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神》的“生成”呂克·貝松的反俄狄浦斯

◎黑擇明

對于影迷來說，法國電影有兩個大名鼎鼎的Bresson：電影大師羅貝爾·布列松，以及當代大導演呂克·貝松。有趣的是，盡管有同一個姓氏，他們的影迷重合度并不高。在前輩電影大師的盛名下，呂克·貝松（雖然他也在一些場合被稱為“大師”）經常被視為好萊塢電影的歐洲回應。與“古典藝術”相比，他的電影有着更為娛樂化、工業化的特征，更接近“大衆電影”，是以他也經常被列入某些“鄙視鍊”。但總的來說，“鄙視鍊”大可不必。再說，呂克·貝松的電影雖然看似通俗易懂，卻并不“流水線”，我們不必以《這個殺手不太冷》為例，也能判斷他善于在商業邏輯和個人思想表達之間作出平衡。在傳統的電影評論中，他總是顯得有一種含混性，已有的很多批評标準不足以對他作出界定。

DOGMAN意味着自己救贖

今年呂克·貝松的新片《狗神》（DOGMAN）被認為是近年來導演最好的一部作品（前一部《安娜》的确乏善可陳）。這個片名的譯法值得商榷，因為這個片名與影片的主旨有着直接關系。當然這很難翻譯——不是man和“神”是否對等的問題，本來也不能翻成“人”或“男人”——“狗男人”就完全失敗了。

問題在于這不是一部關于愛狗人士的電影，絕對不能混同于忠犬八公的故事。Dog在這裡是God的反寫，Godman即“神人”——它指的是人和神的某種結合，指向關于救贖的思想。但是在這裡通過一個倒置轉換了這種意義，而且是用一個在很多人看來卑賤的生命進行倒置（不可否認在很多人眼中狗的生命是不值一提的）。這意味着不再尋求救贖或等待救贖的到來，而是自己救贖——并且是通過一種新的、看似匪夷所思的生命的生成，去實作這種救贖。

在這部影片中的生成至少有三個向度：生成-女性，生成-動物（犬類），生成-賽博格（機械化有機體）。限于篇幅，本文隻讨論前兩種生成。通過這種生成（一種依靠共存的變身），主人公獲得了超能力（即創造性能力），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一點很重要：“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指的是我們無權去審判别人，隻有更高的次元能這樣做。這正是影片結尾所蘊含的重要資訊。

從“治療”開始的故事治愈了誰

這個故事想必很多觀衆都知道了，但仍有必要再簡單地交代一下（有劇透）：主人公道格拉斯童年不幸，他的父親和哥哥是“有毒男子氣概”（toxicmasculinity）的“陽剛男孩”代表，為懲罰他天性中對動物（也可以說是弱者）的同情，将他關進狗籠子進行虐待。道格拉斯是以獲得了與犬類溝通的能力并赢得它們的信任。

然而，命運對他并不友好。在警察來解救他時，他已經被反彈的子彈誤傷脊椎，導緻其必須與輪椅相伴。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得到了戲劇（特别是莎士比亞）的救贖，長大後他成為一群流浪狗的守護者，卻因為殘疾難以就業，進而陰差陽錯成為變裝歌手，并獲得極大的成功。而他的“超能力”也讓他在人性的灰暗地帶遊走，成為某種自行決定懲惡的“俠”，并是以在與黑社會的一場惡戰後被警方抓捕。但他又在狗狗的協助下堂而皇之地越獄。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導演給這個故事加上了一種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的調性。

影片情節是這樣開始的：雨夜，道格拉斯在惡戰後（黑幫全部喪命）帶着流浪狗被警察攔截，因為他的變裝效果（生成-夢露），警方找來心理分析師對他進行“治療”。這個開頭就已經非常呂克·貝松了。精神分析的思路無論怎樣精巧，都是把他們所謂的“精神分裂”看作病症、看作需要治療的對象——即他們是“有病”的，需要被矯正的，并自認為有一套“科學”的方法去矯正。

但是，一旦這一套方法變成了“科學”，就容易走向一種固定意識形态的壓迫。法國思想家德勒茲提出了“反俄狄浦斯”，用“精神分裂分析”代替“精神分析”。所謂的精神分裂經常帶來更深度的覺醒：它意味着将生命視為一種流動和生成，它不是由一個所謂确定的标準（比如，“幸福”的标準模式）所主宰的。那些被否定、被輕賤、被霸淩的生命，必須重新獲得肯定。假如将這部電影解讀為“治愈童年創傷”一類的精神分析路徑，其實剛好是和導演南轅北轍了。

這也是為什麼影片中，警方委派的心理醫生想按照慣例“分析”道格拉斯，結果反過來被道格拉斯“分析”了。因為道格拉斯在她的眼中讀出了憂傷；不僅分析，還用自己的非主流人生故事治愈了這個單親媽媽。導演可能還借此，以及主人公虛晃一槍的“戀母情結”幽了這幾年的好萊塢“正确”電影一默：其實所謂的“大女主”電影往往名不副實。

生成-動物

意味着去人類中心化

生成-動物，在呂克·貝松電影中并不少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他的早期代表作《碧海藍天》（TheBigBlue，1988）——一個關于人生成海豚的故事。主人公有生活原型：雅克是深度潛水界的傳奇人物，他在多年中嘗試不用氧氣瓶深潛100米以下。呂克·貝松用視聽語言為我們展現了人與海豚相同的節奏。在海豚的聲音和大海的聲音中，我們看到雅克被海洋深度解域化，最後與大海融為一體。在這裡，生成-動物，并不是人變成了動物。用德勒茲的話說，生成是有别于血緣的一種秩序，它是一種聯盟，是“共生”。正是共生使得迥異的等級和領域之中的存在物進入互動之中。

而這種互動顯然展現着一種“他者的次元”，意味着一種“去中心化”。生成-動物意味着去人類中心化，意味着異質的連結，本質上是對一種非此即彼的二進制對立思維模式的打破。從實踐意義而言，是一種強權政治的“解域化”，是一種強勢的不間斷的“減弱”運動。它意味着生命不應該被鉗制。

《狗神》中，道格拉斯通過生成-犬類，并不是要成為犬王，也不是要“動物至上”，而是在這個過程中，主人公獲得了犬類的情感、力量和愛的能力，使他成為一種全新的聚合體。在這種生成中也包括某種殺伐決斷——犬類隻聽憑本能行事，是以主人公從未被巧言令色所迷惑。當然，這裡混雜了一個重要問題：一個人是否有權力去決定另一個人的生存或毀滅？盡管影片中主人公給自己加上了一個正當防衛的前提。

生成-女人

一種獨特的共生體驗

生成-女人并不是成為女人，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我們所見，道格拉斯從未想成為女人，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而演員也正确地演出了這一點。變裝歌手的身份給他的是一種共生的體驗，不是說一種性别優于另一種性别。這個角色在這一點上非常獨特。

在生成-女性中我們看到三個經典的曆史女性形象：法國香頌女王艾迪特·皮雅芙、德國傳奇影星瑪琳·黛德麗，以及瑪麗蓮·夢露。我們看到這個顯然是很粗壯的男人自如地生成了她們中的任何一個。當然我們可以說，或許這幾位都是導演的個人偏好，但這幾位傳奇女性有一個共同點，即華麗盛大表象下的孱弱。孱弱在這裡不是否定詞，不意味着怯懦，隻意味着不去傷害，也不認同傷害。而且，她們都是在被損害中開出的花朵。道格拉斯與她們共生，也就獲得了她們的一部分特質。

生成-女人在這裡還意味着生成女性的聲音，用女性的聲音來發聲。對于一般觀衆來說，電影的聲音經常是被忽視的，或者僅了解為“音效”。但是對于優秀的導演來說，聲音的創造力以及重要程度，絕不亞于畫面。聲音當然包括了各種拟音、自然音、音樂。但音樂在呂克·貝松手裡不僅是“環境音樂”。影片的總體聲音非常類似“悲慘世界”，傳達着對這個世界依然極度泛濫的不公正的控訴（對觸目驚心的不公正選擇眼盲的人當然也不會喜歡這部影片，但更大的不公正是指責弱者“不努力”）。但是貝松不止于控訴。他的電影中總有一個音樂的出口（比如《第五元素》）。并且，對于貝松而言，一個表演音樂的舞台相當重要（他的好幾部電影都有表演舞台，就連《殺手萊昂》中，小姑娘瑪蒂爾達也在有限的空間裡給萊昂留下了令人難忘的舞台表演：卓别林和瑪麗蓮·夢露）。

有一些音樂顯然給了弱者逃逸的出口。在變裝舞台上，初登台的道格拉斯驚奇地生成為皮雅芙，堪稱絕妙。皮雅芙從街頭流浪賣藝的“小麻雀”成為法國“國寶”。她的悲情苦難的一生，孱弱身體爆發的巨大能量都與道格拉斯奇妙“共存”。影片中他演唱的是皮雅芙的經典香頌《人群》（Lafoule）。這首歌唱出了對愛的渴望，唱出了愛别離的痛苦與折磨。

生成-瑪琳·黛德麗顯然更為複雜，因為在這上面還生成了法斯賓德。打扮成“藍天使”的道格拉斯唱的是《莉莉·瑪蓮》，但這首歌不僅是法斯賓德著名的影片主題曲（也是一個黑暗年代撫慰人心的歌曲），不僅指向法斯賓德本人，也指向法斯賓德另一部電影《十三個月亮之年》的變裝主人公——不同的是，《十三個月亮之年》中他真的為愛變成了（被抛棄被淩辱的）女人。

是以說，這些女性的歌聲其實是多重次元的生成。它并不特指一個固定的性别，甚至也不特指人，也可能有鳥兒的歌唱，有蟲兒的鳴叫……但女性聲音能夠更好地代表它們。它意味着創造：通過這種新的聲音的體驗，創造出一種新的共同體意識。

呂克·貝松其實已經65歲了，但他依然是很“新”的——這種“新”展現在很多意義上。至少對于筆者而言，重新觀看他的電影，又帶來了很多新的思索。而這些思索，是以前輕率地就忽略掉的。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