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鑒于前代王朝宦官的教訓，在對待宦官采取怎樣的政策？
鑒于前代諸王朝的教訓，唐太祖、太宗時期嚴格限制内侍省的發展，宦官數量并不多，權力也很小，活動範圍大多集中于禁中“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内掃除、禀食而已”。
但在建國初期政局剛剛穩定的特殊環境下，一些宦官憑借某些機遇得以出使、将兵，建立功績。李愍在貞觀年間出使南方“貞觀年中，太宗文皇帝以公勳舊功臣，爪牙心膂。遂令詢訪蠻蜀之風，撫慰南夷之使”。
張阿難“谟陳九德，勇冠三軍。廓平湃隴，掃定河汾”，被授予右監門衛将軍、銀青光祿大夫，封汶江縣開國侯；内侍王某“吐谷渾據龍沙”、“又出使吐蕃”、“二十二年，遷使持節”。
建國初期，中央政府整體上對宦官采取的還是限制措施。貞觀十一年，針對宦官屢次出使的現象，魏征進言：“閹豎雖微，押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諧，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
太宗即诏：“自今以後，充使宜停。”貞觀十四年，魏征認為宦官接近君主，易生禍端，越出宮闱出使，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太宗采納了魏征的意見，停止了宦官出使。魏征的兩次進言也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貞觀年間宦官出使是一個普遍現象，但他們出使代表的僅僅是皇帝的旨意，事止則回朝，權力很小，對朝政沒有太大的影響。
高宗時期，宦官的發展同樣被嚴格限制，人員數量隻是簡單地增長，其活動領域也基本局限于宮闱之内，至則天時期，宦官也隻是輕微的發展，“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于内官，但在阖門守禦，黃衣廪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
但在武則天女主當政這一特殊時期，宦官地位有了輕微變化，姚崇在開元初年“十事要說”中這樣評價武則天時期的宦官“後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可知宦官在這一特殊時期開始慢慢擁有口含天憲的地位，朝官也開始與宦官曲意交接，如韋巨源暗通宦官，依附武氏，“此則暗通中人，附會武氏，托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即使是這樣，宦官的發展也基本局限于宮闱之内。
牛志平認為宦官在武則天時期沒有大量發展起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武則天深受胡化影響，不願受儒家倫理道德的束縛，相比起宦官，她更願意寵信“面首”，如薛懷義、張氏兄弟等。
這一時期宦官沒有大量發展起來很可能與政局穩定有關，在武則天統治的二十多年時間裡，經濟、政治、軍事都處于平穩發展階段，沒有提供給宦官崛起的特殊條件和空間。
但這一時期還是有宦官能夠參與軍事和越出宮闱出使。宦官王文叡在弱冠之年入侍東宮，高宗時期參與軍事“乾封之年，錫符行事……徙跸回鑾，策勳頒爵”，得益于其早期經曆，王文叡的初官被授予了從九品上叙的武騎尉。
宦官莫義曾在武職系統任職“忠盡喪元之心，賞在酬功之地，因授雲騎尉，轉加陪戎校尉，又更加智果校尉。屢參武禁，曆踐戎班”，其後才進入内侍省奚官局擔任最高長官奚官令。同時一些宦官也離開了宮闱，走向地方出使，宦官蘇永在高宗時期出使嶺南“龍朔中，奉使嶺南”。
宦官馬仙童在武則天時期出使突厥“天後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可以發現的一個現象是宦官出使的地方大都為邊疆蠻夷地區，這可能與宦官出身相關，他們大多出身于邊疆地區“是時，諸道歲進閹兒，号‘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薮”，更為熟悉當地的地理人文環境特征，是以皇帝選擇派遣宦官出使邊疆宣慰蠻夷、傳達皇帝诏令。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同樣也有宦官官至監門衛将軍者，如内侍範雲仙官至監門衛大将軍。
這一階段，最高統治者對宦官采取的還是打擊抑制的措施。高宗時期，司農少卿韋機打擊抑制宦官得到了高宗賞賜，“有宦者于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匹，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
同樣對于宦官的過錯高宗也絕不姑息，宦官依仗皇帝寵信，出門放鹞任意踩踏百姓莊稼，萬年縣令楊德幹依法杖責宦官，高宗默許了楊德幹對不法宦官的懲罰。
唐前期宦官的職位遷轉大都在内侍省之内，其活動範圍也大都局限于宮闱之内，隻有極少數的宦官可以越出宮闱，走向地方出使，但他們代表的僅僅是皇權，事止則回朝，很少有侵權越權的行為，如果有，最高統治者對其采取的也是打擊抑制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