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蘊藏冬夏
編輯|蘊藏冬夏
在曆經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之後，五代社會到後唐時期迎來了相對平穩的局面。其中，最值得稱道的就是被稱為“小康之局”的明宗李亶統治時期，“在位年谷屢豐，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為小康”。
後唐明宗時期出現的小康局面主要表現在内政與對外交往方面，這一時期政治清明，明宗從谏如流，社會經濟恢複，百姓生活逐漸寬裕，社會文化不斷發展。然而，這一“治世”很快就消亡了。這一“小康”局面的形成有較深層次的原因。
“小康”局面形成的原因
經濟因素。終明宗一朝，施政始終以民為本，其經濟政策順應時代發展。明宗在位時期頒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這些政策堅持民本思想，為明宗的統治打下了群衆基礎。即位伊始，明宗“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這顯然是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借進貢之名盤剝百姓。之後，明宗又下令将五坊的鷹隼放歸自然，并禁止臣下再行上供這類珍禽。
馮道稱贊明宗，曰：“仁及禽獸。”而明宗的回答則更顯示出他的民本思想，明宗講述了他曾經與養父李克用在秋季打獵，野獸入田，軍士入田獵捕，結果造成莊稼被大量損壞的故事。明宗“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明宗之“仁”及于百姓，也可以看出他對農業生産是極為重視的。
接着，明宗下令由農戶自行申報夏苗種植面積，以防止州縣通過瞞報漏報來剝削百姓。不久，明宗又下诏停征酒曲稅、減低官曲價格并且允許民間自造酒曲，同時放松了對民間鐵器鑄造的限制，允許農民自鑄鐵器農具，而後進一步減輕了鑄造鐵器的稅額。在實施了一系列惠民措施之後，明宗統治下的後唐王朝農業生産得到了恢複和發展，手工業也因為政策的放松而不斷發展，商品經濟出現了繁榮局面。
這一時期，經濟的恢複與發展帶來了百姓的安居樂業。在明宗積極的經濟政策刺激下，唐末以來的經濟蕭條局面逐漸得以改善。明宗一朝實行的惠民經濟政策是小康局面形成最關鍵的因素。
對外政策。對契丹戰争的勝利保證了北方邊境的安定。後唐政權在亂世中建立，經過李國昌、李克用、李存勖三代人的經營，原本的沙陀部落軍隊逐漸發展壯大，将士身經百戰，戰鬥力極強。面對契丹的入侵，後唐統治者态度強硬，堅決進行反擊。莊宗在位時，契丹經常襲擾幽州一帶，莊宗數度興兵驅逐契丹。
明宗即位之初，後唐與契丹的關系很不穩定。随着後唐政權逐漸穩固，明宗對契丹的南侵予以堅決打擊，使得契丹軍隊不敢輕易南下幽州等地侵擾，“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這給中原地區農耕經濟的恢複與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
與周邊其他政權基本保持和睦狀态。明宗即位後，對南方各個割據政權基本采取和平共處的方針，不刻意進行征伐，僅對高氏的荊南政權進行了大規模的用兵，并且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而楚、吳越、閩等割據政權基本承認後唐的正朔地位，并對後唐稱臣納貢。後唐與南方的吳政權雖無直接的聯系與往來，但雙方仍能和平共處。《資治通鑒》就有記載，後唐吏部侍郎張文寶海路出使吳越時，船壞流落至吳國，吳主對其盛情款待，這反映了後唐與吳國和平相處的狀态。
面對北方諸政權，明宗采取“剛柔并濟”的政策。沙陀民族從草原入主中原，骁勇善戰，在後唐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其不敢南下侵擾。後唐的強盛也使周邊其他少數民族政權對後唐俯首稱臣，接受後唐的冊封，這進一步促進了民族融合。
政治整頓。平反冤獄，整治貪腐，斬殺奸佞。莊宗在位時，寵幸伶人和宦官，聽信讒言，釀成了朱友謙、郭崇韬等冤案，造成統治集團内部恐慌。明宗執政後不久，就為朱友謙、郭崇韬等人平反，“聽郭崇韬歸葬，複硃友謙宮爵；兩家貨财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進而穩定了局勢，赢得了統治集團内部的支援。為平息民怨，明宗下诏處死了莊宗時任租庸使的孔謙。同時乘勢廢除了租庸使、内勾司等官職，這為明宗施行仁政奠定了良好的群衆基礎。對宦官餘孽，明宗下令将莊宗時為禍的宦者盡數誅殺，吸取了唐朝滅亡的教訓。
同時，明宗頂住壓力，貶黜豆盧革、韋說等重臣，二人的不法行為衆多，諸如“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加之蕭希甫的誣告，使得明宗盛怒之下最終下令處死這兩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唐末以來的貪腐之風。明宗對貪腐的大力打擊，有效遏制了官僚集團貪贓枉法的現象，使得後唐政治趨于清明。
明宗個人素質。卑微的出身以及長期征戰使得明宗對百姓的生活情況有了深入的了解，這為明宗施政提供了依據。“性謹重廉儉，諸将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據此可知，李嗣源作為五代時期傑出的軍事将領，擁有實幹品質，并非一般的驕兵悍将所能比拟的。
明宗在位時積極發展文化事業。他曾下令讓國子監校勘“九經”，并雕版印刷進行售賣。同時，他對修史工作也極為重視，欣然采納修撰趙熙提出的“公事诏書抄錄後月末送至史館”的建議。明宗對文化事業開明的态度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事業穩步發展。對以往避諱之制，明宗也有重大調整，“應文書内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回避”，這為文人的創作減少了後顧之憂。
任用賢才，積極納谏。明宗即位後拔擢了一批能臣，如任圜、李愚、孫嶽、安重誨等人。由于明宗自身文化素養有限，目不識丁，而中樞輔臣安重誨、孔循的文化水準也不高，于是在安重誨、孔循的推薦下，馮道、趙鳳等人被任命為端明殿學士，輔佐明宗，使得這一時期政局清朗，很多社會積弊得到了解決，“小康”局面逐漸形成。
在任用賢臣的同時，明宗還廣開言路，鼓勵進谏。朝臣們提出的許多建設性建議都被明宗采納，這進一步鞏固了後唐政權。例如，時任戶部尚書的李鈴提出允許朝廷官員舉薦人才，并且朝臣須對所舉薦的人負有責任，“功過賞罰，與舉者同之”，明宗采納了他的谏言。大理寺卿康澄也曾上書言事，提出了五種不足為懼的情況和六種需要引起重視的現象，其核心強調了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性，康澄的谏言得到了明宗的贊許，明宗下诏對他進行了褒獎。
軍事改革。明宗堅決打擊驕兵悍将集團，下旨誅殺了滑州的數百名叛軍，将都校于可洪等人押解到鬧市斬首。對驕縱無厭的盧台亂軍龍晊所部，明宗堅決打擊，下诏“盧台亂軍龍晊所部鄴都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在營家口骨肉，并可全家處斬”。這些舉動震懾了唐末以來驕縱的牙兵集團，使其隻能暫避鋒芒。
明宗繼位後也親自領兵平叛，“次京水，知硃守殷反，帝親統禁軍倍程前進。翌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誅”，顯示了明宗鎮壓驕兵悍将集團的決心。通過明宗的整治，後唐社會治安逐漸好轉，為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整頓牙兵集團的同時，明宗還改革中央禁軍。明宗即位前，後唐中央禁軍軍隊的番号、編制和管理極為混亂。據杜文玉先生《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對後唐莊宗時期中央禁軍番号和編制的羅列，這一時期，作為禁軍重要組成部分的侍衛親軍，其番号就有近五十種，諸如銀槍效節、從馬直、金槍、匡衛等。明宗也曾是侍衛親軍之一“橫沖”的首領，被稱為“李橫沖”。基于這種情況，明宗深刻認識到改革中央禁軍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是以明宗時期中央禁軍諸多番号和軍隊編制漸漸從史書中消失。在《舊五代史》《資治通鑒》等史書記載中，很多莊宗時還存在的番号到這一時期已不見蹤迹。這一時期出現了“捧聖”“嚴衛”等新的禁軍番号，其統帥如朱弘實、李從璋、安彥威等人，皆為明宗的親信。可以斷定，明宗對中央禁軍編制做出了很大的調整，這進一步提高了禁軍的戰鬥力，維持了後唐統治的穩定。
文化因素。明宗積極奉行唐代正統觀念，他對唐代正統的繼承不僅表現在國号、都城選址、姓氏等方面，更展現為對唐代文化的傳承。《容齋随筆》中提到兩件事，一是前蜀王氏稱帝之後，在雕刻龍興寺碑時對唐代諸帝名諱都作了避諱處理；二是後蜀國主孟昶刻“九經”時，有意将“淵”“世民”等字空缺，卻未避諱“存勖”“嗣源”等字。由此，洪邁得出“乃知唐之澤遠矣”的結論。明宗即位之初，“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号”，明宗斷然拒絕，堅持沿用“唐”作為國号。
明宗這一舉措富含政治智慧。一方面維持了統治集團内部的穩定，彰顯得位的正當，防止統治集團内部離心離德；另一方面，由于李嗣源所在的沙陀部落的“李”姓乃唐代皇帝所賜，繼續沿用“唐”的國号有利于彰顯政權正統性，使得周邊割據政權更加心悅誠服。明宗的舉措收效很大，南方各割據政權，如吳越、閩、楚等國基本臣服于後唐，沿用後唐年号，北方各少數民族政權也紛紛接受後唐封賞。明宗對唐代正統的承繼，對“小康”局面的穩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社會風俗改革方面，明宗對當時社會的厚葬之風與宗教的無序擴張進行了抑制。“诏喪葬之家，送終之禮不得過度。”明宗下诏明确反對葬禮用度的過度，這對當時糾正厚葬之風、促進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明宗也注意到了佛教過度膨脹帶來的社會問題。他下诏規定：在保留舊存寺院的前提下不許再建立寺院，由官府對百姓出家的行為進行嚴格管控。“如要願在僧門，并須官壇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由此，寺院和僧人數量受到國家嚴格限制。天成二年，“诏天下除并無名額寺院”。這制約了佛教的無限制發展，保持了社會勞動力數量的穩定，為社會生産力的恢複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為明宗執政集團重要成員的趙鳳，其對佛教的無序擴張等行為也極為不滿。面對宮中衆人盲目向“大如拳頭”的佛牙布施數千缗财物的現象，他借“佛牙錘鍛不壞”的說法，将褐漬皴裂的“佛牙”擊碎，及時制止了這股不正之風。在明宗及其執政集團的努力下，這一時期社會風氣大變，促進了小康局面的形成，也為後周世宗的滅佛活動奠定了基礎。
對明宗開創的小康局面的評價
宋代以來的封建統治者和文人學者對五代的曆史基本持否定态度。歐陽修在編撰《新五代史》時直言：“五代之亂極矣。”對五代的評價可以說是“漆黑一團”，這與宋代以來理學蓬勃發展并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有很大關系。五代時期，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等違背封建倫理道德的事件層出不窮，嚴重沖擊了儒家正統觀念，故這一時期的曆史人物很多都遭到後世理學家的抨擊。如明代大儒王夫之，他對後唐明宗的的評價可以說是極低的。
結語
唐明宗的“小康”之政對五代亂世而言無疑是一道曙光，是亂世的一首“變奏”。通過明宗及其統治集團的勵精圖治，五代的亂局終于稍稍得到平息，百姓得以将主要精力投入糧食生産當中。“雁門以北，東西數千裡，鬥粟不過十錢”，這一時期糧價的大幅降低也從側面印證了糧食的豐收。
明宗開創的小康之局使中原大地的百姓有了喘息之機，在亂世中看到了希望。而明宗的很多政策，如改革中央禁軍、打擊宦官和限制佛教無序擴張等措施，也被後世統治者承襲下來。唐明宗作為一位少數民族封建君主，雖然由于時代以及自身局限未能維持長久的“小康”，但其在五代亂世中的曆史功績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