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年，“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自秦襄公(前777~前766年)首次立都于西犬丘（西陲），之後的500餘年間，秦國逐漸東遷，曆經了秦邑、汧邑、汧渭之會、平陽、雍城、泾陽、栎陽和鹹陽等多處都、城、邑，史稱“九都八遷”。按照目前學術界對秦“九都”各自功能與層次結構的研究，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大鄭宮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自雍徙都鹹陽”，秦置都雍城達327年之久。
位于今天陝西鳳翔境内的雍城，其作為建置時間最長的的國都，是秦國走向強盛的裡程碑。曆數在雍城先後執政的諸位秦公生平事迹和建樹，見證着秦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逐漸發展的曆程。秦國在雍城發展軍事，構築城防體系、提升經濟的支撐力，以滿足對外戰争的耗費，而秦國也正是通過戰争營造自身發展的空間。如果說當初秦國在隴東地區拉開了自身發展的曆史序幕，那麼後來東出隴山，向關中挺進，尤其在經過反複選擇定都雍城後才有了統一六國的強國夢想。
雍城城址區局部複原
曆史文獻對雍城的記載較為簡略，某些考述方面還失之偏頗，是以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世人對這處秦都知之甚少。始于1930年代與寶雞鬥雞台發掘同期的考古人進駐雍城，直至今月曆經了工作啟蒙、初期探索、全面輝煌及鞏固轉型等幾個時期，也正是這80年來幾代考古學家鼎力傳承，才逐漸揭開了這座古城的神秘面紗。持續不斷的考古工作取得的大量資料顯現出這座城市所具備的多功能化要素及特征，它既展現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環境作為适從條件的普遍原則，又反映出秦國面對複雜外部襲擾環境而以完備城防設施作為首選的自身特征。秦都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園、國人（指平民和一般官吏，一般居住在城郭之内）墓葬、郊外建築及遠郊“野人”（有别于國人，一般居住在城郭之外，地位較低）聚落形成的總體格局，以及各自的布局規律，對後代都城營建有借鑒作用。
城市格局
雍城城址區約11平方公裡，南北長3300米、東西寬3200米。已發現各類文化遺存有周邊殘斷的自然城牆與人工護城組成的環圍體系、城内道路、宮殿建築、聚落、作坊及與此關聯的城内各種自然環境因素如内河流等。各具功能的文化遺存與自然環境構成空間，是這座秦都的典型性特征。
秦都雍城在“九都八遷”中的位置
秦國為什麼要選擇雍城為長久之都？從之前的平陽城的外圍環境可以找到答案：當初越過隴山向關中遷徙帶有某種被動性，其主要原因是為了擺脫來自戎狄的軍事襲擾，以尋找安全的生存環境。從平陽再到雍城則是秦國對都城安全保障環境的主動和更高需求，平陽雖處于渭河谷地，有交通之便，但卻缺乏像雍城這樣“居高臨下”的戰略防禦優勢，是以雍城周邊地理環境符合特定時期秦國擇都的首選要求，這也是自秦憲公、武公兩代國君在平陽短暫停留之後，德公遷都雍城的主要緣由。
雍城發現的交通大道的十字路口
雍城古代道路發掘區鳥瞰
城市擴建
雍城置都300餘年間，從初期的“暫居體驗”到“長久定居”，即從早期以防禦為首要目的到後來都市化程序中城市規模不斷增大、擴張與改建。根據整個城址區遺存分布狀況與年代關系判斷，可将城市擴建與沿革劃分為三個時期。
城塹河瀕
初期是以軍事防禦為首要目的的“城塹河瀕”時期，即德公、宣公、成公三位國君執政時期（前677~前660年）。雖然秦國初都雍城時選擇了較大的環境空間，四周以大河環圍，這為後來雍城逐漸擴建奠定了基礎，但起初實際所使用範圍僅局限在整個城址的東南角即今瓦窯頭村一帶，面積不足1平方公裡。
當時的河水豐沛，河谷縱深，自然河流便成為“以水禦敵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設施，與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及其墓群、圓頂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禦體系同出一轍。這應當是文獻所說的“城塹河瀕”，即以水圍城，并将臨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使河岸增高以加強城防安全系數，同時也起到抵擋河水上岸的作用。考古學家通過對雍城城址及其周邊地理環境考察發現，城内布局順應了當時自然環境的制約。
雍城西城外發現的堰塘遺址複原
雍城西北高、東南低，北部雍山一帶的水流彙入白起河等多條河流後穿城而過，使當時的雍城成為“水”中之城，進而形成了“順河而建，沿河而居”的城内布局。考古調查發現當時臨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個相對集中的片區。河流成為當時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臨河道路，同時城内各條陸路之間縱橫交錯、互相連接配接。通過地下引水管網将河水引向城中各個區間，用于諸如作坊生産、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用水等。河流不僅給聚落帶來水源供給、交通之便利，而且有利于聚落區的排洪。2015年初，考古學家在城西雍水河上發現大型“堰塘”遺址，判斷其用途是在枯水季節為確定城内河流中的水流量，在不影響正常洩洪的前提下，升高城外大河中的水位，以便讓水流注入連通的城内小河，便于水運之通暢。
在這一時期，大型建築附近有中型的木構房屋建築，可能為貴族所居住；在上述兩類建築的外圍，有三處相對集中的半地穴式居址單元并伴随着大量生活灰坑和用于作坊生産的窖、井等設施，當為平民聚落區。盡管使用各類不同等級的建築者有貴賤之分，有各自集中聚居的特點，但這一時期的雍城聚落沒有互相隔離的設施，所有人作為城内和諧共處的成員生活在同一個大聚落區域之内。
大型聚落建築基址
城郭
雍城中期處于以綜合性防禦為首要目的規劃“城郭”結構的都城持續發展期，即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夷公、惠公執政時期（前659~前491年）。秦穆公通過對外戰争擴張的同時，以“德威并舉，德武力征”的創霸方針，使國力漸趨強盛，最終形成“益國十二，開地千裡，遂霸西戎”的局勢。面對新的時勢之變以及雍城人口的急劇增加，早先的城建規模因無法容納而必須擴建；其次因列國之間群雄争霸，戰争頻仍，攻伐謀略上升；再次，當初建城的區間臨塔寺河、雍水河與紙坊河的交彙處，遇大水時河堤漫漶，對城市安全構成威脅。于是秦國遂放棄今瓦窯頭一帶，而向整個城址的中部即今馬家莊一帶移動，形成新區。
雍城城牆遺迹
雍城城址第二、三期雙重環壕與城牆關系
經考古調查與發掘确認，此區間約3平方公裡，城内有早年發掘出的馬家莊秦宗廟遺址和另外幾處大型建築遺址；發現了高台建築以及按照“後市前朝”而設的“市場”等。上述遺址被一條由自然河流與人工溝壕貫通的環壕所環繞，而在其外圍又形成另外一重環壕，且多系在自然河流基礎上的人工開鑿，其涵蓋範圍約7平方公裡。這兩條環壕形成較為規則的“回”字形。兩重環壕内各類聚居區分布呈現截然不同的情景，内壕系大型宮室及其附屬建築分布區，當為秦公和貴族所居，内溝與外溝之間則分布平民生産與生活的聚居區，這兩條壕恰似内城與外城之象征，也成為城市聚落區間分而治之的顯著标志。
大城郭
雍城後期是城市規模再擴張的大城郭制度形成期，自悼公執政至秦都遷出雍城（前490~前350年）。《史記·秦本紀》載“悼公二年，城雍”，置都雍城200年後，随着城市的再擴張，才首次出現了夯築的城牆。經考古調查與勘探，在修築的城牆裡側一周的溝壕，又随之與城牆形成了多重防禦屏障。至此，雍城已發展成為一座功能齊備、規模達11平方公裡的大都市，其涵蓋範圍即現在所确定的城址區。這一時期在夯築的大城圈形成之後，過去以内、外兩重溝壕所分隔的城市分區便成為主城的區域，分布着各類大型建築和貴族聚居區；外重溝壕與城牆之間的區域則是平民聚落聚居區。
雍城瓦窯頭大型組合型宮室複原
曆經300年的沿革與發展，秦都雍城的城市格局與多功能化得以完全形成，成為當時代表性的大都城之一。雍城除建城初期沒有專門劃定的國君内城區外，其後一直有展現内城與外城相套合的城郭制度——即内城為城，系朝宮、官署和貴族所居之地；外城為郭，系廓城内國人所居之地。雍城300年來自南向北逐漸擴建，其城市規劃布局在悼公時期完成。城郭制度符合《吳越春秋》中所記載的“築城以衛君，造郭以衛民”的建城思想。
禮制建築遺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秦人當時的許多重要禮儀與祭祀活動都要在宮殿舉行，除城内宮殿外，建在城郊地區的也不少。20世紀八九十年代，考古學家先後在雍城南郊的雍水兩岸、汧河東岸及雍城東郊發現宮殿和其它遺址的分布。城外孫家南頭宮殿建築區遺迹特别豐富，相繼發現了戰國時期的蕲年宮、來谷宮、橐泉宮、竹泉宮和羽陽宮。另外在雍城城西一帶也發現了其他宮殿的線索。
随着都城的東遷，原雍城宮城已棄之不用，但雍城仍為一座“聖城”，秦漢時期的諸多重大禮儀活動仍然要在這裡舉行。如秦始皇登基時的加冕典禮還是在蕲年宮舉行。漢武帝之前的幾位西漢皇帝常親臨雍城的郊祀活動，便在原蕲年宮的基礎上修葺了多宮在一起的“群宮”象征建築，其目的可能是考慮到皇帝每年隻來一次雍城活動，但又需要完成不同的時節祭祀。
秦公陵園與國人墓地
秦公陵園位于鳳翔南塬，分為南指揮陵區和三岔陵區兩部分，約23平方公裡。南指揮陵區由13座陵園組成，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公陵園區，目前已在陵園中勘探出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及凸字形大墓和車馬坑共43座和2處國人墓地，另外還發現了一批陵園兆溝遺迹。三岔陵區位于郭店鎮三岔村三組村莊周圍，目前發現了一座陵園，由3座中字形大墓和2座車馬坑組成。與其它先秦諸侯國陵園相比，雍城秦公陵園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布局規整，它與之前和後來的秦公陵園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繼承性、完整性、獨特性的秦國陵園體系，其表現整個秦陵園“從集中公墓制向獨立陵園制發展過程”的特征是非常明顯的。
雍城郊外孫家南頭M191 陪葬車馬坑局部
已發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平面為中字形，坐西向東，全長300米，面積5334平方米，深24米，是已發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室由主椁室、副椁室、72具箱殉、94具匣殉等組成。該墓雖屢經嚴重盜擾，但仍出土銅、鐵、金、陶、玉、漆器及紡織品等各類文物3500多件。根據墓中出土的石磬刻文，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秦公一号大墓雖屢經劫難，但其中發現了最早的“黃腸題湊”椁具、大量的殉葬奴隸及帶有文字的石磬、用于助葬的木質“墓碑”、各種類型的鐵器等，對先秦喪葬制度及秦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雍城六号陵園外側中型墓葬附屬車馬
21世紀以來，我們按照大遺址“微觀”工作目标，在原已勘探出的14座秦公陵園中選擇一、六号陵園進行實驗性複探，希望取得細部發現上的新收獲。在一号陵園勘探除重新确認陵園中兆溝布局走向、門的結構和8座分别為秦公大墓、陪葬墓、車馬坑與祭祀坑遺迹外，在中兆溝緊鄰外側東北方向又新發現446座同期或晚于該陵園年代的中小型墓，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9座，其餘437座為小型秦墓，這類中小型墓葬區域目前沒有發現環繞在其周邊的兆溝。六号陵園過去曾勘探出屬于該陵園的6座分别為秦公大墓、陪葬墓、車馬坑與祭祀坑的遺迹，但由于沒有發現中兆溝而無法确認該陵園具體布局情況。
本次勘探新發現了整個中兆溝布局走向與門的結構，發現兆溝的四角各有一段5~10米長的缺口未挖通。另外還在中兆溝内又發現2座“目”字形祭祀坑。在确認原勘探出的15号中字形大墓時，又在墓上發現了夯土建築遺迹與遺物。與一号秦公陵園具有相同規律的是，也在該陵園中兆溝緊鄰外側西南方向新發現703座同期或晚于該陵園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達29座，其餘674座皆為小型秦墓，同樣沒有發現這群中小型秦墓周邊的兆溝。
為了進一步确認環繞在秦公陵園兆溝外側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質、年代及沿革，随後又對六号陵園中兆溝外側的5座中小型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雖然所發掘對象均遭嚴重盜擾，但根據布局關系，一般這類中型墓葬的東南方必有一座陪葬車馬坑存在。曆年來對秦墓的發掘與研究表明，以單一車馬坑陪葬系秦國貴族墓葬的顯著标志。發掘的中型墓葬與車馬坑主人的較高等級身份說明在整個墓群中包括少數貴族墓和大批平民墓葬。
随着兩座陵園複探工作的開展，新的認知也随之形成。由于在陵園中未發現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說明在整個雍城已發現的21座“中”字形大墓數基本與當時在雍城執政的秦公人數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中字形大墓即為秦公的陵寝。目前在整個雍城秦公陵園内僅發現3座甲字形大墓，從陵園制度的規律性講，過去認為系秦公夫人墓的觀點較為牽強，認為系未享國的太子墓的觀點還有可能。
基于近幾年在雍城秦公陵園内調查與勘探方面的綜合認識，以往在陵園兆溝之内被通稱為大墓的遺迹，除“中”字形和“甲”字形為墓寝之外，其它形制的不是墓葬，而分别系秦公陵園的車馬坑與祭祀坑，這就說明當時在秦公陵園的兆溝之内埋葬的墓主人隻有享國的秦公或未享國的太子。那麼按照當時夫婦不同穴的陵園埋葬制度，秦公夫人當葬于何處？秦國宗室貴族、軍功大臣又葬于何處？新發現于陵園中兆溝外側的中小型墓群，被整個雍城秦公陵園的外兆溝所包圍，從布局上來看必然與陵園有關系。根據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測，他們若不是以從死從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溝以外的中小型墓群。過去的研究将秦公陵園作為“公墓”，而國人墓地一般被當做“族墓”對待，二者屬性不同，互相分開。
從新發現看，“公墓”與“族墓”在雍城時期的墓葬布局上有其鮮明的組合特征。秦國早期的秦公大墓與小墓葬于一起，沒有兆域之隔，可稱為典型的集中公墓制；雍城時期二者仍然距離相近，但卻将秦公之間、秦公與中小型墓群之間以兆溝分隔，可稱為相對集中公墓制并顯現出獨立陵園制的雛形；秦國末期至秦代，“公墓”與“族墓”乃至“公墓”與“公墓”之間已完全分開，而且距離較遠，不在一地，呈現出典型的獨立陵園制度的特征。是以，在一、六号秦公陵園兆溝内外完整布局的新發現從喪葬制度上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秦國社會内部等級森嚴的場景。
國人墓地主要分布在城南郊雍水河沿岸，分别由八旗屯、高莊、西村、南指揮、黃家莊、鄧家崖和禮包務等處相對獨立存在的墓區組成，總面積2.3平方公裡。除上述區域外，近年還在雍城以東郊外的塔寺河沿岸六道村、瓦窯頭和雍城城址範圍西北部相繼發現多處秦人墓地，這一新的發現改變了之前認為秦國人墓地僅分布于雍水河沿岸的傳統觀點，同時根據墓葬年代推斷，城内墓葬并非秦國有城内葬人的習俗，而是原本葬地為城外，後因城市擴大所緻。
作為秦國曆史上建置時間最長的一處正式都城，雍城在其發展曆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曆經諸位國君和舉國上下苦心經營、在此蓄勢。在雍城，秦國把握政治時局，順勢而為，有效利用自然與人文環境，建立了堅固的防禦系統，為實作秦穆公提出的“子孫飲馬于河”的秦國夢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作者為陝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秦漢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以秦雍城為中心的早期秦文化等，主持了秦都雍城遺址、寶雞涼泉漢墓、秦雍城豆腐村戰國制陶作坊遺址、鳳翔翟家寺隋唐墓葬、鳳翔六道村戰國秦墓等的發掘。著有或合著有《孫家南頭秦國春秋銅器墓相關問題》《秦都雍城布局研究》《秦雍城豆腐村與馬家莊出土瓦件的建築學模拟實驗觀察》《寶雞涼泉漢墓出土玉人分析》等。
來源：《大衆考古》2015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