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金沙是與三星堆在文化面貌和社會性質上近似，并取代三星堆成為其後的古蜀王都所在。金沙祭祀區也出土大量與三星堆祭祀坑器類、器形相同的遺物，表明二者的确存在着内在的關聯。不過，金沙不見三星堆那樣的成形青銅容器，而隻有少量容器殘片或部件。由于成都平原青銅時代早期青銅器往往是靠中原文化因素來斷代，金沙與三星堆出土容器的差異性，會影響到對兩個聚落年代、性質的評估。本文拟通過比對識别、觀察金沙青銅容器所屬器類、年代，來認識這些容器的文化屬性，并由此了解成都平原青銅文明的格局。
一
金沙是位于當今成都市區的一處大遺址，面積約5平方公裡。遺存中黃金、青銅、玉石等貴重材質的器物，集中出土在遺址東南部的祭祀區。祭祀區主要位于被稱之為“梅苑”的地點，于2001年被發現并開始發掘［1］。發掘者很快發表了考古簡報（以下簡稱《梅苑簡報》）［2］，最近又出版了文物精品圖錄（以下簡稱《金沙遺址祭祀區》）［3］。這些報道展現了金沙祭祀區出土物的概貌，也讓研究者得以了解金沙聚落的文化景觀。
青銅容器在金沙祭祀區所見很少，且隻見殘片，是以過去未能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關注。按照《梅苑簡報》統計，祭祀區出土青銅器479件［4］，其中有領璧、戈等幾何形器401件，立人等像生形器44件，涉及容器的，隻有在其他34件青銅器中包含的4件殘圈足。即便是在對金沙遺址青銅器的專項研究中［5］，容器也因為可識别性差而較少提及。最近，田劍波、周志清讨論了金沙出土的7件青銅容器殘片，識别出5件容器與三星堆出土容器的年代及性質一緻，由此得出“金沙與三星堆同為成都平原上的商代晚期高等級中心聚落”的認識［6］。這是對金沙青銅容器研究非常有見地和有意義的認識。
目前發表資料所見，金沙青銅容器均為殘碎程度嚴重的小片，或者是附屬于器體上的部件。不過，絕大部分的殘片或部件形制特征明确，辨識度較強，可以明确識别并定位到相似器物之上的，進而也就易于确定其年代。目前可識别的容器，包括折肩尊或罍、雙耳罍、方尊、提梁卣等。以下按這些器物類别分别讨論。
（一）折肩尊或罍
T7913⑦∶1、T8105⑦表下∶34、T8004⑦∶60等3件殘片，為田劍波、周志清論文發表。（圖一：1、2、4）該論文已經指出這些殘片與三星堆折肩尊、罍的關聯。3件殘片幾乎都滿飾花紋，紋飾特征的一緻性頗強，即都有半浮雕凸起，浮雕和平面都裝飾雲雷紋，紋飾在觀感上均勻度很強。
圖一 金沙折肩尊或罍殘片及相關器物
1. 金沙 T7913⑦ ∶ 1 2. 金沙 T8105⑦表下 ∶ 34 3. 金沙 D6 ∶ 2 4. 金沙 T8004⑦ ∶ 60 5. 三星堆K2②∶ 151尊 6. 三星堆K2②∶159罍
這3件殘片，屬于浮雕獸面紋的局部，還可以複位到浮雕紋飾的尊或罍器壁上。以下以半浮雕裝飾的三星堆K2②∶151尊為參照标本說明［7］。（圖一：5）K2②∶151尊腹部和圈足飾浮雕獸面紋，口徑49厘米，圈足高22.4厘米，通高56.5厘米。
金沙T7913⑦∶1屬于尊腹部獸面紋中部（圖一：1），其“土”字形半浮雕的鼻梁為獸面紋中軸，靠上兩側對稱分布的豎條形半浮雕是鼻外的立羽，左側的“C”形半浮雕為獸面紋的角，殘片屬于獸面紋從鼻梁到雙角之間的部位，鼻梁上方形的凹口，原應設定有尊肩部的獸首。此片殘高15.7厘米，大體合乎三星堆K2②∶151尊腹部的高度。
T8105⑦表下∶34右側突起一條扉棱（圖一：2），扉棱兩側的雲雷紋相對，同時扉棱頂部有長方形缺口，這屬于圈足上部的镂孔。很明顯，這是一件尊或罍圈足的殘片。圈足左側紋飾屬于獸面紋的右部，其中半浮雕紋飾上部為獸面紋的角，下部為嘴的一部分，其右為獸面紋軀體。此殘片包括從圈足的頂部到底部，高12.5厘米，是屬于圈足較低矮的尊或罍，比三星堆K2②∶151尊圈足22.4厘米的高度小了許多。
T8004⑦∶60與上述T7913⑦∶1左側的“C”形半浮雕獸面紋的卷角結構相同（圖一：4），這種寬扁體的角都屬于尊或罍腹部的獸面紋。T8004⑦∶60獸角向右卷，與T7913⑦∶1向左卷相反，屬于腹部獸面紋右側。該片殘高5.2厘米，與T7913⑦∶1的比例相若。
除了以上三件器壁殘片之外，金沙祭祀區還出土屬于折肩尊、罍肩部之上的小鳥形裝飾部件。
金沙D6∶2（《金沙遺址祭祀區》圖97），鳥扁體，高4.9厘米。（圖一：3）《金沙遺址祭祀區》稱之為“銅鳥”，并将其與其他圓雕的鳥歸為一類。按，金沙圓雕的鳥與三星堆所出同類器一樣，一般都是勾喙，并有層次地塑出尾、翅等器官，這類圓雕的鳥都是以足部為結合點、通過焊接連接配接到器物的主體［8］——在三星堆主要都是立于神樹之上。金沙D6∶2這種扁體鳥是不同的類别，扁平的器體，厚度如器壁，隻在雙眼處凸起。此類鳥均無雙足，鳥腹下有較長的結合部，都是通過渾鑄設定在折肩尊、罍的肩部，如圖一所示的三星堆K2②∶151尊。
這類折肩尊、罍肩部的小鳥，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陳列中還有其他未發表的标本。
金沙以上4件殘片和部件，都可完全對應到三星堆出土的半浮雕紋飾的尊上（圖一：1-5），也同樣可以比對到三星堆半浮雕紋飾的罍上（圖一：6），如三星堆K2②∶159罍（《全集》十三：68）［9］。這也就是說，金沙出土的這類容器殘片，與三星堆K1、K2同類尊、罍的年代、性質相同。
在年代上，三星堆折肩尊、罍的形制與新幹大洋洲商墓的四羊首瓿相同（《全集》四：92）。筆者認為這些器物風格一緻，年代約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之間［10］。而對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商末周初。也就是說，三星堆折肩尊與罍的制作年代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二）方尊
金沙出土兩件青銅容器的殘片和方尊相關，一件是瓶狀角獸首（T8004⑦∶37）（圖二：1），《金沙遺址祭祀區》圖96稱之為“銅怪獸”，一件帶扉棱的圈足殘片（C∶210）（圖二：2）。
圖二 金沙方尊殘件及相關器物
1. 金沙T8004⑦∶37 2. 金沙C∶ 210 3、4. 泉屋博古館獸面紋犧首方尊
獸首是在青銅器平面裝飾之上突起的浮雕裝飾，最早開始出現于二裡崗文化時期，當時是作為獸面紋平面裝飾的補充，安置在尊的肩部。殷墟文化時期獸首裝飾大大增多，設定在尊、罍、卣、簋等類器的肩、頸、腹部。殷墟文化時期獸首還蔓延到提梁、耳鋬等器物附件上，成為流行的裝飾手段。獸首一般都是與器物主體渾鑄，隻有少數分鑄或焊接，但後者可能會松動或脫落。
瓶狀角形似非洲長頸鹿角，最早出現于阜南龍虎尊（《全集》一：117）和三星堆龍虎尊（《全集》十三：87）的龍首之上。西周早期，帶瓶狀角的龍首向左右展開兩條軀體，成為流行的裝飾設計。作為有首無身的瓶狀角獸首，出現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如婦好墓方罍（《全集》三：94）。殷墟文化晚期一些壺或卣的提梁獸首，或尊等器肩部的獸首上可見瓶狀角裝飾。至西周早期後，瓶狀角裝飾趨于消失。
金沙T8004⑦∶37瓶狀角獸首，高5.3厘米。（圖二：1）獸首作全雕的鳥形，其下的底座上有對穿的圓孔，這是焊接到器體上的技術設計。不像那些圓尊或罍上的獸首低矮地趴在肩部，這件獸首較窄長而高，與器體的接觸面較長，應該是立在方形折肩尊或罍肩部的四角位置上。在形制上，類似這樣鳥喙分别向上、下兩個方向突起的鳥形獸首，是從婦好墓出土的方形折肩尊上開始出現的。婦好方尊在肩部四角的獸首，整體作鳥形，鳥喙向上下伸出作雙鈎形（《全集》三：108）。而與T8004⑦∶37形制相同，即雙鈎形鳥喙、瓶狀角的獸首，隻見于泉屋博古館收藏的獸面紋犧首方尊［11］（圖二：3、4）、原藤田美術館收藏的獸面紋方尊［12］等少數器物。總之，金沙T8004⑦∶37瓶狀角獸首裝飾在方尊肩部四角，是很确定的。
金沙C∶210長6.3厘米，高7厘米（《梅苑簡報》圖六一）。（圖二：2）表面飾雷紋，中部凸起扉棱，其下為器邊緣。田劍波等的論文也談到這件殘片，謂“器壁較厚，器體略顯厚重”。從圖檔上看，器壁為扁平的形态，加之厚重的體量，應該是屬于方尊的圈足。
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還陳列有較厚扉棱的殘片，扉棱呈“F”形，也應該是方尊器壁殘片，“F”形扉棱是商末周初容器的年代特征。以上幾件殘片所屬的方尊年代，也應該在商末或者商周之際。
（三）雙耳罍
和折肩罍近似，雙耳罍也是小口深腹的盛酒器。不過，雙耳罍為圓弧的鼓肩，并在肩的兩側設雙耳，在下腹設一鋬，便于提攜和傾倒。器形的不同，特别是因為設定雙耳，使雙耳罍在制作技術、裝飾上都有别于折肩罍。是以雙耳罍是作為一種新的器類出現于殷墟文化時期，功能上同時取代了折肩罍。西周早期雙耳罍處于興盛階段，多出現在高等級墓葬中，西周中期後迅速走向衰落。在長江流域，雙耳罍延續的時間較長，春秋早中期乃至更晚仍有所見。
金沙祭祀區并沒有出土雙耳罍器體的殘品，但一些部件如銜環、獸首等應該屬于雙耳罍。
關于銜環。殷墟文化末期，銜環開始加設在雙耳罍的雙耳上，以利于提吊。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西周早期，銜環出現的比例也有所增加。殷墟郭家莊西M160亞址罍（《全集》三：81），雙耳的銜環較厚實。殷墟劉家莊北地M1046∶25方罍也設有銜環［13］，這些是最早階段的銜環。在技術上，銜環一般為一對，先鑄而後埋設在雙耳的陶範中，鑄成雙耳後銜環就套接在耳下了。實際上，商周之際前後的雙耳罍大部分并不帶銜環——當然這也不排除器物上原來是有環的。西周中期之後，銜環變得更為發達，并出現在罍、盆、盂、簋、壺上。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前後，銜環主要設定在壺、簋以及罍的雙耳上，其中圓壺或方壺的雙耳一般都有銜環，并成為流行的方式。春秋中期之後，銜環多見于各種壺類器。春秋晚期壺上的銜環開始附着在貼壁的鋪首上，這樣的鋪首銜環又在戰國時期從各種壺類器擴充到木棺上，其後更是作為生活用器，出現在房門上，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符号。以上銜環中的大多數，都是素面。銜環裝飾紋飾者，在西周早期飾雲紋，兩周之際前後有紋飾的較多，且一般都會裝飾當時流行的重環紋。金沙一些被稱為環或璧環形器的，應該就是雙耳罍或類似雙耳器上的銜環，如以下的兩件。
金沙T8105⑦∶18環（《金沙遺址祭祀區》圖64）（圖三：1），裝飾連續三角雲紋，直徑11.8厘米，厚0.5厘米。根據紋飾，知其屬于西周早期。
金沙C∶1283環（《梅苑簡報》圖三八，圖二〇：18）（圖三：2），為殘斷的一節，複原直徑11厘米，環面寬1.3厘米。這種裝飾的銜環在兩周之際前後的壺等類器上頗為常見。
圖三 金沙雙耳罍的銜環及小罍
1. 金沙T8105⑦∶ 18 2. 金沙C∶ 1283 3. 金沙C∶ 552 4、5. 竹瓦街蟠龍蓋獸面紋羊首罍及其銜環
以上兩件銜環，直徑均超過11厘米。彭州竹瓦街西周早期蟠龍蓋獸面紋羊首罍（《全集》十三：8）通高50厘米（圖三：4、5，圖八：1），按比例計算其銜環直徑不到9厘米。也就是說，金沙這兩件銜環所屬的雙耳罍器體更大。
兩件素面銜環器形較小。C∶552（《梅苑簡報》圖三七，圖二一：6）直徑5.3厘米，孔徑3.6厘米。（圖三：3）《金沙遺址祭祀區》圖63著錄一件，直徑4.3厘米，孔徑3.7厘米，厚0.1厘米。兩件均素面無紋，器形較小，應該屬于西周早期體量較小的雙耳罍。
關于獸首。獸首的源流已如前所述，商周之際前後是獸首開始發達的階段。金沙C∶198作牛首形，寬2.4厘米，高3.1厘米（《梅苑簡報》圖六〇、《金沙遺址祭祀區》圖102）［14］。牛首根部為圓筒形，這是以此套接在器體上凸起榫頭上、完成焊接的設計［15］。
金沙C∶198牛首雙角尖且上揚，其上飾雲紋，平面造型是商周之際前後中原文化青銅器中牛首的典型。不過，全雕的獸首在尖角處凸起、獸首在頸部以焊接的方式連接配接到器體，隻在當時少數裝飾誇張的器物上見到。在淳化大鼎腹部扉棱之下，裝飾有相同的牛首，這是鼎中唯一的例子（《全集》六：122）。（圖四：3）在随州羊子山M4出土青銅器中，也見幾件這種焊接的獸首（圖四：4）［16］，隻是獸首器形不同。随州葉家山M111出土一對雙耳罍（M111∶110、M111∶120）［17］，雙耳之間的牛頭形獸首（圖四：5、6），不僅器形與金沙C∶198相同，通過焊接與器體連接配接的技術特征也是相同的，可知金沙牛首很可能屬于這種雙耳罍。彭州竹瓦街蟠龍蓋獸面紋羊首罍（《全集》十三：78））雙耳之間設羊首（圖八：1），是類似的獸首設定。而竹瓦街另一件形制相同的蟠龍蓋獸面紋罍（《全集》十三：76），雙耳之間不見獸首，但可見連接配接獸首的榫頭（圖八：2），可知原來也是有類似的設計，這也更說明金沙牛首的此類屬性。葉家山M111、竹瓦街窖藏的年代都在西周早期，金沙C∶198獸首也應該是屬于西周早期的。
圖四 金沙及西周早期周文化器物焊接的獸首
1、2. 金沙C∶ 198 3. 淳化大鼎 4. 羊子山M4神面紋尊 5、6. 葉家山M111 ∶120雙耳罍
金沙祭祀區兩件年代較晚的獸首，是屬于春秋時期的雙耳罍。前述的雙耳罍在西周中期後的周文化區基本消失，但春秋早中期在周文化周邊地區多見，被學者視為周邊國族“文化複古”［18］。從春秋時期雙耳罍的流變和分布看，很可能的情況是承襲西周中晚期周文化較多的江淮地區繼續沿用雙耳罍，在春秋早中期該地區的蓬勃發展階段，雙耳罍向北發展到包括今山東的淮泗地區，向西在楚文化以南、今天的兩廣及湘川一帶流傳。上述地區這些雙耳罍器形和裝飾非常接近，雙耳端部往往有發達的獸首，獸首也都作前伸狀，原來環形的雙耳和作為提拿的功能都已蛻化。這類雙耳罍的典型如桐城長崗村出土的龍紋雙耳罍（圖五：4）［19］、牟托M1牛首耳夔龍紋罍（《全集》十三：82）（圖五：5）。
圖五 金沙雙耳罍殘件及春秋時期相關雙耳罍
1. 金沙T8206⑦∶ 45 2. 金沙T8405⑦∶ 16 3. 金沙T7607⑦∶ 1（《精品圖錄》圖105） 4. 桐城長崗村罍 5. 牟托M1牛首耳夔龍紋罍
《金沙遺址祭祀區》圖101著錄T8206⑦∶45的所謂“銅牛”（圖五：1）、圖103著錄T8405⑦∶16的所謂“銅靈貓”（圖五：2），兩件動物造型有所不同，但都是獸首前伸，粗壯的頸部殘斷，其形态與春秋時期雙耳罍的耳端獸首相同，也應該屬于這類雙耳罍，其年代在春秋早中期。
《金沙遺址祭祀區》圖105著錄的T7607⑦∶1，器形是一件基本完整的雙耳罍。（圖五：3）但該器僅高3.6厘米，隻是模型或明器。該器形制特征也與竹瓦街、葉家山同類器近似，年代屬于西周早期。
（四）提梁卣
《金沙遺址祭祀區》圖104著錄的T8406⑥∶2，寬2.2厘米，殘長6.2厘米（圖六：2），是兩個環形部分相套的殘件，其中半環形部分屬于器壁，帶獸首部分屬于器物提梁。這種獸首隻見于西周早期提梁卣，比較容易識别。形制完全相同者，如扶風劉家村西周墓葬出土器形完全相同的卣［20］。（圖六：1）這也表明金沙T8406⑥∶2典型的中原文化特性，其年代也應該屬于西周早期。
圖六 金沙提梁卣部件及相關器物
1. 劉家村西周墓葬提梁卣 2. 金沙T8406⑥∶ 2
除了以上可以明确器類及所在部位的殘片和部件之外，金沙還出土有其他一些容器。田劍波等論文讨論的兩件瓿類器，年代相當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同類器。《金沙遺址祭祀區》圖90的T7509⑥∶1虎形器［21］，可能是一件提梁盉的流口部分，其年代約在東周較晚時期。《金沙遺址祭祀區》圖93的T7009-7110_I2∶18龍器鈕，鈕底部分較小，應當為一方形器的器蓋，是一件子口蓋接母口器，可能屬于東周時期方缶之類的器物。這些器物與本文主題關系不大，将不作進一步讨論。
二
金沙出土的以上青銅容器，主要包括折肩尊或罍、方尊、雙耳罍、提梁卣等。明确了它們所屬的器形，以下再讨論其文化背景及來源。
（一）折肩尊或罍
金沙折肩尊或罍的殘片同時可以比對在三星堆K2②∶151尊或K2②∶159罍上，說明這種尊、罍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實際上，金沙折肩尊或罍和三星堆同類器一樣，都與本地器物風格完全不同。這些尊、罍器形特别是裝飾，在殷墟文化時期類似物很多，年代和性質都比較清晰。
折肩尊或罍興起于二裡崗文化時期，在鄭州商城、盤龍城都有大量發現。殷墟文化時期的中原政治中心地區，折肩尊特别是折肩罍數量趨少。但在長江流域，約當在洹北商城時期及其後，出現了大量折肩尊或罍，說明在長江中下遊交彙地帶存在一支青銅文化，其産品和技術又擴散到其他地區［22］。由此可以了解何以在江淮地區、長江中下遊、長江上遊以及漢水流域衆多地點都發現有折肩尊和罍，以及同性質的瓿。出土尊、罍的這些地點，分布在長江和漢水沿線，形成清晰的文化傳播線路。（圖七）在三星堆1986年的兩個祭祀坑中，共出土此類尊和罍15件、瓿1件。2019—2021年度祭祀坑的發掘，又有新的同類尊、罍出土。筆者提出三星堆器物坑尊、罍是自長江中下遊交彙區域傳播而來的看法［23］，近年也得到了較多學者的認同。
圖七 殷墟文化時期南方地區相同風格的折肩尊、罍、瓿及其分布
長江流域的此類尊或罍都裝飾獸面紋，明顯屬于中原文化系統。但這些尊或罍又有不少與中原政治中心不同的器形和紋飾特點，其中和金沙容器這件尊或罍共同的特點，可總結有如下一些。
a.器形多在40～70厘米之間，形體高大，但又較為輕薄。鑄造中，輕薄的器壁在處理浮雕的獸面紋時，内壁都要做相應地凹入，這樣的工藝我們過去稱之為凸凹式鑄法。
b.獸面紋構圖多為高度近似的幾類，但又都與中原政治中心同類紋飾構圖有所差别，特别是在一些浮雕獸面紋的關節處，裝飾有圓凸的乳釘。
c.扉棱較為發達，且往往作連續的“C”形排列。扉棱都位于各組獸面紋交接處，而獸面紋中軸處則無，這也是與中原地區扉棱設定的不同之處。同時，在與扉棱對應的肩部，常常立有扁體的小鳥，小鳥的體側往往飾有雲紋。
長江流域尊、罍以上特征，不見于中原文化中心區域同類器，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成都平原此類器來自于長江中下遊之間的看法，也是基于這樣的特性。金沙折肩尊或罍的三件器壁殘片（T7913⑦∶1、T8004⑦∶60、T8105⑦表下∶34），兼具上述a特征的凸凹式鑄法和b特征圓凸乳釘，T7913⑦∶1在鼻梁中軸處無扉棱，具有c特征。金沙D6∶2等扁體小鳥扉棱，合乎c特征。這也就是說，金沙這些容器殘片，也是通過長江交通線路，從東部地區進口而來。換言之，金沙和三星堆所使用的尊或罍，産品來源完全相同。考慮到長江流域尊、罍一些裝飾和技術特征的同質性，金沙的這類容器殘片，應該代表了不同個體、尊或罍的不同器類。
（二）方尊
在經曆二裡崗文化的流行期之後，折肩尊和罍開始分化為不同的發展方向，折肩罍被新出現的雙耳弧肩罍所取代，而折肩尊繼續見于高等級墓葬，并發展出方形折肩尊。方尊在殷墟花園莊東地M54首見，其後在婦好墓、郭家莊M160等進階貴族墓中常見。
基于以上背景，方尊在長江流域出現的年代，應該晚于殷墟文化第二期，也就是晚于長江沿線的折肩尊與罍。由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及其後，長江流域除了甯鄉青銅器群那樣非常接近殷墟青銅器的之外，其他地點青銅器本土特色濃厚，極少有方尊出現。三星堆K2出現過方體圓口尊、方體圓口罍［24］，紋飾特征與圓體尊非常接近，可能是長江中下遊折肩尊、罍青銅文化中心年代稍晚的産品。在長江中遊地區發現具有中原文化直接源流、兼有本地特色的方尊，是20世紀50年代長沙揀選、據查出土于常甯的獸面紋方尊。該尊高54厘米，現在圖錄所見肩部四角的瓶狀角獸首為當代修複［25］。常甯方尊上的獸面紋構圖與殷墟晚期典型商文化獸面紋幾乎完全相同，表明其中原文化的來源與背景。不過，常甯方尊腹部、圈足獸面紋的鼻端和嘴角都有長江流域折肩尊、罍那種圓凸的乳釘裝飾，顯然是受到了後者的影響。常甯方尊是長江流域在殷墟文化晚期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産品，說明長江中遊地區在商末還存在生産方尊的能力。
金沙T8004⑦∶37瓶狀角鳥形獸首與中原文化方尊獸首完全相同，難以判斷産地資訊。不過，金沙C∶210方尊中部扉棱兩側為雷紋，則與中原文化方尊有别。扉棱是中原文化尊類裝飾紋樣的中軸所在，往往為獸面紋的鼻梁，或者是兩個動物紋樣的聚首處。而金沙C∶210雷紋渙漫，加之紋飾布局與中原器不同，該方尊很可能是長江中遊地區的産品。
（三）雙耳罍
如前節讨論，金沙祭祀區的雙耳罍部件屬于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兩個階段。
屬于西周早期雙耳罍的部件有銜環和牛角獸首。雙耳罍在中原文化高等級貴族墓中常見，是以銜環不具備區域文化背景，但牛角獸首則不同。商周之際的雙耳圓罍除了在耳、鋬上塑出獸首外，雙耳之間一般不設獨立的獸首。在雙耳之間設獸首，是方罍正常的做法，葉家山M111罍和竹瓦街罍這樣的圓罍帶獸首，應該是借鑒了方罍的設計。
圖八 西周早期的獸首雙耳罍
1. 竹瓦街蟠龍蓋獸面紋羊首罍 2. 竹瓦街蟠龍蓋獸面紋罍 3.葉家山M111∶110蟠龍蓋獸面紋罍 4. 葉家山M111∶ 120蟠龍蓋獸面紋罍
檢視商周之際的雙耳圓罍，不難發現在雙耳之間設定圓雕獸首的都是地方型青銅器。有出土背景的此類圓罍，有如下幾批：1.葉家山墓地M27、M28、M111，M27、M111各出土一對兩件、M28出土一件雙耳罍［26］，M28、M111為曾侯墓，M27為曾侯夫人墓；2.彭州竹瓦街窖藏，包括兩次出土雙耳罍9、觚形尊1、觯1［27］，這其中包括獸首風格的雙耳罍7件；3.喀左北洞村、山灣子窖藏，包括雙耳罍8件及其他青銅器［28］，雙耳罍中獸首罍2件。這些獸首雙耳罍除了獸首設定特殊之外，裝飾也極度誇張。以竹瓦街和葉家山各有的兩件蟠龍蓋獸面紋罍為例，這些罍蓋頂的蟠龍、肩部的雙耳極盡誇張，形制、大小也幾乎相同，應該來自同一産地。（表一）
表一 西周早期部分雙耳罍尺寸統計
這些獸首雙耳罍的産地可能是在長江中遊地區。此類雙耳罍形制、紋飾都屬中原文化系統，其産地應該是與中原文化近密的地區。葉家山所在的曾國是周王朝封國，青銅器主體為典型周文化，但獸首雙耳罍自成系列，不排除其自産的可能。此外，如前所述，随州羊子山M4噩侯墓出土的一件方罍、兩件大小相次的卣，也是在雙耳之間設定焊接的獸首，獸首作貘首形。筆者曾經論證，羊子山M4這三件青銅器裝飾誇張但設計較低劣的神面紋，屬于本地生産的青銅器［29］。噩、曾兩國鄰近，産品具有類似技術特征就不足為奇了。如果成都平原這些獸首雙耳罍來自葉家山曾國，伴随西上的青銅器中有典型的周文化青銅器如卣、尊、觯等，也同樣很容易了解了。
春秋早中期類似桐城長崗村的雙耳罍也有東部地區的産地來源。有學者注意到，此類年代較晚的雙耳罍在山東、安徽都有分布，向南包括湖南、廣西地區有見［30］，從成都平原溯岷江而上，在茂縣牟托一号墓也見此類雙耳罍（《全集》十三：82）［31］。（圖五：4）我們認為，此類雙耳罍主要是江淮地區産品，分别向東北、西南方向擴散。
三
金沙祭祀區出土青銅容器殘片和部件，代表了不同類别的容器和不同的個體，它們很可能是在祭祀過程中使用的器物碎片——碎器是商時期頗為常見的祭祀行為［32］。祭祀區出土容器的數量較少，不代表使用者擁有的容器數量有限。
青銅容器是判斷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年代、與中原文明聯系的重要訓示物。通過對金沙祭祀區出土青銅容器的考察，可以得到如下幾點明确的認識。
（一）和三星堆一樣，金沙在祭祀活動中同樣使用青銅容器，但金沙容器破碎的狀态說明其使用方式不同。金沙和三星堆器物都屬于宗教氛圍濃厚的貴重材質，兩個地點器物類别近似，但量度迥異，暗示兩處地點雖都屬于祭祀性質，但所從事祭祀活動的環節有别。
（二）金沙祭祀區使用與三星堆祭祀坑完全相同的折肩尊或罍，表明金沙至少在相當于殷墟文化時期是一處高等級的中心聚落。若如此，三星堆和金沙至少在殷墟文化時期這一相當長的時段是并立的，而不是先後承襲的兩個青銅文明中心。
（三）金沙容器所屬年代包括殷墟文化一二期、殷墟文化末期、西周早期、兩周之際、春秋早中期等不同階段，表明以上時期成都平原與中原文化之間持續的聯系，而關聯的路徑主要是通過長江中遊地區。
作者：張昌平（武漢大學曆史學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