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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代的教育觀偏重個人能力和思維的培育，往往忽視了生活實踐中鮮活的一面。
古希臘的教育核心卻是性格的養成和培育，這不僅是家庭的任務，也是政治共同體中立法者所需關注之處。
與柏拉圖不同， 亞裡士多德在強調公共的善的同時也強調了個人的善或幸福。
城邦與家庭一樣都是人得以幸福生活的共同體，友愛将人們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家庭、夥伴關系和城邦。
友愛作為一種德性需要通過共同生活的經曆和訓練習得，而友愛的締結和維持使得城邦保持和平和穩定。
城邦中的政治友愛是其成員間達成的一緻，也就是城邦中成員的團結。
亞裡士多德的友愛觀為現代社會所需的團結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
教化 、 通識教育和共同體中的人
德語中的教化擁有豐富和廣泛的内涵，它指的是對人的塑造。
“Bildung”在一般語境中被譯為 “教育 ”，如在 “Bildungsministerium”(教育局) 一詞中; 在哲學語境中，尤其是在德國觀念論的語境中，它通常被譯作 “教化 ”。
在黑格爾看來，教化使作為個體的人獲得其社會性，更高一層的教化則使自我意識克服個體 由于社會化而發生的異化和特殊化，進而獲得一種完全的認識，展現為對其自身 “真理性和概念有所意識了的精神 ”。
或用麥克道威爾的話來說，德國哲學的教化是一種建立在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品格之塑造上的實踐理性的養成。
可見，一種更為整全意義上的教育或教化，涉及到在社會關系中人之品性的塑造。
然而，在當今世界中，我們所需要的是何種教育呢? 著名的古典哲學研究者瑪莎 · 納斯 鮑姆從古希臘傳統出發，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她認為，現代社會需要一種涵蓋所有公民的蘇格拉底式的教育理念：每一個人都自主地反思和詢問，并且運用邏輯進行理性的論辯，目的是消除偏見，尊重和了解不同的文化傳統。
人應該通過包括文學和曆史在内、具有跨文化内涵的通識教育獲得一種世界公民的立場來包容多元文化，而非成為狹隘的身份認同政治的追随者。
作為一名西方的知識分子，她特别提到了 “西方更優越的這種假定需要進行批判性的審視 ”。
她将這樣的一種教育總結為一種能力的培育，即使得每一個人都能夠自主地辨析習慣和傳統，能夠察覺其中哪些可以得到理性的辯護。
納斯鮑姆和黑格爾都延續了啟蒙的理性主義傳統。黑格爾所說的教化是使人從其自然本性中覺醒，進入到自我意識，最終達到自我規定着的精神的重要環節。
其中，人擺脫了主仆關系，獲得了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意識。
納斯鮑姆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與教化的傳統有着契合之處 : 人之反思能力以及對社會現實之理性的辨識能力是育人的核心内容。
在她看來，現代社會培育具有這些能力的公民蘊含着社會性意義的目的，即讓公民能夠互相 尊重、承認對方之平等的地位，并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理性對話，達成一個良性的互動。
盡管黑格爾和納斯鮑姆都強調了教育對人如何成為成熟的公民的重要作用，然而兩者所關注 的更多是個人習性，特别是思維習性之養成。
黑格爾将教化歸類到 “主觀精神 ”中，指出它是對個人主觀性的塑造，使人能夠将其個體的特殊欲望、要求和信念以概念性的和普遍的方式表達出來，進而達到與其他個體溝通的目的。
由此個體性和普遍性之間得到了中介，而在以由公民組成的國家為形式的倫理生活中，個體 與國家之間達成了一種獲得了中介的同一性。
倫理的理性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
特别是在亞裡士多德那裡，德性可分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而後者的養成并不僅僅在于 一 種思維的活動，更在于做正确的事情，即實踐。
共同體和友愛的教育
納斯鮑姆延續古希臘的傳統，強調通識教育是公共教育體制中的教育，而非私人的自我修養。
耶格爾明确指出，教育不是個人的事務，其在本質上屬于共同體的。
古希臘語中的“paideia”一詞可以被翻譯為“教育 ”, 但有時也被翻譯為“教化 ”。
在城邦形成之後(大約公元前 7世紀至 4世紀) , 教育事業發自于城邦對立法的需求，并服務于城邦的生活，共同體目的在于培育具有公共德性的人，即能夠服務于共同體的人。
靈魂的修養是蘇格拉底教育的核心，但蘇格拉底所從事的教育是具有公共性的，他對雅典人進行教育的方式是對話，對話的場景通常是朋友的家裡或城邦的公共場合。
他以朋友的方式來引導雅典的年輕人，通過對話就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達到共識，這是一種在友愛中的教育。
是以，友愛和教育對共同體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
耶格爾甚至将蘇格拉底視為一種新的友愛的大師，這種新的友愛不以人之間的互利為出發點，而是建立在互相間的尊重之上。
他指出，對友愛的需要建立在人的本性上，人具有同情的天賦 ; 友愛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根本形式，人會幫助他人，也會感激他人。
亞裡士多德将少年的教育視為立法者最應關心的事業，在他看來，一個城邦若忽視教育，其政制必将毀損。城邦應教導公民使其适應此城邦的政治體系和生活方式。
而友愛是聯系城邦的紐帶，立法者應重視友愛勝過公正且真正的公正包含着友善。
沃格林指出，愛是一切社會的生命力，而友愛是所有人際關系的實質和感情紐帶。完善的友 愛被亞裡士多德定義為“好人與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間的友愛 ”。
人與人之間的友愛應該建立在自愛之上，即一個好人對自身德性之完滿的關注。
德性之養成使靈魂的生活與理智相一緻，這也是人類社會秩序的來源。完美的社會是由擁有理智秩序的人構成的。
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中，個人與自我達成一緻，個人認識到自我的理性，得以按理性的道德判 斷來進行選擇和生活，進而他的靈魂之潛能得以實作；同時在人際間的層面上，好人能夠相 互信任、幫助、合作，人與人之間也達成一緻。
這種一緻是一種政治友愛，它指的不是陌生人之間達成的觀點一緻，而是公民利益、政策以及行動的一緻。
城邦 、 家庭和政治友愛
亞裡士多德在《歐德谟倫理學》中将共同體中公民之間的友愛視為基于利益的友愛：人們結為城邦，是因為共同的利益，即在城邦的分工協作中過好的生活。
在每一種人與人間的共同生活中，都有着某種公正，也有着某種友愛。
政治共同體所關心的利益是生活的整體利益。但在《歐德谟倫理學》中，亞裡士多德也說到，善意隻存在于建立在德性的友愛中。
在此就必須追問 : 共同體中的友愛是否需要人們互相之間的善意呢?
這一點可以從城邦的性質出發加以分析：《政治篇》第九章中強調，人與人的集合在一同防禦外敵、分工合作以及商品交換之外，還需要德性，才得以成為城邦。
城邦的目的是使得成員在其家中和氏族中過着好的生活。為此，必要且基本的條件是人們聚居在同一個地方，并且互相通婚 。
亞裡士多德友愛觀的現代思索
家庭和城邦都是合乎人本性的共同生活形式，它們的存在是給人提供優良生活，同時也是人自身發展的空間。
其中，通過在共同生活中所獲得的教育，人習得倫理和政治德性。人生活的目的在于活得好，也就是得到幸福。
亞裡士多德将幸福定義為 “靈魂合乎完滿德性的實作活動 ”，而幸福是需要通過德性或學習 來獲得的。德性并不是純粹屬于個人的品質，還關乎每一個人在共同生活中的行為。
縱觀亞裡士多德所描述過的具體德性，例如慷慨、誠實、友愛、公正等， 都涉及到人在共同 生活中的活動。
德性使他在共同的生活中，能夠做出合乎理性的正确選擇。
德性的習得需要通過實踐來獲得，比如，隻在課堂上告訴孩子們應該互相友愛是不夠的。道德的最終目的是要獲得踐行，僅僅獲得有關康德意義上的 “道德指令”的知識，不足以保障人 能有正确的行動。
在亞裡士多德看來，作為一種品質(或習性) 的德性之養成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是一種對情的适度的掌控，在德性養成之後，有德性的人可以自發地在具體情況下做正确的事。
友愛作為德性要在一種互相具有善意且互相幫助的共同生活中獲得，通過這樣的實踐，人們之間也建立起一個具有共同目的友愛關系。
人們聚集在同一個城邦中生活，擁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創立和維系一個能夠保障其成員之好的生活的共同生活空間和秩序。
這個共同的目的或共同善也是城邦中公民間的友愛之基礎。
公民間的友愛使得他們能夠達成一緻，在涉及到共同利益的問題上團結一緻、互相協助；公民之間的友愛能夠消除城邦中的内讧，因而是維系城邦的紐帶。
城邦由不同的人群組成，需要通過教育使得城邦達到統一，而團結和政治友愛在實踐性的教育 中才能得到樹立和維持。
人們在公共生活中成長為公民，即意識到自己是城邦的成員，與其他成員有着共同的使命 , 即維持共同的善并踐行這一點。
城邦的共同活動，例如祭祀等為人們搭建了互相交往、結友的平台。
在城邦的政治友愛中，人們可以建立基于快樂、利益和德性的友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