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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女性的社會地位高于其他文明?“女市民”階級分布極廣

作者:峰哥正讀

文/峰哥

古代埃及女性的社會地位高于其他文明?“女市民”階級分布極廣

引言

女市民,古代埃及語表述為“昂赫妮尼烏特”。福克納在《簡明中埃及語字典》中将它解釋為“女性市民”;

在埃爾蒙和格拉泊編寫的《埃及語字典》中将其作為用于女性名字前面的頭銜,含義為“女性公民”;在新埃及語中,其書寫方式發生微弱的變化,寫成,在萊斯科主編的《新埃及語字典》中将其了解為“女市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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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古埃及女市民的地位,至今尚未有專門的文章進行論述,僅在婦女研究時偶有提及。

有學者認為,女市民群體特指古埃及的自由女性;也有人認為,作為頭銜其特指地位較低的、育有多名子女的成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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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對古代埃及婦女的研究也方興未艾。

目前學界關于古埃及婦女主要持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古埃及婦女地位明顯高于同時代其他文明的婦女;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古埃及婦女的地位并沒有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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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者們對于古埃及女性所持觀點不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均為女性與男性的性别差異。

然而在性别因素的影響下,對于女性的任何讨論都是有所偏頗的。是以本文拟将古埃及文獻中出現的詞彙“女市民”作為研究對象,進而還原出古代埃及女性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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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市民出現的曆史背景

“女市民”這一詞彙最早出現在中王國時期,但是在其出現之前,女性群體經曆了漫長的成長過程,才争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

古王國時期,女性在家庭倫理中和财産傳承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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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現在埃及人介紹自己身世之時,将母親放在與父親同樣的地位上,分别對他們進行介紹。

如在第五王朝國王烏納斯的金字塔銘文中,烏納斯在介紹自己的身份時說:“烏納斯的母親是赫利奧坡裡斯人,烏納斯的父親是赫利奧坡裡斯人。”以此來突顯其血脈的純正,同時也印證了母親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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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母親的财産還分給了“赫派什州胡特胡尼尼蘇泰赫城的統治者,他和他的孩子們獲得12斯塔特的土地,以及依附民和小型牲畜”。

由此可見,在第三王朝時期,女性擁有自己的私有财産和依附民,其子嗣的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便來自于其母親,因為這篇文獻中還提到了梅騰的父親除了依附民和小型牲畜之外,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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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梅騰說明自己财産來源時,最先介紹的是來自于母親的那份财産,之後才是來自于其父親的遺産。

這都暗示了此時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對财産的把控能力可能高于男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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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地位除了作為母親和妻子展現在家族内部,其在社會生産勞動和宗教祭祀中也是有生力量。

第五王朝的墓室壁畫對于女性勞動者就有所描繪,如位于薩卡拉的缇的墓室裡的一副壁畫就雕畫了4個穿戴華麗的女性,她們的頭上頂着各種農作物、手裡抱着飛禽,或牽着羊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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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自古王國起,上層社會的女性可以擔任哈托爾神及其他女神神廟的進階祭司,如在第五王朝時期一位貴族的兒女就曾擔任祭司一職,他們輪流在哈托爾大祭司的辦公室裡工作。

但是由于第三王朝和第四王朝時期埃及社會仍然有原始社會的印記,此時的女性雖然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經濟、生産、甚至是宗教上仍舊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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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中間期時期,女性大多以妻子的形象頻繁出現在官員的自傳之中,如《印迪銘文》中提到:“他所寵愛的妻子、唯一的王室裝飾師、哈圖爾女神的女祭司、為提斯的衆神所尊敬,姆特姆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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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王國時期,女性地位進一步提升,此時以女性為主人公的石碑大量出現,如一位生活在辛努塞爾特三世統治時期的名叫伊烏海特伊布的女性就曾擁有一小塊石灰岩的葬祭石碑。

而在大都市藝術博物館裡也儲存了一塊“假門”石碑,其記錄的對象也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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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雖然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自己的父親和丈夫有所依賴,但是毫無疑問的,女性在中王國及其之前的埃及社會中已經占有了一席之地。

而到了新王國時期,一些女性開始以一種全新姿态出現在古埃及文獻中,這些女性被稱之為“女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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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市民的經濟地位

“女市民”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在中王國時期的《拉洪和古羅布的塗鴉和僧侶體草紙》中就有過提及,然而由于該草紙過于殘缺,我們并不能确定這個詞彙在中王國時期的具體用法。

新王國時期,這個詞彙才開始大量使用。在法律文獻和經濟文獻中,“女市民”被置在婦女名字的前面作為頭銜頻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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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衆多記載有“女市民”的經濟文獻中,第二十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五世統治時期的土地清冊文獻《維爾伯紙草》最具代表性。

在《維爾伯紙草》中,“女市民”作為土地的持有者,與瓦布祭司、馬車夫、士兵和田間勞作者作為出現的最為頻繁的五種土地持有者之一,被國内外學者譯為“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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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據卡塔瑞的統計,在這篇紙草中,女市民占全部土地持有者的10.8%。這一占比意味着作為一個性别屬性單一的古埃及社會群體,

女市民至少占當時土地占有者總數的十分之一,其數量十分可觀。

而從耕種的土地歸屬情況來看,主要分為兩種:租種他人的土地和耕種自己擁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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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種他人土地時,由于土地的所有者不同,又可以将其分為三種類型。

首先,女市民可以耕種神廟的土地:“将神廟位于哈爾代伊的大片領土進行配置設定。(其中)丈量了伊奈納土丘東南的土地:女市民,塔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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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捐贈給法老衆神的土地……由女市民,特恩拉姆泰絲、穆騰哈波以及缇阿奧等人共同參與耕種負責每人耕種3阿魯拉,稅額相同。但是能夠耕種神廟土地的前提是繳納賦稅:

法老國庫的土地,也是她們重要的耕地來源,如:“屬于國王國庫的用于種植飼養白山羊的草料的土地……女市民,塔芭薩(耕種其中的)5阿魯拉,(其中)12阿魯拉土地用來納稅,稅額為每阿魯拉124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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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耕種神廟的土地相同的是,耕種法老國庫的土地也按面積每年繳納定額的賦稅。

其稅收标準與其他耕種者相同,這顯示了女市民作為社會成員之一,在耕種和繳稅方面擔當了與其他群體相同的角色,其經濟地位也與其他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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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這塊土地的稅收按時繳納的基礎上,她的耕種權可以由其子嗣繼承:“女市民,已故的薇爾奈爾阿伊,(阿魯拉土地由其子嗣繼續耕種,(阿魯拉土地用來繳稅),(繳稅額為每阿魯拉)1袋。”

除了這些國有或神廟經營的土地之外,一些女市民還從其他的個體土地所有者那裡租種土地:“由馬夫長伊奈納命名的用于飼養馬匹的土地……丈量這塊土地的西南部……女市民拜肯普塔赫耕種了124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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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種個體土地所有者土地的同時,需要承擔這塊土地上的賦稅。

除了租用别人的土地之外,一些富裕的女市民還會将自己多餘的土地租給其他的耕種者:“耕種者,帕卡蒙……夫人,泰赫茹如(的土地)交由他耕種”。

上述分類反映了女市民内部存在着貧富分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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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維爾伯紙草》之外,女市民還頻繁的出現在麥地那工匠村的經濟文獻中。在市場活動中,女市民經常作為買家,淘買自己需要的物品。在麥地那195号陶片上記載了一位被稱之為女市民的不知名的婦女買了個椅子。

女市民除了作為商品交易中的買方,還可以以商人的姿态出現在經濟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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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伽迪納123号陶片中一個名字缺失的女市民将其奴隸的一天租賣給其他人。

女市民作為一個女性群體,在新王國時期的經濟中的活躍程度不下于同時代的男性。

其土地占有和耕種形式多樣,并且名下的土地可由其子嗣繼續耕種,同時她可以繼承來自于其夫、父的土地。更為重要的是,她們同其他男性群體一樣承擔相同數額的賦稅,這也暗示了至少在經濟領域裡,女市民是獨立的社會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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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商品貿易中,女市民既可以作為買方又可以作為賣方,憑自己的個人意願和喜好處理自己的所有物。

作為新王國時期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在特定的區域内如工匠村中,女市民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古埃及市場經濟的重要構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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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市民經濟活動的頻繁,由此産生的糾紛也紛至沓來,麥地那工匠村留存下來的文獻記載了女市民在經濟活動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糾紛。

由此,女市民在法律文獻中的活躍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與其在經濟領域的程度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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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市民的法律地位

經濟地位是個人甚至群體的立身之本,而法律地位則為女市民群體提供了保障和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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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市民作為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在經濟領域極其活躍的社會群體之一,其合法權益和行為必然受到法律的保護和規範。

首先,女市民的人身權受到古埃及法律的保護,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強奸女市民要受到重罰:《邵爾特紙草》中帕耐博的罪名之一就是曾兩次強奸女市民胡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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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女市民流産也是一種犯罪行為:《都靈1887号紙草》中沐浴祭司帕奈努凱特就因為導緻女市民塔瑞皮特流産受到指控。

女市民的财産權也受法律保護。就連神明也對女市民的财産權予以保護,并稱:“她應該拿走她的财産。”

并且女市民繼承權也受到法律的保護。《麥地那235号陶石片》就記載了女市民伊西斯為了要回其丈夫的土地而向工匠哈彌派特、工匠哈姆瓦塞特和工匠阿蒙伊提起了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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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女市民還有權繼承其他人的财産。如在《開羅25583号陶石片》中工匠奈海特把财産分給了女市民。

女市民還和古埃及男市民一樣擁有喪葬權。《大英博物館10221号紙草》記載了盜墓犯亵渎了安息在底比斯西部的女市民和男市民的墳墓和墓室情況:“把墓主人從棺材裡拖出來,暴屍在沙漠上,并偷走了他們的喪葬用品和内館裡的黃金、白銀和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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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博物館10053号紙草(反面)》記錄有神父斯海慕伊的妻子———女市民塔伊如茹用4塊雪松做了一口内棺的字樣。

結論

女市民在經濟文獻和法律中被頻繁記錄,預示着女性在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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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女市民的自然身份就是各行各業的從業者的妻子。

其階層分布極廣:上至沐浴祭司和書吏的妻子,下至洗衣工、漁夫、雕刻工、工匠、木匠、盜墓賊等人的妻子,都被稱之為“女市民”。

除了特指某人的妻子之外,似乎未婚的女性也包括在這一群體之中,如《第17年都靈大墓地日志》中的白克蘇特赫、塞赫、哈皮歐的哈瑞爾、哈歐等人的女兒都被稱之為“女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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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女市民指代的範圍明顯差別于羅賓斯所聲稱的“已婚女性”。

更加值得人注目的是,在這篇文獻中奴隸普塔哈烏妻子的女兒也被稱之為“女市民”特哈如。

是以女市民的稱謂也不應該局限于加德納所認為的“自由女性”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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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在上文提到的《梅爾A号紙草》中,奴隸帕伊奈赫諾派的妹妹身份是女市民。

作為奴隸的妹妹,其身份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女奴,而在此處卻被稱之為女市民。

因而,過往學者對于女市民身份的認識尚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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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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