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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群眾為何普遍貧困

作者:法外有言
中國古代群眾為何普遍貧困
中國古代群眾為何普遍貧困

20世紀30年代學術界曾讨論中國社會性質和古史分期等問題,争論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産方式,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奴隸制、封建制的特征和分歧、 中國社會是否進入資本主義等問題。這些讨論試圖套用歐洲模式來解釋中國古史分期暨社會性質問題,由此造成近百年來多種觀點聚訟紛纭,莫衷一是。财富是權力的目的,權力是财富的保障,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吏民”作為中國古代皇權統治的基礎,是國家賦稅徭役的基本承擔者。

中國古代群眾為何普遍貧困

蘇轼有詩雲:“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 “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準确道出 了中下層官吏同屬吏民陣營的社會身份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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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清社會群眾普遍貧困

自秦以後,曆代皇朝,即使個别君主,夙興夜寐,勤政恤民,不管他聲稱如何重農,都不過是宣傳口号,都改變不了廣大吏民是社會财富的創造者,而皇帝、皇室和少數高層官員才是最大财富占有者的基本事實。是以,皇權專制政治社會的實質性、關鍵性的問題,是在人民創造财富後,國家與人民在财産配置設定上的比例問題。中國皇權專制時代的普遍性問題是國富民窮。

皇朝開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故統治者每每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在經過一番休養生息後,國家财力大增,出現盛世。

于是乎政策再次調整,開始大興土木,奢侈腐敗, 或發動戰争,普通人民陷入貧窮之中,甚而掙紮在死亡線上。

中國古代群眾為何普遍貧困

漢高祖時,天下初定,朝野皆窮困,經過惠帝、 高後、文帝、景帝近70年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積累起海量财富。

但由于漢武帝過度 使用民力,是以很快就将此前所積累的社會财富耗 盡,以緻“海内虛耗,戶口減半”。實際上,即便是漢武盛世時,廣大吏民的生活狀況也沒有達到真正的“殷富”。史載漢代自耕農,日日勞作,而糠菜不厭,貧困者多。一遇天災便無法抵禦,凍餓病饑而死的情況時有發生。

群眾普遍缺衣少食,饑餓而死者衆多。佃農更可憐,董仲舒說,佃農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口糧嚴重不足,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鮑宣說,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孔,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漢武盛世尚且如此,其它時期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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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素以國計富饒稱,史載開皇十七年(597), 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各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赉勳庸,并出豐富,亦魏晉以降之未有。”

但是廣大吏民卻不免饑寒,遇到天災之時,更是惶然無計。隋文帝初年,各地有水旱災荒,尚能開倉救濟。如開皇五年,曾用廣通倉粟三百餘萬石,救濟水旱災民。

然而到其統治晚年,再遇到饑荒的時候,盡管各地糧倉,庫存豐盈,朝廷上下都不肯救濟,如開皇十四 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赈給。”

“吏皆懼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 百姓隻能吃 樹根草葉,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情況。對于隋文帝的倉儲政策,唐太宗曾批評說:“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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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批評無意間清楚地揭示出皇權專制社會“國富民窮”的事實,在統治者“恃此富饒, 奢華無道”的同時,卻是無數吏民的饑乏、饑馑甚至是餓殍滿地

清朝康雍乾時期也素有盛世之稱,但實際上廣大吏民卻仍然多數十分貧困。乾隆五十五年(1790)縣丞章謙說:“上農佃二十畝,口必多中下。”“假 如一人買田百畝,其佃種者必有七八戶,工本大者不能過二十畝,為上戶;能十二三畝者,為中戶;但能四五畝者為下戶。”上農耕田二十畝,畝産二 石,租一石,餘一石。二十畝餘二十石。每人每年 口糧四石,五人二十石。上農一年辛苦,僅得口糧糊口,并無餘糧。而農民一年投入二萬錢,尚需借貸。春耕急需種子等,米價必貴,折中計之,每石貴一千有餘,勢必借貸有力之家,富人利息高,以 八個月計之,“率以二石償一石”。農民“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無二三焉。”

隻有20-30% 的農戶佃種二十畝地,才能勉強維持溫飽。其他70—80%的農戶,依然窮苦無依。乾隆五十八年(1793), 英國使團訪華,使團成員約翰·巴羅著《我看乾隆 盛世》。他寫道:“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 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與章謙的議論相比,非常相似,透露了古代中國人民普遍貧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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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過度征斂導緻國富民窮

為什麼中國古代群眾普遍貧窮?

原因或不止一 端,但根本性、關鍵性的原因,就在于皇權的過度征斂。國家征收賦稅,維持政府開支,原屬正常。 但是,曆代皇朝征收賦稅太重,特别是在“正賦” 之外還有一些臨時性的加征,進一步加重了廣大吏民的賦稅負擔。如秦朝收泰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财 不足以奉其政。漢朝除口賦、算賦、過更錢、關市 之租、魚稅、鹽鐵稅等常年征收的賦稅之外,還有 經常性的臨時加征,諸如祖先宗廟的祭祀、宮室園囿的修治,都可能成為臨時加征的理由,如此奢欲必至國虛民困。

至于曆代新出的奇怪稅種,更是不一而足,如東晉時房屋交易有契稅,唐德宗時征收房屋間架稅,五代後晉宋州節度使征收拔釘稅等等, 這些毫無依據、随意征收的額外稅賦,都進一步加重了吏民的經濟負擔,惡化了他們的生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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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南地區為例,自唐中期實行兩稅法以來,賦稅越來越重,就是層累增加的結果,王夫之指出,兩稅法為法外之征,宋朝役法為庸外加役,明一條鞭法是兩稅外的加派,三饷為一條鞭外之加征。

黃宗羲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關鍵:賦稅有積累之害,田稅之外複有戶稅,戶稅之外有丁稅,兩稅法并庸調入于租,實為重出之賦。從曆史的縱向比較來看,明末兩稅比漢唐不止增加十倍。由此可見, 中國古代群眾普遍貧困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在于曆代統治者的過度征斂,盡管他們宣稱以“其時之 用而制天下之賦”,但事實上卻是随意妄征、無端加征,以緻賦額日增:“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于前。”

曆代賦稅制度的最大弊端, 是法外征稅、重複收稅、有增無減,其嚴重後果竟至于導緻人民以有田為累,以有産為累,廣大吏民因不斷增加的賦稅而終于陷入普遍性的貧困。

在廣大吏民陷入普遍性貧困的同時,以帝王為首的皇權統治者集團卻占有巨額财富,這是因為他們憑借所掌握的公權力,進而掌控全國土地和人 口,他們将天下當成了個人的私産,堅持皇位世襲、 權力不可轉移,地位不可僭越,希望二世三世萬萬世地占有權力和财富。如漢高祖對其父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 熟如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這段記載看似玩笑,卻是劉邦君臣内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他們的确是将天下當成個人私有物的,如劉邦初入秦宮,為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所吸引而意欲留居之。樊哙勸谏說:“沛公欲有天下邪?欲将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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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蕭何稱 “天子以四海為家”,董仲舒、東方朔、班固等天子富有四海之類的言論,都表明當時君臣都認為,天下非公天下,而是天子之天下。換言之,天下土地和人民,全部是漢高祖劉邦與其子弟同姓、功臣侯共同分割的财産。在争奪天下的過程中,劉邦通過分封土地和人民,給劉氏宗室子弟和功臣的方法,赢得了楚漢戰争的勝利;及至天下安定,先後誅滅韓信、彭越等異姓王,又封子弟同姓王者九人,功臣侯者143人。當時功臣們為分封先後順序、戶數多少,“日夜争功而不決……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遍封”。

顯然,在漢高祖及其臣僚的眼中,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他們囊中私物,原本就應該供他們瓜分之用,所謂分封制,實質就是分贓制。在皇權專制的政治體制下,天下土地和人民都不過是可供皇權統治集團瓜分的私産,朝廷所制定各種規章制度,不過是為了保證皇帝獨占或多占财富、而貴族官僚成員又能夠從中分一杯羹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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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此之故,在皇權專制統治的社會中,不僅帝王有獨占财富的想法,将相功臣侯,同樣如此。趙高之是以能夠成功地讓李斯背叛秦朝,就是以永久世襲的權勢來利誘他:“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

漢初,韓信打下齊國,派使者跟漢王說,要做假王,就是要掌控齊國财富,劉邦聽後立刻大罵。漢五年,楚漢戰争打得正激烈,漢王與齊王韓信、相國彭越約會共擊楚,而信、越兵不至,張良說:“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緻也。”

于是劉邦發使者告韓信、彭越:“并力擊楚。 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谷城與彭相國。”

聲稱與諸侯共天下,也是以實際的物質利益誘惑諸侯的權宜之計。漢六年,齊人田肯見高 祖,稱:“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裡,持戟百萬,縣隔千裡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意即,東西秦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漢十一年,呂後誅殺韓信、彭越等異姓王,劉邦遂将齊、梁等重要區域配置設定給親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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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與功臣剖符分封,發誓世世勿絕:“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才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砺,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信, 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

漢高祖與功臣們,發誓要世世代代共同占有權勢、财富(分級别大小),盡管這種盟誓經不住曆史考驗,但畢竟存在了一百多年。由此可見,皇權政治下的君臣關系,實質上不過是互相利用、共同瓜分天下以謀取各自私利的分贓關系。

在皇權專制政治體制下,廣大吏民的權益沒有任何保證,因為他們在皇權統治集團那裡,隻不過是皇權統治集團諸多私産中的一種而已,向他們征斂賦稅、征發徭役都是天經地義、 理所當然的,至于他們的生活狀況是否困窘、生計是否能夠維持下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權統治集團的利益能否無條件地得到保證。在這種隻為皇權謀利的政治體制下,廣大吏民焉能不陷入普遍貧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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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秦至清兩千餘年的曆史程序中,皇權與吏民的沖突始終是社會主要沖突。皇權的過度征斂與剝削,導緻了中國古代群眾在絕大部分時間裡都處于一種較為貧困的狀态中,由于這種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便成為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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