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彭的燦爛筆記
編輯|小彭的燦爛筆記
【前言】
受傳統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處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不僅地位低下，而且常常受歧視，唐代“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的規定就是商人不受主流社會認同的重要展現。
蒙元時期，統治者受儒家文化影響并不深刻，對經商行為持開放态度，對商業和商人采取了保護措施。
商人群體擴大，他們的地位也較先前朝代有了一定的提高，彼時儒學正統地位被颠覆，處于邊緣化。
儒學的邊緣化造成士人仕進困難，但客觀上也促使擇業多樣化，一些儒士為謀生計轉而從商。
部分商人由于仍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則多與士人結交，導緻“以儒飾商”現象的出現。
“以儒飾商”的現象究竟是怎麼樣的？這樣的情況對于元朝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活動有怎樣的影響？
【“以儒飾商”出現的背景】
漢族王朝曆來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業被視為末業，直到宋朝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觀，時人鄭玉道言：“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
承認商業的本業地位，這表明一部分士大夫已經意識到商業的重要性，他們對商人的态度也有所轉變。
元朝統一後，各區域之間的壁壘被打破，互相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為商業貿易的發展提供了便利。
朝廷對商人給予優待和照顧，地方官吏保護商旅安全，“湖廣江湖間盜賊出沒，剽取商旅貨财，哈剌哈孫發兵剿殺，水陸之途始皆無梗”。
政府法令還規定“商旅所至，官給飲食，遣兵防衛”以及“州郡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甚至還享有一些“持玺書，佩虎符，乘驿馬”的特權，這些待遇在前朝是無法想象的。
受此扶持，一大批商人活躍起來，有些家财至萬貫，聲名遠赫，如吳江巨富沈萬山，“富甲天下”，四明人夏榮達，原是個赤貧者，經商數年後，“泉餘于庫，粟餘于廪”。
元朝是一個多元文化并存的朝代，儒學從漢以來所确立的獨霸地位不複存在，日漸處于邊緣化的境地。
加之科舉時行時廢，士人入仕困難，為了謀生他們“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鬻販以為工匠商賈”，棄文從商便成為他們的一種選擇。
元朝重商政策的實行和商人物質财富的殷實，為儒士經商提供了一種環境，而儒士境遇的改變則迫使他們中的很多人轉入商人行業。
元朝很多文人不再對商人持一種否定蔑視的态度，程钜夫就對河南商人姚仲實頗為認可，認為曆史上劇孟、郭解、白圭及猗頓都不如他：
“劇孟、郭解輩事甚義而不軌于道，白圭、猗頓術可富而不聞其能散。孰若長者一介之士，名動萬乘，聲流四方，稱于後世。豈不以好義而軌于道，積而能散也欤！烏乎，賢哉！”稱贊他既會聚财又能散财。
泉州海商朱道山，以寶貨往來海上，王彜認為他“務有信義，故凡海内外之為商者，皆推焉以為師。”還有以儒轉商的鮑孝子，楊維桢給予他“鮑孝之轉化，吾知其仁矣”的贊賞。
文人士大夫此時表現出更多的，是對商人所從事職業的一種禮贊。
楊維桢和他的弟子袁華，不僅否定了商業是末業，“胸蹯萬卷不療饑，孰謂工商為末藝”，而且還對傳統四民的次序作了修改，“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閑燕，工處官府，商處市進，農處田野”，更是認為商業是兼備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斷”的高尚職業。
王結也肯定了商人在生活中的作用，“城郭之民，類多工商，工作器用，商通貨财，亦人生必用之事，而民食其中。”
從中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對商人及其所從事職業的認識較之以往已有很大改觀，給予了一定的認可，這更加堅定了儒士們從商的決心和信念。
元朝儒士經商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們對“商”之觀念的變化，使儒士能從容于商；二是仕途的艱難迫使一些儒士轉而從商；三是商人的成功誘惑着儒士從商。
這與餘英時認為明清大批儒士“棄儒就賈”的原因基本一緻，兩者明顯不同的是元朝由于儒學的邊緣化和政府實行的重商政策，才出現了“士”與“商”親融的可能。
但傳統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如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何必言利”等思想深入人心，在道德深處已構成了對商人的否定。
社會“無商不奸”的言論，更傷害了商人的自尊心，他們對自身的身份仍未完全認可。
商人們即使家财萬貫，仍覺得經商不體面，而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人仍心存羨慕。
【元代“以儒飾商”的類型】
“以儒飾商”的實質就是商人雖然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但并未從根本上認可自己。
雖然在元朝商人所處的環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儒家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傳統常常使商人感到自己經商謀利的某種不體面和自卑，為彌補心态的平衡，商人欲以“儒”來裝飾。
首先儒士經商多為時勢所迫，如山東鄒平鮑興曾以讀書問學為務，“至正間，随父宦遊浙上，值兵變，潛難于淞，則詭名氏，逐時以事轉貨。”
還有吉水商人蕭雷龍，從小嗜學不厭，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後及元統一後，到處遊學尋求仕進，中間也曾擔任過一些職務，但都未能心滿意足。
“遂絕意于仕進……乃折節治貨”，從“折節”可看出其從商之勉強，更多儒士則将經商作為謀生的手段。
而且商人緻富後多與文人結交，或為其子弟供養求學。
此外，商人培育的後代也多行一些正義之事，如張彥明其父治生商賈，曾給予鄉人貧窮者幫助。
他幼習儒，以科舉進士之路，廢改習吏，仍不間斷讀書，并為其家鄉捐贈書籍，“還家，買書八萬卷以歸，以萬卷送濟南府學，以作養學者。”
【“以儒飾商”的影響】
可以看到，他們身上閃耀着儒家文化提倡的美德，尤其是“仁”和“義”，“仁”“義”是儒家文化對倫理道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儒家精神的内涵。
關于“仁”含有廣狹兩義，廣義即“仁者，人也”，狹義即指夫妻之心。
當時商人極具有仁愛之心，他們廣施錢财，用以幫助鄉鄰和宗族，如商人蕭雷龍，在雨雪天，載薪餐，挨家挨戶給族裡揭不開鍋的貧困者送食物。
他們的救助不僅局限于熟人，對陌生人也不排斥，正如陸文圭對商人榕傑的評價“孰饑而啼，予粟汝哺”，他們對身邊的一切，都懷有一顆仁愛之心，充分展現了仁者夫妻的内涵。
“義”作為一種道德準則，在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下，商人因求利的性質一直被儒家士人瞧不起。
但在以儒“飾商”形象中得到了改觀，如集慶路上元縣秦士龍，偶與江淮間一巨商做買賣，巨商遺其槖金，他“拾而藏之以俟，日且墓……即舉而歸之”，後巨商請以其三分之一為報，他拒而不納。
元雜劇《東堂老》中的東堂老李實，并未貪得無厭，趁揚州奴不思進取、揮霍浪費之機，霸占其家産，相反他是不負朋友重托，暗中幫助揚州奴重整家業，最終當衆将巨額家産全部歸還。
在他們身上，明顯展現了比利更重要的儒家“信義”觀，元朝儒學雖然處于邊緣化的困境，但并不代表儒家文化不受重視。
相反，儒家文化深深影響着元朝，包括商人，他們身上明顯閃耀着儒家“仁義”倫理美德。
“以儒飾商”現象的出現表明了商人對儒士生活的向往，同時也表明儒家所倡導的道德體系在元朝得到了延續，它仍然在限制着絕大多數人的行為。
儒士經商、商人慕儒從總體上提升了商人階層的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進而淨化其“利益至上”的風氣。
這群人的出現及其所作所為顯示了儒家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提升了商人群體的整體形象，這有助于打破世人對商人固有的偏見。
另外，在元朝由于入仕比較困難，士人開始轉向務實經商謀生，而巨商富賈則多與士子文人結交。
這使雙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士人對商人的認識為士商觀念的滲透提供了可能，客觀上有利于士商界線淡化的趨勢，這似乎是明朝後期士商互動的先聲。
總之，雖然以儒飾商帶來的影響是較大的，但是仍無法掩飾商人飾儒的初衷與動機。
緻富後，商人從事各種公益、慈善活動，意在使自己的經商活動變成一種有社會意義的行為，希望通過“義舉”來補償末業的“俗賤”，來追求社會對其價值的認可，正是基于這樣的狀況才産生了“以儒飾商”的現象。
“以儒飾商”現象是在元朝儒學邊緣化和政府實行重商政策的雙重影響下出現的，一部分儒士經商，但在傳統儒家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下，他們為獲得心态的平衡也多與士人結交。
同時注重培養子孫後代習儒，這些商人多少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從事多種公益性的慈善活動。
此一群體的出現及其所作所為表明儒家所倡導的價值體系仍然植根于人們的心中，影響和制約着人的行為。
即便是元朝，儒家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儒家文化仍然頑強地被保留了下來。
當然，該群體的作為扭轉了世人對商人的傳統偏見，同時商人與文人的結交有利于士商觀念的滲透，客觀上促進了士商的融合，為明朝後期士商互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