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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的教育观偏重个人能力和思维的培育，往往忽视了生活实践中鲜活的一面。
古希腊的教育核心却是性格的养成和培育，这不仅是家庭的任务，也是政治共同体中立法者所需关注之处。
与柏拉图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公共的善的同时也强调了个人的善或幸福。
城邦与家庭一样都是人得以幸福生活的共同体，友爱将人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家庭、伙伴关系和城邦。
友爱作为一种德性需要通过共同生活的经历和训练习得，而友爱的缔结和维持使得城邦保持和平和稳定。
城邦中的政治友爱是其成员间达成的一致，也就是城邦中成员的团结。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为现代社会所需的团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教化 、 通识教育和共同体中的人
德语中的教化拥有丰富和广泛的内涵，它指的是对人的塑造。
“Bildung”在一般语境中被译为 “教育 ”，如在 “Bildungsministerium”(教育局) 一词中; 在哲学语境中，尤其是在德国观念论的语境中，它通常被译作 “教化 ”。
在黑格尔看来，教化使作为个体的人获得其社会性，更高一层的教化则使自我意识克服个体 由于社会化而发生的异化和特殊化，从而获得一种完全的认识，体现为对其自身 “真理性和概念有所意识了的精神 ”。
或用麦克道威尔的话来说，德国哲学的教化是一种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品格之塑造上的实践理性的养成。
可见，一种更为整全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化，涉及到在社会关系中人之品性的塑造。
然而，在当今世界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教育呢? 著名的古典哲学研究者玛莎 · 纳斯 鲍姆从古希腊传统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她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涵盖所有公民的苏格拉底式的教育理念：每一个人都自主地反思和询问，并且运用逻辑进行理性的论辩，目的是消除偏见，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
人应该通过包括文学和历史在内、具有跨文化内涵的通识教育获得一种世界公民的立场来包容多元文化，而非成为狭隘的身份认同政治的追随者。
作为一名西方的知识分子，她特别提到了 “西方更优越的这种假定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审视 ”。
她将这样的一种教育总结为一种能力的培育，即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主地辨析习惯和传统，能够察觉其中哪些可以得到理性的辩护。
纳斯鲍姆和黑格尔都延续了启蒙的理性主义传统。黑格尔所说的教化是使人从其自然本性中觉醒，进入到自我意识，最终达到自我规定着的精神的重要环节。
其中，人摆脱了主仆关系，获得了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意识。
纳斯鲍姆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教化的传统有着契合之处 : 人之反思能力以及对社会现实之理性的辨识能力是育人的核心内容。
在她看来，现代社会培育具有这些能力的公民蕴含着社会性意义的目的，即让公民能够相互 尊重、承认对方之平等的地位，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理性对话，达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尽管黑格尔和纳斯鲍姆都强调了教育对人如何成为成熟的公民的重要作用，然而两者所关注 的更多是个人习性，特别是思维习性之养成。
黑格尔将教化归类到 “主观精神 ”中，指出它是对个人主观性的塑造，使人能够将其个体的特殊欲望、要求和信念以概念性的和普遍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达到与其他个体沟通的目的。
由此个体性和普遍性之间得到了中介，而在以由公民组成的国家为形式的伦理生活中，个体 与国家之间达成了一种获得了中介的同一性。
伦理的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可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而后者的养成并不仅仅在于 一 种思维的活动，更在于做正确的事情，即实践。
共同体和友爱的教育
纳斯鲍姆延续古希腊的传统，强调通识教育是公共教育体制中的教育，而非私人的自我修养。
耶格尔明确指出，教育不是个人的事务，其在本质上属于共同体的。
古希腊语中的“paideia”一词可以被翻译为“教育 ”, 但有时也被翻译为“教化 ”。
在城邦形成之后(大约公元前 7世纪至 4世纪) , 教育事业发自于城邦对立法的需求，并服务于城邦的生活，共同体目的在于培育具有公共德性的人，即能够服务于共同体的人。
灵魂的修养是苏格拉底教育的核心，但苏格拉底所从事的教育是具有公共性的，他对雅典人进行教育的方式是对话，对话的场景通常是朋友的家里或城邦的公共场合。
他以朋友的方式来引导雅典的年轻人，通过对话就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达到共识，这是一种在友爱中的教育。
因此，友爱和教育对共同体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耶格尔甚至将苏格拉底视为一种新的友爱的大师，这种新的友爱不以人之间的互利为出发点，而是建立在相互间的尊重之上。
他指出，对友爱的需要建立在人的本性上，人具有同情的天赋 ; 友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形式，人会帮助他人，也会感激他人。
亚里士多德将少年的教育视为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业，在他看来，一个城邦若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城邦应教导公民使其适应此城邦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
而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立法者应重视友爱胜过公正且真正的公正包含着友善。
沃格林指出，爱是一切社会的生命力，而友爱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实质和感情纽带。完善的友 爱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好人与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 ”。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应该建立在自爱之上，即一个好人对自身德性之完满的关注。
德性之养成使灵魂的生活与理智相一致，这也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来源。完美的社会是由拥有理智秩序的人构成的。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个人与自我达成一致，个人认识到自我的理性，得以按理性的道德判 断来进行选择和生活，从而他的灵魂之潜能得以实现；同时在人际间的层面上，好人能够相 互信任、帮助、合作，人与人之间也达成一致。
这种一致是一种政治友爱，它指的不是陌生人之间达成的观点一致，而是公民利益、政策以及行动的一致。
城邦 、 家庭和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欧德谟伦理学》中将共同体中公民之间的友爱视为基于利益的友爱：人们结为城邦，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即在城邦的分工协作中过好的生活。
在每一种人与人间的共同生活中，都有着某种公正，也有着某种友爱。
政治共同体所关心的利益是生活的整体利益。但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说到，善意只存在于建立在德性的友爱中。
在此就必须追问 : 共同体中的友爱是否需要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呢?
这一点可以从城邦的性质出发加以分析：《政治篇》第九章中强调，人与人的集合在一同防御外敌、分工合作以及商品交换之外，还需要德性，才得以成为城邦。
城邦的目的是使得成员在其家中和氏族中过着好的生活。为此，必要且基本的条件是人们聚居在同一个地方，并且相互通婚 。
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现代思索
家庭和城邦都是合乎人本性的共同生活形式，它们的存在是给人提供优良生活，同时也是人自身发展的空间。
其中，通过在共同生活中所获得的教育，人习得伦理和政治德性。人生活的目的在于活得好，也就是得到幸福。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 “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 ”，而幸福是需要通过德性或学习 来获得的。德性并不是纯粹属于个人的品质，还关乎每一个人在共同生活中的行为。
纵观亚里士多德所描述过的具体德性，例如慷慨、诚实、友爱、公正等， 都涉及到人在共同 生活中的活动。
德性使他在共同的生活中，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正确选择。
德性的习得需要通过实践来获得，比如，只在课堂上告诉孩子们应该相互友爱是不够的。道德的最终目的是要获得践行，仅仅获得有关康德意义上的 “道德命令”的知识，不足以保障人 能有正确的行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一种品质(或习性) 的德性之养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对情的适度的掌控，在德性养成之后，有德性的人可以自发地在具体情况下做正确的事。
友爱作为德性要在一种相互具有善意且互相帮助的共同生活中获得，通过这样的实践，人们之间也建立起一个具有共同目的友爱关系。
人们聚集在同一个城邦中生活，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创立和维系一个能够保障其成员之好的生活的共同生活空间和秩序。
这个共同的目的或共同善也是城邦中公民间的友爱之基础。
公民间的友爱使得他们能够达成一致，在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团结一致、相互协助；公民之间的友爱能够消除城邦中的内讧，因而是维系城邦的纽带。
城邦由不同的人群组成，需要通过教育使得城邦达到统一，而团结和政治友爱在实践性的教育 中才能得到树立和维持。
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成长为公民，即意识到自己是城邦的成员，与其他成员有着共同的使命 , 即维持共同的善并践行这一点。
城邦的共同活动，例如祭祀等为人们搭建了相互交往、结友的平台。
在城邦的政治友爱中，人们可以建立基于快乐、利益和德性的友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