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戊子年腊月初八，即公历1949年1月6日，宝应城乡全境解放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所谓"先天道"的头头们纠集宝应、高邮等地部分道徒，抛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在宝应城内孔庙前，拥戴"真命天子"登基。
"腊八"前夕，这些道徒们在高、宝乡村地区，哄骗、鼓动了上千名无知群众，叫嚣着"杀死xxx，攻下宝应城"，举着铁锹、木棍，有的还舞着大刀，提着竹篮（据称，用手中拿着的扇子一扇，敌方射来的子弹就落入篮中），由南、北、东三个方向，大叫大嚷地冲向城区。斯时，宝应四周的旧城墙虽有不少塌陷、残缺，但尚未拆除，人民政府可以用来御敌于一时。当然，县领导已在稍前大致获知这个反动暴动的消息，有所防范，并提前通知在农村工作的广大干部赶紧撤回县城。尽管如此，仍有极少数未及撤离的人落入"虎口"，被反动封建会道门分子抓捕，惨遭不幸，甚至个别干部被那些丧心病狂者拿去"祭旗"。
"腊八"当天傍晚，我放学回家，由位于朱家巷的宝中出来，取道北门街出城，途中发现城门已闭。正在我犹豫能否取道西门出城之际，我的好友、已经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姜克勤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供职在位于北门城内大街的中共宝应城区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联合办公的一个大院内。姜君告我乱情已经发生，让我就此留下，待局势平稳后再出城回家。
在区委大院内，我很快见到了早年是我老邻居的张笠﹣-就是那位曾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尽折磨、后被组织营救出来的原"地下党"成员张德兴，时已成为我们城区的一区之长了。张笠告称，他将通宵忙于组织、指挥对付一股敌对势力的来犯，要我"腊八"之夜就住在区政府内他的单间小屋内。在大院里，我还见到彪形大汉的另一位领导干部忙碌着，他就是区委先后任组织科长和书记的燕生，即稍晚成为我在扬州北京毕生之交的一位亲密老友。
室外天寒地冻，室内烛光晃动。我在张笠区长的小屋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上半夜，总是听到大院内人来人往不断的脚步声。其中，有的干部问"为什么把我们从农村紧急调回城？"有的人自言自语道："晚回一步，就会被暴徒拿去斩首祭旗了。"还有的人感叹地讲："没料到，有这么多的农民受迷信影响，受会道门欺骗，受敌人利用。"大概有百名干部从晚上8点到10点被召到区委大院。他们先匆匆吃晚饭或夜餐，随到随吃，随时供应，反正就是大碗粥和咸菜。吃完后，三、五人或七、八人分批地接受县委宣传部长兼城区书记洪泽和区长张笠两位领导分配的任务，前往守城。凡有武器者，均荷枪实弹或身佩大刀，有的还带着土制的喊话筒，前往指定的地点。
由于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暴乱者及其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的后台策划和阴谋伎俩，早在中共宝应县委和人民政府的掌控之下。我们农村地区的广大干部是在县委号召下、为避免分散而遭受损失才集中返城的。
子夜，形势果然不出所料，紧张了起来。这时，是我方守城的关键时刻。我所在的宝应城区区委和区政府大院距北城门不到200米之遥。煞时间，北城外开始响起了牛角哨声。紧接着，各方哨声皆起。与此伴随的，则是人群的叫喊声，其间还有杂乱的小鼓声。这些交织回荡的音浪打破了小城上空的夜静。当一处牛角哨声暂停时，各处也停。显然，这是暴动指挥者事前约定的集合、联络讯号。过一会，哨声再起，越吹越近，渐至北门，鼓噪呐喊声大作：要求进城，迎接佛爷，参拜小王。
这时，我守城武装人员向城外蠢蠢欲动的人群喊话了："农民兄弟们，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赶快后撤，分散回家！""你们不要受反动派的蛊惑，要听人民政府的话！"这些清晰的喊话声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在北城的门头上和城墙的东北角。真是苦口婆心啊！这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攻城"的作用。
经过短时间的对方呼叫、我方喊话的"文斗"之后，那些反动的会道门头头们自恃人多势众，不少深陷迷信泥潭的道徒自谓"神符护体"，不仅不听劝导，反而鼓动他们的"先头部队"攻城。一些家伙徒步空手爬城墙，少数道首挥起刀斧砍城门。我守城人员再度喊话劝导，未果，乃鸣枪警告，致吓退攻城者，嘈杂声渐远。
过一会，可能是暴乱指挥者们重新部署，城外更大的呐喊声又起，且一些地方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暴乱已愈演愈烈。在此情况下，守城人员不得不严阵以待了。我们的经过解放战争锻炼的干部，我们的非正规武装人员，真是"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坚守城池阵地。他们忍无可忍、旨在自卫，不得不在几个特定的点，对某些顽固的、爬城墙的暴徒开了枪。乌合之众应声溃退。倒下的家伙并非"刀枪不入"者。他们自骗骗人、找死活该！
紧张形势到了后半夜五更时分，即腊月初九、公历1949年1月7日凌晨，已明显缓解。天明时，从北城墙上外望，见有两股溃退的各30-40人的暴乱人员已撤到芦松墩上，还看到有人扛着他们自做的东倒西歪的大旗﹣﹣白底红边、书有"帅"的圆球形旗，除此还有几个红底白边的三角旗。腊月初九晨8时许，北门我方部分武装人员决定出击。暴乱者们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我们的革命武装本可继续追击，甚至用"热"武器全歼这伙人，只需几梭子弹便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毕竟是人民政府，着眼于人民。要惩罚的，不是这些为数较多的受蒙蔽者，而是这场暴乱的少数策划者及其主要的头头们。就这样，苏中部分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编导的这场闹剧，就此落幕。
在平暴斗争中，有一个插曲，我至今印象犹深：区政府一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赵寿林队长擒来几个俘虏，托我代为看管。在凛冽的寒风前，只见这几个傻乎乎的家伙冻得浑身发抖，吓得挤成一团。他们都是农民打扮，严冬腊月，均穿一个小棉袄头。不一样的是，其中有两人分别在脑门前和上唇处涂有浓浓的朱砂；另有两人的胸前还缝着各一块四四方方的黄色"符咒"。赵队长当着我们的面，举起大刀对着他们大喝一声："听说你们信神、刀枪不入，今天我得在你们身上试试。"话音未落，这些俘虏们异口同声地求饶："不信，不信了；饶命，饶命呀！"老赵的这一吓唬人的动作，对这些深陷迷信的先天道徒们好像起了某种驱赶迷信的作用，使之有所醒悟和开窍。
我管理的这几名俘虏稍后主动供称：这次暴动要是成功，小皇帝就会在城内的孔庙前"登基"，每个参加攻城的人会被赏赐10块大洋。这一席梦呓般的话语引发在场的人一阵大笑。我听后深有感触：反动的政治骗子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无知的农民群众中下了手，难怪"教育农民"的任务重啊！对于这几个饥寒、惊恐中的被俘人员，城区机关非但不打不骂他们，还给了每人一碗热粥吃。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和直接知悉的关于农历1948年"腊八"反革命暴动的大致情况。由于我家居宝应县城北门外，且我度过的这一难忘之夜的中共城区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坐落在北门城内大街，所以我回忆的主要内容是发生在当年县城的北部和东北部。至于宝应小城的西门，因为它紧挨着大运河，居民不多，河西是一大片水网，人烟稀少，故"腊八"之夜局势相对平静。南城和东城发生的情况，我就不详知了。估计同我所在的北城及其周边大同小异。
事后，我进一步知悉，这个"腊八"暴动，一天即基本平息，但城门紧闭了三天。据查实，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头者叫蔡德发，道号悟云子，时年42岁。他当时住在尚未被解放的扬州。早在暴动前的一个月，蔡德发就在扬州召集了46个"帅"开会布置。在宝应解放后的第3天，即1948年12月11日，部分与会者潜回宝应农村地区，随身带回红白布旗帜、符号、木戳、委任状等。各堂口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先天道会员，组织刀会，烧香开堂。参加暴动的骨干分子还发誓赌咒，沐浴净身。他们在向城内"进军"时，沿途胁迫、利诱部分群众加入，以壮声势。
"腊八"暴动的结果，主要头目之一的韩国淦等被抓获。人民政府按"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的传统政策，最终处理了参加暴乱的人员。在这次平息暴乱前后，我们有5名干部由于撤往城内不及时，遭受先天道徒们残酷杀害。
反动会道门的暴动既平，策划这一阴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宝应城乡劳动人民在鞭炮声中，通过扭秧歌、敲锣鼓和高唱《跟着共产党走》的歌声，气氛浓烈地欢庆了解放后第一个，即1949年的春节。
这个年头，对我们"孤儿寡母"之家来说，虽然经济上仍缺吃少穿，但精神上已经大大放松。从母亲的面额上看，她已经展开了紧锁多年的双眉，恍然大悟地发现：我们的日子并非"命中注定"地坏，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造成的。从此，从解放开始，母亲一生中不信鬼，不信神，只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并且她更加执著地支持我上学、上进。
【范承祚，1931年4月生于江苏省宝应县。原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诗人、高级翻译、教授。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就读于宝应中学和扬州中学，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作为解放后大陆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1957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同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是新中国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资深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