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彭的灿烂笔记
编辑|小彭的灿烂笔记
【前言】
受传统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常常受歧视，唐代“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规定就是商人不受主流社会认同的重要体现。
蒙元时期，统治者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不深刻，对经商行为持开放态度，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
商人群体扩大，他们的地位也较先前朝代有了一定的提高，彼时儒学正统地位被颠覆，处于边缘化。
儒学的边缘化造成士人仕进困难，但客观上也促使择业多样化，一些儒士为谋生计转而从商。
部分商人由于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则多与士人结交，导致“以儒饰商”现象的出现。
“以儒饰商”的现象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情况对于元朝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活动有怎样的影响？
【“以儒饰商”出现的背景】
汉族王朝历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被视为末业，直到宋朝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时人郑玉道言：“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
承认商业的本业地位，这表明一部分士大夫已经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元朝统一后，各区域之间的壁垒被打破，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朝廷对商人给予优待和照顾，地方官吏保护商旅安全，“湖广江湖间盗贼出没，剽取商旅货财，哈剌哈孙发兵剿杀，水陆之途始皆无梗”。
政府法令还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以及“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甚至还享有一些“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这些待遇在前朝是无法想象的。
受此扶持，一大批商人活跃起来，有些家财至万贯，声名远赫，如吴江巨富沈万山，“富甲天下”，四明人夏荣达，原是个赤贫者，经商数年后，“泉余于库，粟余于廪”。
元朝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朝代，儒学从汉以来所确立的独霸地位不复存在，日渐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加之科举时行时废，士人入仕困难，为了谋生他们“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弃文从商便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
元朝重商政策的实行和商人物质财富的殷实，为儒士经商提供了一种环境，而儒士境遇的改变则迫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转入商人行业。
元朝很多文人不再对商人持一种否定蔑视的态度，程钜夫就对河南商人姚仲实颇为认可，认为历史上剧孟、郭解、白圭及猗顿都不如他：
“剧孟、郭解辈事甚义而不轨于道，白圭、猗顿术可富而不闻其能散。孰若长者一介之士，名动万乘，声流四方，称于后世。岂不以好义而轨于道，积而能散也欤！乌乎，贤哉！”称赞他既会聚财又能散财。
泉州海商朱道山，以宝货往来海上，王彝认为他“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还有以儒转商的鲍孝子，杨维桢给予他“鲍孝之转化，吾知其仁矣”的赞赏。
文人士大夫此时表现出更多的，是对商人所从事职业的一种礼赞。
杨维桢和他的弟子袁华，不仅否定了商业是末业，“胸蹯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而且还对传统四民的次序作了修改，“古者四民各有所处，士处闲燕，工处官府，商处市进，农处田野”，更是认为商业是兼备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断”的高尚职业。
王结也肯定了商人在生活中的作用，“城郭之民，类多工商，工作器用，商通货财，亦人生必用之事，而民食其中。”
从中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对商人及其所从事职业的认识较之以往已有很大改观，给予了一定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儒士们从商的决心和信念。
元朝儒士经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们对“商”之观念的变化，使儒士能从容于商；二是仕途的艰难迫使一些儒士转而从商；三是商人的成功诱惑着儒士从商。
这与余英时认为明清大批儒士“弃儒就贾”的原因基本一致，两者明显不同的是元朝由于儒学的边缘化和政府实行的重商政策，才出现了“士”与“商”亲融的可能。
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何必言利”等思想深入人心，在道德深处已构成了对商人的否定。
社会“无商不奸”的言论，更伤害了商人的自尊心，他们对自身的身份仍未完全认可。
商人们即使家财万贯，仍觉得经商不体面，而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人仍心存羡慕。
【元代“以儒饰商”的类型】
“以儒饰商”的实质就是商人虽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并未从根本上认可自己。
虽然在元朝商人所处的环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传统常常使商人感到自己经商谋利的某种不体面和自卑，为弥补心态的平衡，商人欲以“儒”来装饰。
首先儒士经商多为时势所迫，如山东邹平鲍兴曾以读书问学为务，“至正间，随父宦游浙上，值兵变，潛难于淞，则诡名氏，逐时以事转货。”
还有吉水商人萧雷龙，从小嗜学不厌，长而业成，宋社已屋无所试，后及元统一后，到处游学寻求仕进，中间也曾担任过一些职务，但都未能心满意足。
“遂绝意于仕进……乃折节治货”，从“折节”可看出其从商之勉强，更多儒士则将经商作为谋生的手段。
而且商人致富后多与文人结交，或为其子弟供养求学。
此外，商人培育的后代也多行一些正义之事，如张彦明其父治生商贾，曾给予乡人贫穷者帮助。
他幼习儒，以科举进士之路，废改习吏，仍不间断读书，并为其家乡捐赠书籍，“还家，买书八万卷以归，以万卷送济南府学，以作养学者。”
【“以儒饰商”的影响】
可以看到，他们身上闪耀着儒家文化提倡的美德，尤其是“仁”和“义”，“仁”“义”是儒家文化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儒家精神的内涵。
关于“仁”含有广狭两义，广义即“仁者，人也”，狭义即指爱人之心。
当时商人极具有仁爱之心，他们广施钱财，用以帮助乡邻和宗族，如商人萧雷龙，在雨雪天，载薪餐，挨家挨户给族里揭不开锅的贫困者送食物。
他们的救助不仅局限于熟人，对陌生人也不排斥，正如陆文圭对商人榕傑的评价“孰饥而啼，予粟汝哺”，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充分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内涵。
“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在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下，商人因求利的性质一直被儒家士人瞧不起。
但在以儒“饰商”形象中得到了改观，如集庆路上元县秦士龙，偶与江淮间一巨商做买卖，巨商遗其槖金，他“拾而藏之以俟，日且墓……即举而归之”，后巨商请以其三分之一为报，他拒而不纳。
元杂剧《东堂老》中的东堂老李实，并未贪得无厌，趁扬州奴不思进取、挥霍浪费之机，霸占其家产，相反他是不负朋友重托，暗中帮助扬州奴重整家业，最终当众将巨额家产全部归还。
在他们身上，明显体现了比利更重要的儒家“信义”观，元朝儒学虽然处于边缘化的困境，但并不代表儒家文化不受重视。
相反，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元朝，包括商人，他们身上明显闪耀着儒家“仁义”伦理美德。
“以儒饰商”现象的出现表明了商人对儒士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明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体系在元朝得到了延续，它仍然在约束着绝大多数人的行为。
儒士经商、商人慕儒从总体上提升了商人阶层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从而净化其“利益至上”的风气。
这群人的出现及其所作所为显示了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提升了商人群体的整体形象，这有助于打破世人对商人固有的偏见。
另外，在元朝由于入仕比较困难，士人开始转向务实经商谋生，而巨商富贾则多与士子文人结交。
这使双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士人对商人的认识为士商观念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客观上有利于士商界线淡化的趋势，这似乎是明朝后期士商互动的先声。
总之，虽然以儒饰商带来的影响是较大的，但是仍无法掩饰商人饰儒的初衷与动机。
致富后，商人从事各种公益、慈善活动，意在使自己的经商活动变成一种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希望通过“义举”来补偿末业的“俗贱”，来追求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可，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才产生了“以儒饰商”的现象。
“以儒饰商”现象是在元朝儒学边缘化和政府实行重商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儒士经商，但在传统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为获得心态的平衡也多与士人结交。
同时注重培养子孙后代习儒，这些商人多少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从事多种公益性的慈善活动。
此一群体的出现及其所作所为表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体系仍然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
即便是元朝，儒家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儒家文化仍然顽强地被保留了下来。
当然，该群体的作为扭转了世人对商人的传统偏见，同时商人与文人的结交有利于士商观念的渗透，客观上促进了士商的融合，为明朝后期士商互动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