，而給以嚴格批評。妥否，請批示。

電報起草好詹也同意，就發轉東北軍區并轉東北局了。但東北局和軍區再也沒有回音，實際上是不表态的表态。我們心裡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王文同志當然也很高興。

我這個人脾氣不好，有時批評幹部很過火；但在處理幹部問題時，我一向是十分慎重的。

萬沒想到的是，20年後文化大革命中，王文被打成了"三反分子"，又把他"反土改"的舊帳翻了出來。專案組去找詹才芳，詹才芳說："這件事情我記不得了，你們可以去找李中權。"

我那時候也被專案組關押起來，我對專案組說："這件事我處理的，黨委怎樣處理，以及電報的原文我都背得出來。不能說他反對土改，如果說他反對土改，那麼縱隊黨委豈不就錯了。"專案組第二次又來找我，我對他們說："你們不用問了，還是上次說的那些，沒有什麼新的補充。"他們隻好悻悻地走了。但這樣仍不行，王文同志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直到後來，我又向空軍寄出證明材料，王文問題才得解決。

【李中權（1915年~2014年8月4日），四川達縣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抗美援朝戰争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