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是近年來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該物是1995年10月出土于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漢代精絕國遺址）的一座夫妻合葬墓（編号為95MNIM8）。
墓主衣衾華貴，殉葬品多，當是精絕貴族。墓葬年代，估計在東漢末至魏晉這一段。墓中男屍，屍體右側随葬弓矢等物，織錦出其旁，作長方形，幅長18.5厘米，寬12.5厘米，四周以麻布緣邊，上下緣各縫綴三條黃白色絹帶，長約21厘米，發掘者推測是“引弓者護臂之物”，并簡稱為“護膊”。另外，該墓出土的大量絲織品中，還出土了一件“讨南羌”錦（出自男屍頭端），其圖案風格、設色敷彩和經緯結構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相似（但并不相同）。二錦的年代要比墓葬早，估計在東漢時期。
“讨南羌”錦（民豐尼雅遺址M8出土）
關于“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學者已經做過不少讨論，這裡試做補充，講點粗淺的看法，請各位專家指正。
（一）文字
首先，我想指出的一點是，這件“護膊”雖然是精絕古墓中的随葬物，但材料卻是漢地所出，實際是用漢地的織錦裁制。它上面的文字反映的乃是漢地的思想，而不是精絕國的思想。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正如學者已經指出，它是屬于古代星占中的“五星占”。例如出土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唐代的《開元占經》和《乙巳占》，還有其他許多古書都談到這類内容。但應當指出的是，古代的五星占往往與用兵有關，具有兵陰陽的性質。例如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就屬于這一類。《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分兵書為四門，其中第三類是“兵陰陽”。它的特點是“順時而發，推刑德，随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傳世五星占，是以五星配合五行。其說與“因五勝”（利用五行相勝）有關。而五星中的太白是西方之精，乃主兵之象，尤為兵家所重。如唐李筌善推陰陽以言兵事，他的兵書叫《太白陰經》，就是以“太白”名書。數術家以“五星連珠”定用兵利害（類似以鬥、歲向背定用兵利害），在古代有很大影響。但這種天象很少碰到，古人稱之往往隻是虛應故事，并不一定能當斷代依據。
電視劇《漢武大帝》劇照
古書講“五星占”材料很多，但與織錦文字最接近還是下面兩條：
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史記·天官書》）
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漢書·天文志》）
這兩條占文，内容基本相同。它們都是以五星所聚的方位所在講行師用兵的主客利弊，無疑屬于兵陰陽的範疇。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占文中的“中國”是相對于“外國”或“夷狄”。因為“中國”一詞雖然西周就有（如西周銅器何尊銘文中的“餘其宅茲中國”），但與漢代的用法還不太一樣。中國早期的“國”與“邦”不同：“國”是首都（有别于都、縣），“邦”是國土。漢避高祖諱，造成“邦”“國”混亂（如改“邦家”為“國家”，“相邦”為“相國”），但“中國”的說法卻是本來就有。西周時期，“中國”是指洛陽這種天下輻辏，四方入貢道裡均，有如“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軸心城市，它是天下之中的意思，但從《史記》等書的用法看，漢代的“中國”卻是差別于“夷狄”或“蠻夷”。“夷狄”多指北方的非漢族地區，“蠻夷”多指南方的非漢族地區。它們都屬于正史蠻夷傳所說與“中國”有密切來往（有時稱臣納貢，有時舉兵來襲）的周邊國家，古人稱為“蕃”（《周禮·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蕃”是藩屏之義）。現在西方學術著作多以frontier （邊疆）稱之（如最近出版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就是這樣用）。它和今語的“外國”還不太一樣。另外，占文講五星在東和五星在西各是一層意思，這點也值得注意。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隻是其中的一種情況，即有利于“中國”的情況。另一種情況，即有利于“夷狄”的情況，因為對中國不利，它在織錦上肯定不會出現。這很明顯代表的是當時的漢族意識。特别是如果此錦與“讨南羌”有關（但不一定與“讨南羌”錦連讀）。它很明顯是與漢征西域的軍事活動有關，意思是說，隻有中國一方才是勝利的一方。這樣的文字對西域各國來說，其感受應該不太愉快。但身為“夷狄”的精絕為什麼會欣然接受，裁制護膊，用以随葬，這是值得考慮的一件事情。學者認為，此物是漢王朝賜賞，精絕接受此物，是表示歸化臣服。這當然是一種可能。但如果此物是為紀念漢征南羌，也有可能，精絕是以南羌為異族，和自己無關，并不感到侮辱。或者墓主不解文字含義，但愛絲綢之美，根本就沒把它的内容當一回事。
總之，織錦文字中的“中國”是指漢族地區，而并不包括僻處西域的精絕國，這是當時的曆史情況。
（二）動物圖案
關于此錦的圖案，比之文字，學者的讨論似比較簡略。如于志勇先生說此錦“有孔雀、仙鶴、辟邪、夔龍和虎等祥禽瑞獸”（下簡稱“于文”）；孫遇安先生說“據初步觀察，這是一片典型的東漢雲氣禽獸紋錦，在藍色地子上以經線起花，織出綠、白、黃、赭紅色相間之缭繞的雲氣，有虎、辟邪、大鳥、靈禽出沒其中，雲氣上方還織出紅色和白色的兩個圓形，應代表日月”（下簡稱“孫文”）。這裡我想多說幾句，試把各種可能都讨論一下。
此錦上的動物圖案隻有四種，兩禽兩獸，并沒有更多的種類，其他動物隻有局部，都是重複出現。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上的四種動物圖案
它們從右至左（和文字的順序一緻）依次是：
（1）右起第一種。于文稱為“孔雀”，孫文稱為“靈禽”。前者以此禽為孔雀，大概是因為它頭上有冠。後者隻是泛稱，并無确指〔案：此禽頭上有冠，翅膀是綠色（夾黃色花紋），嘴和腳是紅色，和現存鳥類中的孔雀差距較大，而與鹦鹉略微相似（有冠，紅嘴、紅腳、綠翅膀），但也不盡相同（冠、喙的形狀不同，足太長）〕。我們懷疑，它和下面第三種動物相似，也是一種神化的動物。今查《太平禦覽》卷九二七“異鳥”類引《臨海異物志》，該書提到一種作為祥瑞的“世樂鳥”，其特征是“五色，頭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則見”，正與此禽吻合。它的原型也可能是綜合了鹦鹉和孔雀的特點。鹦鹉、孔雀都是遠方貢納的珍禽。如《漢書·武帝紀》記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顔師古注：“即鹦鹉也，今隴西及南海并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雲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色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參看《太平禦覽》卷九二四“鹦鹉”“白鹦鹉”“赤鹦鹉”“五色鹦鹉”類），《南粵傳》記南粵王趙佗以“孔雀二雙”獻漢文帝〔案：孔雀，交趾、罽賓、條支皆有所産，參看《太平禦覽》卷九二四“孔雀”類〕。當時的鹦鹉和孔雀都有南來和西來兩種。
（2）右起第二種。于文稱為“仙鶴”，孫文稱為“大鳥”〔案：此鳥從形狀看，應是鴕鳥。鴕鳥原産非洲，也是經西亞傳入〕。大陸史籍多稱“大鳥”或“大爵（雀）”，并依其出産之地，或稱“安息雀”（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或稱“條支大鳥”（條支在今伊拉克境内）。孫文所說“大鳥”如果是指這種“大鳥”，我很贊同。鴕鳥形象流行于唐代，如唐代帝王陵寝的關中十八陵，神道石刻幾乎都有鴕鳥屏，但年代更早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漢晉時期的肖形印（可能是新疆地區的肖形印），其中就有鴕鳥。其設計與1990年新疆焉耆七個星鄉老城村出土的七鴕紋銀盤相似。在中國的外來禽類中，鴕鳥也是很突出的一種。
左：四鴕紋印圖
右：七鴕紋銀盤（孫機繪）
（3）右起第三種。為有翼神獸。于文和孫文稱為“辟邪”（于文又稱“夔龍”），這是按東漢以來的習慣〔案：有翼神獸是西亞流行的藝術主題，後經歐亞草原傳入中國，西人稱為格裡芬（Griffin）〕。其種類可大别為兩類，一類是禽首類（禽首禽身或禽首獸身），一類是獸首類（帶翼獅、帶翼鹿、帶翼羊）。它們的共同點是有翼和禽獸合一。中國的有翼神獸也分兩類，一類作禽首（如上海博物館藏“翼獸形提梁盉”、台北故宮博物館藏“鳥首獸尊”、曾侯乙墓出土的銅鹿角立鶴）；一類作獸首（如中山王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銅有翼神獸）。這類形象，東漢以後非常流行（如南陽宗資、宋均墓），特别是六朝陵墓，往往成對出現于神道石刻中，形體高大，引人注目。據《漢書·西域傳》和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三等書，學者多稱之為“天祿”“辟邪”。“ 天祿”，是天賜之福，“辟邪”是祛除邪魅，都是含祥瑞之義的中國詞彙，但其造型是來源于歐亞草原、中亞和西亞地區的藝術。有翼神獸對中國藝術的影響很大，如魏晉南北朝以降，隋唐以來的鎮墓獸往往是成對出現，一件作人首，一件作獸首，兩者都帶翼，可能就是吸收了天祿、辟邪的特點。
（4）右起第四種。學者皆以為“虎”，從形狀看，比較吻合。但此獸的頭部并不清晰，也有可能是獅子，或獅子的變形。我們了解，此錦的動物圖案，從總體考慮，似乎是以狀寫來自遠方的珍禽異獸為主，皆有祥瑞之義（即瑞獸）。《史記·天官書》說：“五星皆進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禮緻天下。”古人認為天下太平，則四方來朝，珍禽異獸往往是貢納之物。這與文字内容正好互相呼應。圖案中的“虎”是中國所有，并非奇物，我們懷疑，它也可能是表現“獅子”。獅子原産非洲、西亞，本來不是中國動物。但它傳入中國也比較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如《穆天子傳》《爾雅·釋獸》都提到“狻猊”，就是戰國時代的名稱，而漢代則稱之為“師子”。“師子”的出土執行個體似以東漢為最早。東漢以前的獅子是包含在有翼神獸的形象中。中國的有翼神獸，其獅首無雄獅之鬣，往往類似于虎，這是獅子形象被“中國化”的結果。因為西亞有獅無虎，中國有虎無獅。西亞的獅子經歐亞草原傳入中國，往往與虎易位和混同。
總之，我們認為，上述四種動物主要是遠方貢納或神化的珍禽異獸，它們和漢地流行的動物造型（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不同，主要是一種“異國情調”的藝術主題。
補記：
8月20日在烏魯木齊參觀，又有所見聞：一是學者稱為“護膊”的織物看來還有較早的例子，如新疆博物館藏1992年鄯善蘇貝希三号墓地M25出土的所謂“皮符”，發現時是在墓主胸部，花紋作“三角鋸齒狀火焰紋，内填三堆篝火紋和竊曲紋”，形制正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相同，其年代約在公元前500—前300年，應是純粹的當地制品，參看呂恩國、郭建國《鄯善蘇貝希墓群三号墓地》，收入王炳華、杜根成編《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獲（續）》，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7年，150—170頁；二是新疆出土的漢錦，很多都有類似的動物圖案，如新疆考古所藏“永昌錦”和“長壽明光錦”，皆作三獸一禽，其中獸類亦有有翼神獸和獅虎類動物，這類圖案也見于不帶漢字的當地織錦，參看穆舜英主編《中國新疆古代藝術》（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106頁：圖版261、263和102頁：圖版249。此外，今年《文物》1期還發表了1995年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15出土的所謂“刺繡護膊”，發現時是繞系在手臂上，同樣是當地制品，年代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相近。
蘇貝希古墓出土的所謂 “皮符”
營盤墓地M15 出土的所謂 “刺繡護膊”
又上文說“右起第四種”學者以為虎，但“也有可能是獅子，或獅子的變形”，此說牽強，應廢棄。
作者簡介，李零，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法國碑銘與美文學院2023年度“汪德邁漢學獎”、伊朗第28屆國際年度圖書獎、2023年度中國伊朗學傑出學者獎獲得者，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AAS）院士。
1999 年7 月11 日寫于密雲溪翁莊劉東先生家
1999 年8 月5 日在上海博物館改定
（原載《文物天地》1999 年6 期，26-3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