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戊子年臘月初八，即公曆1949年1月6日，寶應城鄉全境解放還不到一個月，一個所謂"先天道"的頭頭們糾集寶應、高郵等地部分道徒，抛出蠱惑人心的口号：在寶應城内孔廟前，擁戴"真命天子"登基。
"臘八"前夕，這些道徒們在高、寶鄉村地區，哄騙、鼓動了上千名無知群衆，叫嚣着"殺死xxx，攻下寶應城"，舉着鐵鍬、木棍，有的還舞着大刀，提着竹籃（據稱，用手中拿着的扇子一扇，敵方射來的子彈就落入籃中），由南、北、東三個方向，大叫大嚷地沖向城區。斯時，寶應四周的舊城牆雖有不少塌陷、殘缺，但尚未拆除，人民政府可以用來禦敵于一時。當然，縣上司已在稍前大緻獲知這個反動暴動的消息，有所防範，并提前通知在農村工作的廣大幹部趕緊撤回縣城。盡管如此，仍有極少數未及撤離的人落入"虎口"，被反動封建會道門分子抓捕，慘遭不幸，甚至個别幹部被那些喪心病狂者拿去"祭旗"。
"臘八"當天傍晚，我放學回家，由位于朱家巷的寶中出來，取道北門街出城，途中發現城門已閉。正在我猶豫能否取道西門出城之際，我的好友、已經正式參加革命工作的姜克勤出現在我的面前。他供職在位于北門城内大街的中共寶應城區委員會和區人民政府聯合辦公的一個大院内。姜君告我亂情已經發生，讓我就此留下，待局勢平穩後再出城回家。
在區委大院内，我很快見到了早年是我老鄰居的張笠﹣-就是那位曾遭日本憲兵隊逮捕、受盡折磨、後被組織營救出來的原"地下黨"成員張德興，時已成為我們城區的一區之長了。張笠告稱，他将通宵忙于組織、指揮對付一股敵對勢力的來犯，要我"臘八"之夜就住在區政府内他的單間小屋内。在大院裡，我還見到彪形大漢的另一位上司幹部忙碌着，他就是區委先後任組織科長和書記的燕生，即稍晚成為我在揚州北京畢生之交的一位親密老友。
室外天寒地凍，室内燭光晃動。我在張笠區長的小屋内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上半夜，總是聽到大院内人來人往不斷的腳步聲。其中，有的幹部問"為什麼把我們從農村緊急調回城？"有的人自言自語道："晚回一步，就會被暴徒拿去斬首祭旗了。"還有的人感歎地講："沒料到，有這麼多的農民受迷信影響，受會道門欺騙，受敵人利用。"大概有百名幹部從晚上8點到10點被召到區委大院。他們先匆匆吃晚飯或夜餐，随到随吃，随時供應，反正就是大碗粥和鹹菜。吃完後，三、五人或七、八人分批地接受縣委宣傳部長兼城區書記洪澤和區長張笠兩位上司配置設定的任務，前往守城。凡有武器者，均荷槍實彈或身佩大刀，有的還帶着土制的喊話筒，前往指定的地點。
由于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援，是以暴亂者及其國民黨殘餘反動勢力的背景策劃和陰謀伎倆，早在中共寶應縣委和人民政府的掌控之下。我們農村地區的廣大幹部是在縣委号召下、為避免分散而遭受損失才集中返城的。
子夜，形勢果然不出所料，緊張了起來。這時，是我方守城的關鍵時刻。我所在的寶應城區區委和區政府大院距北城門不到200米之遙。煞時間，北城外開始響起了牛角哨聲。緊接着，各方哨聲皆起。與此伴随的，則是人群的叫喊聲，其間還有雜亂的小鼓聲。這些交織回蕩的音浪打破了小城上空的夜靜。當一處牛角哨聲暫停時，各處也停。顯然，這是暴動指揮者事前約定的集合、聯絡訊号。過一會，哨聲再起，越吹越近，漸至北門，鼓噪呐喊聲大作：要求進城，迎接佛爺，參拜小王。
這時，我守城武裝人員向城外蠢蠢欲動的人群喊話了："農民兄弟們，你們千萬不要上當受騙，趕快後撤，分散回家！""你們不要受反動派的蠱惑，要聽人民政府的話！"這些清晰的喊話聲一遍又一遍地響起在北城的門頭上和城牆的東北角。真是苦口婆心啊！這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攻城"的作用。
經過短時間的對方呼叫、我方喊話的"文鬥"之後，那些反動的會道門頭頭們自恃人多勢衆，不少深陷迷信泥潭的道徒自謂"神符護體"，不僅不聽勸導，反而鼓動他們的"先頭部隊"攻城。一些家夥徒步空手爬城牆，少數道首揮起刀斧砍城門。我守城人員再度喊話勸導，未果，乃鳴槍警告，緻吓退攻城者，嘈雜聲漸遠。
過一會，可能是暴亂指揮者們重新部署，城外更大的呐喊聲又起，且一些地方火光沖天，人聲鼎沸，暴亂已愈演愈烈。在此情況下，守城人員不得不嚴陣以待了。我們的經過解放戰争鍛煉的幹部，我們的非正規武裝人員，真是"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堅守城池陣地。他們忍無可忍、旨在自衛，不得不在幾個特定的點，對某些頑固的、爬城牆的暴徒開了槍。烏合之衆應聲潰退。倒下的家夥并非"刀槍不入"者。他們自騙騙人、找死活該！
緊張形勢到了後半夜五更時分，即臘月初九、公曆1949年1月7日淩晨，已明顯緩解。天明時，從北城牆上外望，見有兩股潰退的各30-40人的暴亂人員已撤到蘆松墩上，還看到有人扛着他們自做的東倒西歪的大旗﹣﹣白底紅邊、書有"帥"的圓球形旗，除此還有幾個紅底白邊的三角旗。臘月初九晨8時許，北門我方部分武裝人員決定出擊。暴亂者們聞風喪膽、落荒而逃。
我們的革命武裝本可繼續追擊，甚至用"熱"武器全殲這夥人，隻需幾梭子彈便能解決問題。但是，我們的政府畢竟是人民政府，着眼于人民。要懲罰的，不是這些為數較多的受蒙蔽者，而是這場暴亂的少數策劃者及其主要的頭頭們。就這樣，蘇中部分地區國民黨反動派編導的這場鬧劇，就此落幕。
在平暴鬥争中，有一個插曲，我至今印象猶深：區政府一位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趙壽林隊長擒來幾個俘虜，托我代為看管。在凜冽的寒風前，隻見這幾個傻乎乎的家夥凍得渾身發抖，吓得擠成一團。他們都是農民打扮，嚴冬臘月，均穿一個小棉襖頭。不一樣的是，其中有兩人分别在腦門前和上唇處塗有濃濃的朱砂；另有兩人的胸前還縫着各一塊四四方方的黃色"符咒"。趙隊長當着我們的面，舉起大刀對着他們大喝一聲："聽說你們信神、刀槍不入，今天我得在你們身上試試。"話音未落，這些俘虜們異口同聲地求饒："不信，不信了；饒命，饒命呀！"老趙的這一吓唬人的動作，對這些深陷迷信的先天道徒們好像起了某種驅趕迷信的作用，使之有所醒悟和開竅。
我管理的這幾名俘虜稍後主動供稱：這次暴動要是成功，小皇帝就會在城内的孔廟前"登基"，每個參加攻城的人會被賞賜10塊大洋。這一席夢呓般的話語引發在場的人一陣大笑。我聽後深有感觸：反動的政治騙子竟如此輕而易舉地在無知的農民群衆中下了手，難怪"教育農民"的任務重啊！對于這幾個饑寒、驚恐中的被俘人員，城區機關非但不打不罵他們，還給了每人一碗熱粥吃。
這就是我親身經曆和直接知悉的關于農曆1948年"臘八"反革命暴動的大緻情況。由于我家居寶應縣城北門外，且我度過的這一難忘之夜的中共城區委員會和區人民政府所在地坐落在北門城内大街，是以我回憶的主要内容是發生在當年縣城的北部和東北部。至于寶應小城的西門，因為它緊挨着大運河，居民不多，河西是一大片水網，人煙稀少，故"臘八"之夜局勢相對平靜。南城和東城發生的情況，我就不詳知了。估計同我所在的北城及其周邊大同小異。
事後，我進一步知悉，這個"臘八"暴動，一天即基本平息，但城門緊閉了三天。據查實，暴動的組織者和領頭者叫蔡德發，道号悟雲子，時年42歲。他當時住在尚未被解放的揚州。早在暴動前的一個月，蔡德發就在揚州召集了46個"帥"開會布置。在寶應解放後的第3天，即1948年12月11日，部分與會者潛回寶應農村地區，随身帶回紅白布旗幟、符号、木戳、委任狀等。各堂口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先天道會員，組織刀會，燒香開堂。參加暴動的骨幹分子還發誓賭咒，沐浴淨身。他們在向城内"進軍"時，沿途脅迫、利誘部分群衆加入，以壯聲勢。
"臘八"暴動的結果，主要頭目之一的南韓淦等被抓獲。人民政府按"首惡必辦，協從不究"的傳統政策，最終處理了參加暴亂的人員。在這次平息暴亂前後，我們有5名幹部由于撤往城内不及時，遭受先天道徒們殘酷殺害。
反動會道門的暴動既平，策劃這一陰謀的國民黨殘餘勢力遭到沉重打擊。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寶應城鄉勞動人民在鞭炮聲中，通過扭秧歌、敲鑼鼓和高唱《跟着共産黨走》的歌聲，氣氛濃烈地歡慶了解放後第一個，即1949年的春節。
這個年頭，對我們"孤兒寡母"之家來說，雖然經濟上仍缺吃少穿，但精神上已經大大放松。從母親的面額上看，她已經展開了緊鎖多年的雙眉，恍然大悟地發現：我們的日子并非"命中注定"地壞，而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統治造成的。從此，從解放開始，母親一生中不信鬼，不信神，隻相信共産黨，相信毛主席，并且她更加執著地支援我上學、上進。
【範承祚，1931年4月生于江蘇省寶應縣。原駐阿爾巴尼亞特命全權大使，詩人、進階翻譯、教授。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就讀于寶應中學和揚州中學，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新聞專業。作為解放後大陸派出的首批留學生之一，1957年畢業于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大學人文學院。同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上司人的阿爾巴尼亞語主要譯員，是新中國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資深翻譯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