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與漢唐時期邊疆治理
演講人：張國剛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2023年9月
編者按
2023年9月，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人文清華講壇推出特别節目“走讀中國·絲路行”。擔任主講人的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曆史系教授，曆史學家張國剛，與主持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張小琴一道，通過近距離觀察河西走廊，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曆史品格。
“走讀中國·絲路行”，今天來到了甘肅敦煌玉門關。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座關隘，其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其本身的地理價值和軍事地位，成為中華民族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坐标。今天我們将以玉門關為軸，回顧這裡曾經發生的一系列人文故事，幫助大家進一步了解漢唐時期的邊疆治理體系，感受古代絲綢之路波瀾壯闊的曆史脈絡。
遠眺漢長城
長城是中國的驕傲，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長城出現于先秦時期，分布于各國且功能不一，有的用于抵禦邊疆北部強敵的入侵，有的充當交戰國之間的軍事防禦設施。秦國的先祖曾是周朝西陲大夫，當時西陲大夫的主要職責是養馬并防範河西走廊的西戎，先秦時期秦長城的主要功能就是充當秦國西北方向的屏障。
在秦統一六國後，始皇帝修築長城，連接配接了東邊的燕國、中間的趙國和西邊的秦國各自原有長城，構成完整的北方防護體系，以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當時秦朝的疆界尚未抵達河西走廊。
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境内的漢明長城并行景觀。新華社發
西漢建立後，從漢高祖劉邦到文景時期，因國力不夠強大，是以通過和親等政策以緩和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沖突，直到漢武帝時期霍去病河西之戰斬斷匈奴右臂，漢朝才開始設定河西走廊的防護體系。漢武帝曆時數十年在河西走廊北部修築了漢長城。
今天，玉門關外還有漢長城殘存的遺址，其特别之處在于河西走廊的這一段長城是修建在平地上的，而不像河西以東的長城諸段建于崇山峻嶺之中。具體原因是，這一帶可以憑依的崇山峻嶺，距離長城修築地帶過于遙遠，如果在遙遠的山中修築長城，就無法實作對河西走廊的保護。目前可見的河西走廊段漢長城遺址，高、寬均在三米以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騎兵直接翻越。漢代為了防禦匈奴騎兵來襲，還會在長城腳下的地面挖溝，再将沙子均勻填入溝中，是以一旦有敵騎經過，就能夠在沙上留下痕迹，進而為長城守軍提供預警。
除了長城本身之外，分布在長城周邊一定距離之内的、與長城配套的烽燧體系，也是長城防禦體系的重要資訊傳遞系統。在冷兵器時代，烽燧是古人最常用的傳遞資訊的手段，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在漫長的實踐中，古人逐漸完善烽燧資訊系統：當發現敵情時，白天舉煙，晚上則舉火，而火炬的數量則代表着敵人的多少。例如，500人以下1人以上的入侵采用一種舉火警報方式，500人以上則采用另一種舉火警報方式，這種差別顯示的做法，有點像現在城市預警方面采取的橙色警報、黃色警報、紅色警報。理論上來說，古代的指揮官需要把烽燧系統的符号意義長期保密，但為了長城和烽燧沿線的居民百姓也能夠及時知曉敵寇入侵情況，是以在古代戰時使用烽燧信号系統常常是相機而行的。
演講人張國剛教授（右）與主持人張小琴教授在玉門關前對談。資料圖檔
烽燧傳信除了能夠傳遞軍情，還有報平安的作用。曆史上最有名的與平安火有關的故事發生在唐朝，安祿山叛軍進攻長安時，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守潼關，哥舒翰為權臣楊國忠所迫出城應戰，最後戰敗被俘。當時為了讓長安方面了解潼關前線的戰況，潼關當地每天都要舉平安火告之。而在哥舒翰戰敗後，潼關方向的平安火消失，長安立即判斷潼關可能失守，于是唐玄宗帶着楊貴妃等人匆忙逃跑。在古代，每天施放平安火是需要相當成本的，消耗不少人力物力，是以這一類平安火隻在有戰争發生時才會施放。
漢長城及其附近的烽燧，構成了古代王朝的重要邊疆警報、防禦體系。從古代世界史角度來審視，長城充當的這類警報、防禦體系并非中國獨有，修築類似的長距離城牆來進行防禦也是古代西方國家的通行做法。例如，羅馬帝國時代在萊茵河西邊、多瑙河南邊修築的日耳曼長城，就是羅馬帝國與當時所謂“蠻族”之間的邊界防禦設施。此外，羅馬帝國修築了今日英國境内的哈德良長城和安敦尼長城，其中安敦尼長城屬于前沿的防禦體系，并非當時羅馬帝國統治的邊界工事。
曆關山幾重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對于唐朝詩人王之渙這首《涼州詞》所描繪的玉門關的名稱來由，學者有不同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古人通過此處關隘，從關外向内運玉石，是以稱之為玉門關。但是到目前為止，從出土資料來看，無論是居延漢簡還是懸泉漢簡，研究人員在幾萬枚漢簡裡均未發現此地玉石進出的材料。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古人通常把北邊的門戶稱為“玉門”，“玉門”即“北門”之意。
考察漢長城到玉門關之間防禦設施的排布，我們能夠很明确地判斷，這是一套較為複雜和嚴密的體系。長城以北有疏勒河，宛如一條護城河。長城内，當時玉門都尉的指揮中心為小方盤城，可将其了解為當地的防禦指揮中心。作為當地的一個軍事機關，玉門都尉級别與太守相若，是郡級機關主管軍事的副職。除了小方盤城，十幾公裡外還有大方盤城，大方盤城主要用于倉儲，供應駐守防衛人員的生活物資。此外，玉門關以南還有一座關隘名為陽關，陽關再往南是祁連山的餘脈，祁連山向西則一直通往沙漠。漢長城、疏勒河、小方盤城、陽關、祁連山和玉門關等一起構成了古代敦煌東部地區的完整警衛防禦體系。
甘肅簡牍博物館館藏漢簡。新華社發
目前推測這兩座關隘的用途是，玉門關主要用于軍用，而陽關主要功能則是民用。漢代出此二關需要憑證，名為“過所”。漢簡上有“過所”一詞，但尚無實物發現。吐魯番曾有唐朝“過所”的實物發現。古代“過所”上除了寫有本人姓名外，還寫着行人所攜财貨人員（包括馬、駱駝、奴婢等），行人所經之處也會在“過所”上标明從何路走、于某天到某地等資訊，并在“過所”上相應蓋章。例如，當一位古代行人經過洛陽、長安前往瓜州時，他每到一處就蓋一章，蓋章表示他走的路線是正确的，且證明他已經經過此地。因為古代王朝很難掌握人口的流動，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管控。
在大陸曆史上有名的關隘，除了絲綢之路上的玉門關、陽關之外，東邊還有函谷關、武關、雁門關等通道，均用于盤查人員的流通和攜帶的物資，防止意外發生。通常過關時守衛人員對商人收稅，對一般行人隻檢查“過所”，行人僅需證明所帶物品等屬于自己即可。此外，古代交通史上還有一個與“關”相似的概念——“津”。“津”即“渡口”，例如孟津就是古代著名的黃河渡口。
數玉門故人
唐代詩人李颀《古從軍行》有雲：“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将性命逐輕車。”其中的“玉門被遮”，典出漢武帝時李廣利征大宛故事。李廣利的姐姐是漢武帝的李夫人，哥哥李延年在武帝身邊做宮廷樂師。當時的烏孫與漢朝交好。漢朝送了幾位公主到烏孫國，烏孫國贈送了漢朝幾十匹馬，馬在古代是重要的戰略物資，于是漢武帝派李廣利到更遠的大宛國求馬。然而，此番李廣利帶人到大宛找馬過程中遭遇大宛強烈抵抗，軍士傷亡較多，李廣利被迫回撤。當李廣利人馬撤至玉門關時，漢武帝诏書已到，不但禁止李廣利入關，還下令遮住玉門，聲稱如果李廣利入關即斬首。漢武帝一方面遮住關門，一方面增調大軍補充李廣利，讓他繼續攻打。李廣利帶着軍隊再次攻打大宛，不過這次他并沒有在前線死磕，而是選擇繞開前線，直奔大宛國的都城。大宛國的守城人害怕，便殺了國王投降并将馬奉上。漢武帝對大宛馬贊賞有加。起初，漢武帝将烏孫的馬稱為“天馬”，後來他又将“天馬”之名賜給大宛馬，烏孫的馬則被改稱為“西極馬”。
我們非常熟悉的兩則成語“投筆從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版權所有者是東漢的班超，他也是玉門故人。西漢時期，漢武帝曾在玉門關以西設定一些驿亭，便于兩地交通和人員往來，并部署屯田。漢宣帝時期，公元前60年設西域都護府管控這些設施。而到了兩漢更疊之際，中原王朝自顧不暇，對西域鞭長莫及。東漢光武帝劉秀把主要精力用于安定國内。直到劉秀的兒子漢明帝劉莊統治時期，才派窦融的侄子窦固再度北擊匈奴。此時的班超正在做文書工作，因深受張骞影響，他決定投筆從戎，協助貫通西域。班超以假司馬的身份代理軍官，跟随窦固大軍到伊吾打了勝仗。但是窦固大軍一時間難以深入腹地，于是窦固派班超帶了30多個人前往西域。當時綠洲地帶在西域交通中非常重要，如果沒有西域綠洲各邦的配合，絲綢之路就很難通暢。班超等人到達鄯善（古代曾稱為樓蘭），勸鄯善王恢複與漢朝的往來。鄯善王起初非常熱情，但是過了幾天就開始冷淡、怠慢。班超把接待他們的人叫來詢問：“是不是北匈奴派使者到這裡來了？”接待之人一下子變得神色慌張，班超當即明了情況有變。《後漢書》記載，班超召集同伴通報目前的危險處境，跟大家說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當天晚上班超帶領衆人将匈奴使者一網打盡，之後事态發展如班超所料。這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一成語的出處。窦固勝利而返并舉薦班超作為使者出使西域。自此班超在西域縱橫捭阖，前後長達31年，先後平定于阗、疏勒、龜茲等地。東漢第三位皇帝漢章帝劉炟曾想讓班超回中原，可是疏勒的國王不同意，并對班超說：“你回去我們有事找誰？”于是班超決定留下。
甘肅省張掖市山丹縣的金山子烽火台。新華社發
班超在西域31年，功勳卓著。他最突出的有兩項功績，第一是互派質子，在班超的努力下，西域50餘個國家都采取了派質子赴漢這一行動；第二是派甘英西行，甘英到達了此前張骞等人從未踏足的地方。《後漢紀》載：“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蔥嶺西諸國地形風俗……甘英逾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海廣大，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歲。故入海者皆赉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俗。”當時甘英未能跨海前行，羅馬帝國和漢朝也沒能實作直接溝通。不過通過當時的中間商——安息人，雙方實作了貿易往來。後世看來，當時如果漢朝與羅馬直接交往，會給中間商造成很大損失，是以中間商在幫助漢朝跟羅馬進行直接溝通方面并不積極。
除了西行開拓，和親也是當時的重要活動。漢代經玉門關外嫁的公主有兩位尤其著名，一位是細君公主，另一位是解憂公主，兩位公主先後嫁給西域烏孫王，見證了漢與匈奴在西域的複雜博弈，細君公主病逝于烏孫，解憂公主卷入烏孫内亂一度被囚，後被漢朝西域都護鄭吉所救，最終傳回漢朝。
憶絲路行旅
班超甘英之後，後續朝代還有衆多旅行家如“孤勇者”般踏上絲路，開拓商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些小的地方割據政權就有人經絲路西行取經，但由于沒有統一的強盛王朝作為後盾，絲路拓展困難異常。至唐代，絲綢之路達到鼎盛，這與強大的國力息息相關。唐朝的絲路旅人中，除了我們非常熟悉的玄奘之外，還有西行名人杜環。杜環在玄宗天寶十載（公元751年）的一次西域戰争中被俘，此後周遊西亞列國，到達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地，最後經埃及傳回中原，并著有遊記《經行記》。遺憾的是，杜環所作的這本遊記并未完整流傳下來，杜環族叔杜佑著有中國第一部典志史《通典》，其中有幾段文字引自杜環《經行記》中記載的見聞、風俗、人情及攻守等相關内容。曆史學者張一純曾給《經行記》在《通典》中的内容做注釋，寫成《經行記箋注》一書。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衰退。公元783年，即敦煌陷于吐蕃後兩年，由于吐蕃阻斷絲綢之路交通，唐德宗派楊良瑤走海路，從廣州到西邊去聯絡大月氏。與西漢張骞當年的任務相似，楊良瑤此行的任務是斷吐蕃右臂。最終的聯絡行動沒有收到效果。不過近年來有學者發現了他的墓志，其中叙述了這件事。學界認為此事頗具研究價值，因為楊良瑤先于明朝鄭和600多年，是唯一有記錄的官方派出的經由海路的西行使者。
曆史上的絲路旅人，多開拓和探索之舉，曆朝曆代都有很多這樣的人，法顯、玄奘等是為自己的理想而西行，張骞、班超等人西行則是忠于自己的使命。而在這漫長的曆史中，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功業，特别是漢唐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對西行道路的開拓功不可沒。當然這條路上還有很多戍卒、商人等普通人，他們與代代英傑一同書寫了絲路的曆史。我們如今在玉門關前，在曆史的遺迹前可謂是前可見古人，後可見來者。
值得一提的是，曆史上西域道路上的旅人中，還有一群特殊的人，這就是在絲路上從事貿易的粟特人。20世紀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曾在敦煌附近的長城烽燧裡發現了十幾封粟特人的書信，内容主要是向家鄉以及供應商報告情況并說他們在洛陽以東的地方做生意。粟特人自己并不從事生産，作為中間商拿西域的胡椒、香料、玉石或其他寶貝來和中原進行交換，古代絲路貿易中粟特人十分活躍。敦煌有一個從化鄉，約1400名粟特人曾在那裡定居生活，推測古代絲路貿易期間粟特人在河西走廊有很多類似的“據點”。粟特人在“據點”做生意，把西邊的東西販入，把東邊的貨品販出。在這個過程當中，商人們不但要做商業銷售，還要做貨品運輸。
“通”“守”的平衡
古代絲綢之路從長安一直通到地中海，是貫通中西的通道。當曆代中原王朝不斷向西拓展、努力保持絲路暢通時，同時期的西方也在試圖實作向東通行。西漢張骞通西域時，中西通道西側的波斯人已經為東進做了幾百年的工作。古希臘人的對手、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曾經開拓東進路線，波斯國王曾說“我在蘇薩（即今天伊朗東南部），可以吃上地中海的魚”，可見當時波斯官方驿道已經建好。後來波斯王朝亡于亞曆山大東征，亞曆山大所建帝國在公元前323年亞曆山大大帝去世後一分為三，當時亞洲這一部分叫塞琉古或塞琉西王朝。而亞曆山大等人到達阿富汗、印度等地之後，已經無法繼續東進了。相對而言，中國人開辟的絲路綠洲通道，無論是西漢以驿亭的形式來管理，還是東漢班超縱橫捭阖各方來控制，或是唐朝通過設定一些州縣來管理，都對古代絲路的暢通有重要意義。
對于古代絲路而言，玉門關等關隘是古人眼中的“門”，此“門”内外，張骞鑿通西域是“通”，列四郡據二關則為“守”，“通”與“守”的關系實際是辯證統一的。
要維系“通”和“守”的平衡，首先要守住門。西漢打通西域建立防守體系，才有絲路之啟；唐太宗驅逐西突厥經營絲綢之路，方有絲路之盛。而相比之下，絲路在漢唐之間有過一段混亂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玉門關作用也不如漢唐時期顯著，因為中原王朝觸達此地的力度較弱，“守”既不易，絲路之“通”也變得艱難。直到進入唐朝，玉門關重制昔日之盛，玉門關主題的唐代詩歌紛紛出現，正是因為唐朝有能力在絲路沿線一些地區增設郡縣，為絲路暢通提供保證，能夠守住門進而通達各處。
曆史上的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彙之路，沿途各國互通有無，不同文明交流互動。這不僅是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對後世的我們來說，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張國剛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曆史系教授。2004年入選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2006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入選北京市高校優秀教學名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及中西文化關系史。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等職，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普及讀物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以及“中國好書”獎、文津圖書獎（正獎及提名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正獎及提名獎）等。在清華開設的《中西文化關系史》獲評清華大學、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課程，《大唐興衰》獲評教育部國家級一流大學課程。
（講座文稿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牛雪瑩整理）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23日 0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