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年，“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自秦襄公(前777~前766年)首次立都于西犬丘（西陲），之后的500余年间，秦国逐渐东迁，历经了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按照目前学术界对秦“九都”各自功能与层次结构的研究，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初居雍大郑宫起，止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自雍徙都咸阳”，秦置都雍城达327年之久。
位于今天陕西凤翔境内的雍城，其作为建置时间最长的的国都，是秦国走向强盛的里程碑。历数在雍城先后执政的诸位秦公生平事迹和建树，见证着秦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的历程。秦国在雍城发展军事，构筑城防体系、提升经济的支撑力，以满足对外战争的耗费，而秦国也正是通过战争营造自身发展的空间。如果说当初秦国在陇东地区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东出陇山，向关中挺进，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统一六国的强国梦想。
雍城城址区局部复原
历史文献对雍城的记载较为简略，某些考述方面还失之偏颇，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世人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始于1930年代与宝鸡斗鸡台发掘同期的考古人进驻雍城，直至今日历经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也正是这80年来几代考古学家鼎力传承，才逐渐揭开了这座古城的神秘面纱。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取得的大量资料显现出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多功能化要素及特征，它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秦都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指平民和一般官吏，一般居住在城郭之内）墓葬、郊外建筑及远郊“野人”（有别于国人，一般居住在城郭之外，地位较低）聚落形成的总体格局，以及各自的布局规律，对后代都城营建有借鉴作用。
城市格局
雍城城址区约11平方公里，南北长3300米、东西宽3200米。已发现各类文化遗存有周边残断的自然城墙与人工护城组成的环围体系、城内道路、宫殿建筑、聚落、作坊及与此关联的城内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如内河流等。各具功能的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构成空间，是这座秦都的典型性特征。
秦都雍城在“九都八迁”中的位置
秦国为什么要选择雍城为长久之都？从之前的平阳城的外围环境可以找到答案：当初越过陇山向关中迁徙带有某种被动性，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摆脱来自戎狄的军事袭扰，以寻找安全的生存环境。从平阳再到雍城则是秦国对都城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动和更高需求，平阳虽处于渭河谷地，有交通之便，但却缺乏像雍城这样“居高临下”的战略防御优势，所以雍城周边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这也是自秦宪公、武公两代国君在平阳短暂停留之后，德公迁都雍城的主要缘由。
雍城发现的交通大道的十字路口
雍城古代道路发掘区鸟瞰
城市扩建
雍城置都300余年间，从初期的“暂居体验”到“长久定居”，即从早期以防御为首要目的到后来都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不断增大、扩张与改建。根据整个城址区遗存分布状况与年代关系判断，可将城市扩建与沿革划分为三个时期。
城堑河濒
初期是以军事防御为首要目的的“城堑河濒”时期，即德公、宣公、成公三位国君执政时期（前677~前660年）。虽然秦国初都雍城时选择了较大的环境空间，四周以大河环围，这为后来雍城逐步扩建奠定了基础，但起初实际所使用范围仅局限在整个城址的东南角即今瓦窑头村一带，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
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与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及其墓群、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同出一辙。这应当是文献所说的“城堑河濒”，即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使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系数，同时也起到抵挡河水上岸的作用。考古学家通过对雍城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发现，城内布局顺应了当时自然环境的制约。
雍城西城外发现的堰塘遗址复原
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汇入白起河等多条河流后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城内布局。考古调查发现当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内各条陆路之间纵横交错、相互连接。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间，用于诸如作坊生产、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用水等。河流不仅给聚落带来水源供给、交通之便利，而且有利于聚落区的排洪。2015年初，考古学家在城西雍水河上发现大型“堰塘”遗址，判断其用途是在枯水季节为确保城内河流中的水流量，在不影响正常泄洪的前提下，升高城外大河中的水位，以便让水流注入连通的城内小河，便于水运之通畅。
在这一时期，大型建筑附近有中型的木构房屋建筑，可能为贵族所居住；在上述两类建筑的外围，有三处相对集中的半地穴式居址单元并伴随着大量生活灰坑和用于作坊生产的窖、井等设施，当为平民聚落区。尽管使用各类不同等级的建筑者有贵贱之分，有各自集中聚居的特点，但这一时期的雍城聚落没有相互隔离的设施，所有人作为城内和谐共处的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大聚落区域之内。
大型聚落建筑基址
城郭
雍城中期处于以综合性防御为首要目的规划“城郭”结构的都城持续发展期，即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夷公、惠公执政时期（前659~前491年）。秦穆公通过对外战争扩张的同时，以“德威并举，德武力征”的创霸方针，使国力渐趋强盛，最终形成“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势。面对新的时势之变以及雍城人口的急剧增加，早先的城建规模因无法容纳而必须扩建；其次因列国之间群雄争霸，战争频仍，攻伐谋略上升；再次，当初建城的区间临塔寺河、雍水河与纸坊河的交汇处，遇大水时河堤漫漶，对城市安全构成威胁。于是秦国遂放弃今瓦窑头一带，而向整个城址的中部即今马家庄一带移动，形成新区。
雍城城墙遗迹
雍城城址第二、三期双重环壕与城墙关系
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确认，此区间约3平方公里，城内有早年发掘出的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另外几处大型建筑遗址；发现了高台建筑以及按照“后市前朝”而设的“市场”等。上述遗址被一条由自然河流与人工沟壕贯通的环壕所环绕，而在其外围又形成另外一重环壕，且多系在自然河流基础上的人工开凿，其涵盖范围约7平方公里。这两条环壕形成较为规则的“回”字形。两重环壕内各类聚居区分布呈现截然不同的情景，内壕系大型宫室及其附属建筑分布区，当为秦公和贵族所居，内沟与外沟之间则分布平民生产与生活的聚居区，这两条壕恰似内城与外城之象征，也成为城市聚落区间分而治之的显著标志。
大城郭
雍城后期是城市规模再扩张的大城郭制度形成期，自悼公执政至秦都迁出雍城（前490~前350年）。《史记·秦本纪》载“悼公二年，城雍”，置都雍城200年后，随着城市的再扩张，才首次出现了夯筑的城墙。经考古调查与勘探，在修筑的城墙里侧一周的沟壕，又随之与城墙形成了多重防御屏障。至此，雍城已发展成为一座功能齐备、规模达11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其涵盖范围即现在所确定的城址区。这一时期在夯筑的大城圈形成之后，过去以内、外两重沟壕所分隔的城市分区便成为主城的区域，分布着各类大型建筑和贵族聚居区；外重沟壕与城墙之间的区域则是平民聚落聚居区。
雍城瓦窑头大型组合型宫室复原
历经300年的沿革与发展，秦都雍城的城市格局与多功能化得以完全形成，成为当时代表性的大都城之一。雍城除建城初期没有专门划定的国君内城区外，其后一直有体现内城与外城相套合的城郭制度——即内城为城，系朝宫、官署和贵族所居之地；外城为郭，系廓城内国人所居之地。雍城300年来自南向北逐渐扩建，其城市规划布局在悼公时期完成。城郭制度符合《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的建城思想。
礼制建筑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人当时的许多重要礼仪与祭祀活动都要在宫殿举行，除城内宫殿外，建在城郊地区的也不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在雍城南郊的雍水两岸、汧河东岸及雍城东郊发现宫殿和其它遗址的分布。城外孙家南头宫殿建筑区遗迹特别丰富，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蕲年宫、来谷宫、橐泉宫、竹泉宫和羽阳宫。另外在雍城城西一带也发现了其他宫殿的线索。
随着都城的东迁，原雍城宫城已弃之不用，但雍城仍为一座“圣城”，秦汉时期的诸多重大礼仪活动仍然要在这里举行。如秦始皇登基时的加冕典礼还是在蕲年宫举行。汉武帝之前的几位西汉皇帝常亲临雍城的郊祀活动，便在原蕲年宫的基础上修葺了多宫在一起的“群宫”象征建筑，其目的可能是考虑到皇帝每年只来一次雍城活动，但又需要完成不同的时节祭祀。
秦公陵园与国人墓地
秦公陵园位于凤翔南塬，分为南指挥陵区和三岔陵区两部分，约23平方公里。南指挥陵区由13座陵园组成，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公陵园区，目前已在陵园中勘探出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及凸字形大墓和车马坑共43座和2处国人墓地，另外还发现了一批陵园兆沟遗迹。三岔陵区位于郭店镇三岔村三组村庄周围，目前发现了一座陵园，由3座中字形大墓和2座车马坑组成。与其它先秦诸侯国陵园相比，雍城秦公陵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它与之前和后来的秦公陵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系，其表现整个秦陵园“从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发展过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雍城郊外孙家南头M191 陪葬车马坑局部
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平面为中字形，坐西向东，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深24米，是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室由主椁室、副椁室、72具箱殉、94具匣殉等组成。该墓虽屡经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铜、铁、金、陶、玉、漆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3500多件。根据墓中出土的石磬刻文，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秦公一号大墓虽屡经劫难，但其中发现了最早的“黄肠题凑”椁具、大量的殉葬奴隶及带有文字的石磬、用于助葬的木质“墓碑”、各种类型的铁器等，对先秦丧葬制度及秦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雍城六号陵园外侧中型墓葬附属车马
21世纪以来，我们按照大遗址“微观”工作目标，在原已勘探出的14座秦公陵园中选择一、六号陵园进行实验性复探，希望取得细部发现上的新收获。在一号陵园勘探除重新确认陵园中兆沟布局走向、门的结构和8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遗迹外，在中兆沟紧邻外侧东北方向又新发现446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9座，其余437座为小型秦墓，这类中小型墓葬区域目前没有发现环绕在其周边的兆沟。六号陵园过去曾勘探出属于该陵园的6座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的遗迹，但由于没有发现中兆沟而无法确认该陵园具体布局情况。
本次勘探新发现了整个中兆沟布局走向与门的结构，发现兆沟的四角各有一段5~10米长的缺口未挖通。另外还在中兆沟内又发现2座“目”字形祭祀坑。在确认原勘探出的15号中字形大墓时，又在墓上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与遗物。与一号秦公陵园具有相同规律的是，也在该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西南方向新发现703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年代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达29座，其余674座皆为小型秦墓，同样没有发现这群中小型秦墓周边的兆沟。
为了进一步确认环绕在秦公陵园兆沟外侧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质、年代及沿革，随后又对六号陵园中兆沟外侧的5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虽然所发掘对象均遭严重盗扰，但根据布局关系，一般这类中型墓葬的东南方必有一座陪葬车马坑存在。历年来对秦墓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单一车马坑陪葬系秦国贵族墓葬的显著标志。发掘的中型墓葬与车马坑主人的较高等级身份说明在整个墓群中包括少数贵族墓和大批平民墓葬。
随着两座陵园复探工作的开展，新的认知也随之形成。由于在陵园中未发现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说明在整个雍城已发现的21座“中”字形大墓数基本与当时在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字形大墓即为秦公的陵寝。目前在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内仅发现3座甲字形大墓，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过去认为系秦公夫人墓的观点较为牵强，认为系未享国的太子墓的观点还有可能。
基于近几年在雍城秦公陵园内调查与勘探方面的综合认识，以往在陵园兆沟之内被通称为大墓的遗迹，除“中”字形和“甲”字形为墓寝之外，其它形制的不是墓葬，而分别系秦公陵园的车马坑与祭祀坑，这就说明当时在秦公陵园的兆沟之内埋葬的墓主人只有享国的秦公或未享国的太子。那么按照当时夫妇不同穴的陵园埋葬制度，秦公夫人当葬于何处？秦国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又葬于何处？新发现于陵园中兆沟外侧的中小型墓群，被整个雍城秦公陵园的外兆沟所包围，从布局上来看必然与陵园有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测，他们若不是以从死从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沟以外的中小型墓群。过去的研究将秦公陵园作为“公墓”，而国人墓地一般被当做“族墓”对待，二者属性不同，相互分开。
从新发现看，“公墓”与“族墓”在雍城时期的墓葬布局上有其鲜明的组合特征。秦国早期的秦公大墓与小墓葬于一起，没有兆域之隔，可称为典型的集中公墓制；雍城时期二者仍然距离相近，但却将秦公之间、秦公与中小型墓群之间以兆沟分隔，可称为相对集中公墓制并显现出独立陵园制的雏形；秦国末期至秦代，“公墓”与“族墓”乃至“公墓”与“公墓”之间已完全分开，而且距离较远，不在一地，呈现出典型的独立陵园制度的特征。因此，在一、六号秦公陵园兆沟内外完整布局的新发现从丧葬制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国社会内部等级森严的场景。
国人墓地主要分布在城南郊雍水河沿岸，分别由八旗屯、高庄、西村、南指挥、黄家庄、邓家崖和礼包务等处相对独立存在的墓区组成，总面积2.3平方公里。除上述区域外，近年还在雍城以东郊外的塔寺河沿岸六道村、瓦窑头和雍城城址范围西北部相继发现多处秦人墓地，这一新的发现改变了之前认为秦国人墓地仅分布于雍水河沿岸的传统观点，同时根据墓葬年代推断，城内墓葬并非秦国有城内葬人的习俗，而是原本葬地为城外，后因城市扩大所致。
作为秦国历史上建置时间最长的一处正式都城，雍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历经诸位国君和举国上下苦心经营、在此蓄势。在雍城，秦国把握政治时局，顺势而为，有效利用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立了坚固的防御系统，为实现秦穆公提出的“子孙饮马于河”的秦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作者为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汉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以秦雍城为中心的早期秦文化等，主持了秦都雍城遗址、宝鸡凉泉汉墓、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凤翔翟家寺隋唐墓葬、凤翔六道村战国秦墓等的发掘。著有或合著有《孙家南头秦国春秋铜器墓相关问题》《秦都雍城布局研究》《秦雍城豆腐村与马家庄出土瓦件的建筑学模拟实验观察》《宝鸡凉泉汉墓出土玉人分析》等。
来源：《大众考古》2015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