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紋飾作為一種伴随佛教傳播而引進中國的裝飾紋飾，在中國是一種具有獨特象征意義的宗教紋飾。13世紀末期的伊爾汗國，在建築、金銀器、陶瓷、漆器、手抄本等不同的物質媒介中出現大量的蓮花紋飾。
在同一時期意大利的紡織藝術品與繪畫作品中，也能發現類似的蓮花紋飾變體。
中世紀晚期跨文化傳播的物質媒介——絲織品1913年，德國裝飾藝術領域中最重要的研究學者、時任柏林裝飾藝術博物館館長的奧托·法爾克在他的著作《絲綢藝術史》中提出了一個颠覆性的觀點。
他堅信中世紀晚期歐洲紡織藝術革命的源頭要在與中國紡織領域的接觸中去尋找。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在書中他指出意大利哥特式絲綢上大量出現中國的動物、鳥及花卉圖案，以及頻繁使用雙曲線藤蔓的中國式構圖。
而14世紀意大利的絲綢設計所發生的變化，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由于意大利商人在1206-1368年時期大量進口中國絲綢所導緻。奢華的絲織物通過跨國貿易，同時也作為外交禮品，被帶到了往往遠離其生産地的目的地。
地中海和中國之間開放的貿易路線，促進了裝飾主題和紋樣從世界的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短暫地形成了一個國際絲綢設計時期。被運往歐洲的東方絲綢中，一部分被儲存在墳墓中，另一部分則被儲存在教堂的寶庫中。
這意味着，最初儲存在歐洲的這些絲綢，成為研究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亞洲絲織品的一個最重要的參考資料。13世紀的蒙古在征服亞洲之後，中國的蓮花與動物紋樣在蒙古統治時期的伊朗十分流行。
在建築、金銀器、陶瓷、漆器、手抄本等不同的物質媒介中出現大量的蓮花紋飾。傑西卡·羅森在《蓮與龍》當中重點關注了13至14世紀陶瓷、銀器裝飾以及蓮花這一裝飾母題在建築裝飾中的源頭。
雖然她提出了一種推論，認為蓮花紋飾可能是通過絲織品和畫冊傳入伊朗的，但是由于絲綢織物非常嬌貴，且不易于儲存，是以留下來的實物證據稀少，她認為無法進行考證和推理。是以，由于考古證據的缺乏，絲織物上的蓮花紋飾往往不是學者們讨論紋飾演變的重點領域。
那麼中國的蓮花紋飾是如何通過絲綢完成向伊斯蘭地區到意大利的傳播和轉化的呢？13世紀成吉思汗的後人旭烈兀建立的伊爾汗國以元朝為宗主國，元朝與伊爾汗國的商貿往來甚密。
元朝十分重視紡織品的生産，曾從中亞遷徙大量的紡織工匠至中原地區進行紡織品的生産。其中最為奢華且極具代表性的珍貴織物便是“納失石”，蓮花紋飾作為最常出現的中國花卉紋飾大量地出現在紡織品的裝飾紋樣中。
蒙古人逼近的消息傳到了基督教歐洲，于是教皇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隊伍來到中國，來尋找所謂的盟友。在13世紀的意大利紡織品當中，可以發現有些與宗教有關的服飾是使用伊爾汗國生産的“納失石”所制作的。
有中國學者就目前14世紀意大利織物中的蓮花紋飾在形式上做出了歸納，伊斯蘭教地區和意大利改造過後的蓮花紋飾呈現不同于中國蓮花裝飾的特征：第一，蓮花葉片受到西方棕榈飾的影響，往往超過六瓣或八瓣，呈現向下擴張的趨勢，但整體紋飾的整體形态則是最終形成滴珠窠式。
第二，蓮花紋飾經過伊斯蘭地區風格的影響，葉片趨向于幾何化和對稱；第三，在蓮花紋飾的頂端進行填充，李格爾在《風格問題》中提出埃及棕榈飾的藝術原則之一：填補中軸線，指凡是紋樣上出現的空白之處，都要用紋樣進行填補。
第四，在蓮花紋飾核心中填充不同的紋樣對于哥特式晚期石榴型紋飾的形成至關重要。
蓮花紋飾并不是中國文化中獨特的産物，蓮花紋飾在中國的廣泛應用與佛教印度的引進有着直接的關聯。
在印度古文獻中，蓮花是創世神話的主要題材，太初之際，即世界僅由水和其上的青蓮構成的時候，造物主梵天下沉而發現泥土存在，雕琢這種泥土在青蓮之上擴充，進而形成了人們住的土地。
而在西方，古代埃及文化中埃及人也十分熱衷于使用蓮花紋飾，尼羅河流域盛産“蓮花”，埃及人賦予蓮花以“幸福”的象征含義，而另一種“紙草”——埃及人用來寫字的植物，于是這兩種紋飾在埃及的裝飾藝術中被廣泛應用。
而蓮花紋飾在意大利的傳播似乎是另外一種情況。
在13世紀以前，絲綢織造技術對于意大利人來說一直是無法解答的難題，絲綢的加工技術12世紀自巴爾幹島傳至南意大利，再擴張至北意大利，之後再傳入到法國。
是以在一開始，中世紀的意大利紡織品借用中國的裝飾母題與布局、構圖，可能并不在于圖案本身的吸引力，而在于中國精美絲綢背後的精良技術。當中國的紋飾主題出現在一個陌生的文化語境當中。
由于意大利的紡織勞工并不受紋飾母題背景文化的限制與影響，紡織勞工便以藝術家的身份，在掌握紋飾的基本構成和紋飾主體的造型之後，在紋飾造型上進行新的變化與創造。而在紋飾傳播的過程中，吸引人們的往往也是紋飾的形象并非紋飾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