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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墩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在北美考古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土墩建造者之謎被逐漸揭開，從考古學上證明了北美古代印第安人才是土墩遺存的真正主人。土墩考古的探索曆程展現了現代考古學的産生過程，也見證了北美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不斷革新與進步。
北美土墩，指的是古代美洲人在不同文化時期營建的形态及功能各異、明顯隆起于地表的土方建築遺存，它們是古代美洲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主要分布于北美落基山脈以東的廣大區域，北至五大湖北岸一帶、南達墨西哥灣、東抵大西洋沿岸。土墩遺存約出現于公元前3400年，經曆了長期的發展和演變，直至公元15世紀末歐洲人來到新大陸以後才使得這種以人工營建土墩為特征的文化現象逐漸消失。
密西西比文化時期土墩的分布
一些歐洲殖民者很早就對分布廣泛、數量衆多的土墩産生了興趣，并引發了一場持續多年的有關土墩遺存歸屬及其性質問題的争論，其焦點在于這些土墩遺存究竟是以印第安人為代表的土著美洲人及其祖先建造的，還是屬于神秘的已經消失了的“土墩建造者”。直到18世紀後期，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進行的土墩發掘及細緻分析，才為後來人們排除以往毫無根據的種種推測，做出符合客觀曆史的正确判斷，建立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基礎。
托馬斯·傑斐遜
土墩遺存的發現
最早發現北美土墩的歐洲人是西班牙探險者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de Soto）和他率領的探險隊。為了尋找和秘魯一樣富庶的新王國，探險隊于1539年在佛羅裡達的坦帕灣（Tampa Bay）登陸，開始了曆時4年多的北美探險活動。探險隊當時活動的北美東南部仍然延續着土墩建築傳統，印第安人的村鎮往往都有一個或多個土墩，其上建有廟宇和酋長或貴族的住宅，均為木建構築，屋頂上覆寫着棕榈樹葉。在西班牙人看來，印第安人為了突出這類建築的重要性而選擇擡高基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他們對那些土墩毫無興趣，他們的目的在于淘金而非科學考察。盡管德索托及同伴曆盡艱險，卻一無所獲。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後來的法國探險隊中的一位藝術家雅克·勒莫因（Jacques Le Moyne）卻被當地奇異的土墩所吸引，他創作的一幅畫反映了一群印第安人跪在酋長墓地的周圍進行喪葬活動的情景：人們在一座高不過1米、直徑約2米的墓葬墩周圍插滿了尾部朝上的箭杆，土墩頂部還安放着一個大蝸牛殼。勒莫因的這幅畫被認為是描繪印第安人墓葬墩的第一幅畫，盡管這個土墩很小，但當時它很可能隻是作為整個土墩的核心部分，處于該土墩營建的初期階段。
16 世紀佛羅裡達印第安酋長的墓葬墩及其喪葬儀式
總之，盡管西班牙和法國的探險隊先後在16世紀早中期便見證了印第安人和土墩建築的密切關系，然而除了勒莫因等個别人對此有獵奇興緻之外，絕大多數探險者的心思都放在了怎樣在當地尋找和擷取更多的财寶上，他們對印第安人聚落及其附近的土墩建築熟視無睹，更談不上對其淵源有什麼興趣。至于那些大量分布于茂密的森林地帶或河流的沿岸台地而實為古代印第安人的土墩遺存，在探險隊眼中不過是一些類似于丘陵的自然景觀而已。
在 17世紀初以後的100多年裡，英國在北美建立了13個殖民地，其範圍北自哈得孫灣沿岸、南至佛羅裡達半島、西自阿巴拉契亞山脈、東迄大西洋沿岸。殖民者并未是以而滿足，他們掀起了向西遷移、拓荒的大潮。殖民者相繼發現了大量土墩遺存，這些土墩或單獨聳立于廣闊的荒原，或密集分布于河谷兩岸。由于許多土墩坐落于茂密的森林或灌木叢中，故而很難看清它們的具體形态。随着森林的砍伐與土地的開發，土墩逐漸顯露出十分規整勻稱的形态，呈現出明顯的人工營建特征。這些土墩規模巨大者高達30米以上，規模較小者僅略微隆起于地表。不少古代土墩遺存因農業耕作、城鎮建設而遭到破壞，而人骨、武器、工具、裝飾品等遺物的不斷發現，使得人們開始對土墩遺存及其建造者産生了前所未有的興趣。
19 世紀中期繪制的費爾塔斯土墩群。此圖是 1850 年由約翰·伊根（John Egan）根據蒙特羅維爾·迪克森（Montroville W. Dickeson）1846 年調查情況繪制而成的。
随着殖民地的不斷擴張，到19世紀初，殖民者發現除了大西洋沿岸北卡羅來納至新英格蘭地區一帶沒有土墩之外，土墩建造活動的遺迹到處可見，其分布範圍的北緣從聖勞倫斯河、安大略湖和伊利湖沿岸至紐約州西部往西延伸至密歇根、威斯康星、艾奧瓦和内布拉斯加一帶，南緣為佛羅裡達至德克薩斯東部的墨西哥灣沿岸地區，西緣至俄克拉荷馬，東緣與北卡羅來納中部相接。土墩遺存最為集中的區域是俄亥俄、伊利諾伊、印第安納和密蘇裡，幾乎所有主要河流的兩岸台地都分布有成群的土墩遺存。
費爾塔斯土墩群中的小型圓錐墩（楊楠攝于 2006 年 )
21 世紀初期實測的費爾塔斯土墩群
土墩建造者之謎與考古學上的初步探索
最早見諸于記載的北美土墩遺存始于18世紀後期，即傳教士戴維·蔡斯伯格（David Zei sberger）在其出版的《北方美洲印第安人的曆史》一書中，記述了他帶領着一群印第安教徒于1772年5月從賓夕法尼亞西部出發，來到俄亥俄的新費城(New Philade lphia)建立了一個聚落，并在此期間發現了墓葬墩的情況。此後又有一些關于土墩的各種形狀及其分布特點的描述見諸報道，大多認為建造這些土墩的人或許比當時的俄亥俄印第安人更為先進，但并沒有人提出印第安人不是土墩建造者，更未涉及推測什麼消失了的種族。然而，“土墩建造者”的神話這時候已經開始出現了苗頭，例如耶魯學院的院長埃茲拉·斯泰爾斯（Ezra Stiles）就認為俄亥俄土墩的發現為他曾經的觀點提供了證據，即美洲印第安人來源于迦南人(Canaanites)，後者是被以色列約書亞(Joshua)的軍隊從巴勒斯坦驅趕出去的。而本傑明·巴頓（Benjamin Barton）覺得俄亥俄的土墩看上去與丹麥大海盜的墓葬墩毫無二緻，是以認為這些土墩都應該是丹麥海盜留下來的。這些丹麥人到了墨西哥之後則被稱之為托爾特克人（the Toltecs），他們要早于阿茲特克人（the Aztecs）幾個世紀抵達這裡。在巴頓眼裡，土墩建造者應該和托爾特克人屬于同一種族。與此同時，來自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在俄亥俄土墩分布的中心地帶建立了名為瑪麗埃塔（Marietta）的殖民地。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以十分虔敬的态度面對這些早期的土墩建築。為了對土墩一類遺存有所保護，魯弗斯·帕特南（Rufus Putnam）将軍詳細繪制了瑪麗埃塔土方建築分布圖，它被認為是美國的第一張考古地圖。1788年抵達瑪麗埃塔的梅納西·卡特勒牧師（the Reverend Manasseh Cutler）為了證明土墩遺存年代的古老，通過對生長于土墩頂部被砍伐樹木橫斷面的觀察和樹木年輪的計算，認為這些樹木生長的年代在400年至1000年以上，因而土墩遺存形成的年代顯然不會晚于樹木生長的年代。盡管卡特勒的統計不完全正确（他并不清楚有些樹木的生長在樹輪上每年不止一圈，樹輪上的圈數與樹木生長的實際年數并不完全對應），但這項探索工作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根據樹木年輪推斷遺址年代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樹木年輪斷代法的肇始；其次，證明了俄亥俄土墩并非為當時印第安人所建，而是古代的遺存。
與上述俄亥俄地區土墩遺存的那些令人興奮的推測或探索相比較，在德索托曾經遊曆過的東南地區，人們進行的調查工作則更加務實，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和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巴特拉姆為探讨古代土墩遺存提供了生動具體的研究資料。在曆時4年的野外考察期間，他在佐治亞、佛羅裡達等地發現了許多土墩，并且明确地指出那些圓錐墩和平台墩都屬于人工建築。盡管巴特拉姆在佛羅裡達的一個叫做克裡克（Creek）的印第安人部落看到當時仍使用各種不同的土墩建築，但他并不認為東南地區所有的土墩在年代上都是晚近的，在他看來很多土墩明顯屬于古代遺存。他認為克裡克或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傳統應來源于當地的古代文化，并試圖仔細地辨識克裡克印第安人和他們祖先的土墩建築之間的差異。他按用途将土墩進行了分類，包括墓地、瞭望台、要塞台基、娛樂場所、祭祀高台等各種不同的土方建築。這種從功能角度出發對土墩遺存分類的做法，無疑對後來的考古學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卡霍基亞遺址的土墩墓群與廣場
卡霍基亞僧侶墩（楊楠攝于 2007 年）
傑斐遜是一位有着廣泛科學興趣的人，自少年時代起，他就開始研究美洲印第安人。針對當時普遍認為土墩不是由土著印第安人所建，而是屬于神秘的已經消失了的“土墩建造者”的看法，傑斐遜打算通過發掘的方式來具體了解土墩的内涵及其性質究竟如何。1784年，傑斐遜在弗吉尼亞自己莊園内的一座墓葬墩上開了一條探溝，細緻的發掘使他能清楚地區分不同的層位。他發現土墩内從下往上有多層人骨架，每一層都被泥土所覆寫，使得土墩規模逐漸擴大，最後高達3.6米，據此他正确地認為這座墓葬墩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反映的是墓地多次使用的過程。此次發掘被稱之為“考古學史上的第一次科學發掘”，随着土墩考古(Mound Archaeology)的目标與方法進一步科學化，最終促進了現代考古學在北美的産生和發展。傑斐遜也是以被譽為“美國考古學之父”。其意義可以表述為：其一，當時罕見具有如此科學意義的重要發掘，傑斐遜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其二，通過極為細緻的發掘，傑斐遜注意觀察地層及其層位關系，并揭示了墓葬墩的形成過程；第三，傑斐遜的發掘并非隻為了擷取遺物，最重要的是為了解決考古學上的問題。
對于“土墩建造者”的問題，傑斐遜并未輕易做出結論，他強調，根據現有材料沒有理由認為當時印第安人的祖先不是土墩的建造者，而要真正解決“土墩建造者”的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考古證據，這充分反映了他在研究中的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傑斐遜在其1785年面世的《弗吉尼亞筆記》一書裡，詳細說明了這次發掘情況和操作方法，描述和分析了墓葬之間的層位關系，讨論了墓葬墩的形成過程。書中叙述的科學考古發掘方法與當時大多以挖寶為目的且毫無章法的發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它涉及的卻是什麼是考古學這樣的實質性問題。此書也是以被視為新大陸的第一部真正具有科學意義的考古學出版物。
卡霍基亞 72 号墩的燧石箭頭
卡霍基亞 72 号墩貴族墓葬模型
“土墩建造者”問題的争論與考古活動的展開
随着殖民者的鄉鎮在俄亥俄河谷及其支流沿岸的不斷建立，越來越多的土墩遺存被發現。關于“土墩建造者”争論的文章頻繁見諸一些學術刊物，到19世紀初形成了兩派完全對立的看法，它們分别以詹姆斯·麥迪遜主教（the Right Reverend James Madison）和撒迪厄斯·哈裡斯牧師（the Reverend Thaddeus M.Harris）為主要代表。
麥迪遜主教在1803年發表的《想象的西部地區防禦工事》一文中，摒棄了各種“土墩建造者”的種族消失論，他斷言那些土墩和其它土方建築就是由目前生活在土墩分布地區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建造的。
哈裡斯牧師于1805年出版了《阿勒格尼山脈西北地區旅行日志》，他在書中根據自己兩年前在俄亥俄花大量時間調查瑪麗埃塔殖民地一帶的土墩情況，得出的結論是：那些結構複雜、技藝高超的土方建築并非屬于野蠻的印第安人，它們一定是由某些較進階的種族創造出來的。這使得巴頓關于“土墩建造者”是墨西哥傳統的托爾特克人的看法進一步流行，但哈裡斯所強調的隻是“俄亥俄河谷的早期階段存在着一支貴族的土墩建築文明，他們最終遷徙到墨西哥以後，北方地區才被印第安人所占據”。
顯然有更多人屬于哈裡斯一派，他們并不相信印第安人有能力建造規模宏大、形制規整的土墩。在白人們看來，“土墩建造者”的神話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美國心腹地帶的土墩遺存象征着消失了的史前種族曾經擁有的輝煌理想，假使這個消失了的種族是巨人、白人、以色列人、托爾特克人或北歐海盜就更好了。布魯斯·特裡格曾在《考古學思想史》中總結：“種族神話蓋過了宗教解釋成為攫取印第安人土地和侵犯印第安人合法權利的正當理由。人們普遍認為，印第安人在本性上是殘忍的和好戰的，并在生物性上不可能有重大的文化進展”，“雖然美國觀衆常常貶低他們本國土著人的成就，但是他們非常關心北美應該有它自己可與歐洲比肩的曆史，是以他們為這些發現所吸引……大部分學者和一般公衆将它們歸于一類土墩建造者人種，猜想他們已被野蠻的印第安遊牧部落所消滅或已被逐出北美。于是，對土墩建造者的各種猜測提供了美洲史前學的一種編年史，但是将過去的重大成就歸于一種早已消失的非北美印第安人，結果仍然強調印第安人是靜止不變的、是以從未開化的性質”。這大概就是“土墩建造者”的神話産生的深層原因。
不過，在19世紀早期也有一些冷靜的學者在傑斐遜的考古學理念影響之下，通過考古發掘來努力了解土墩遺存的内涵，如麥卡洛博士（Dr.J.H.Mc Culloh）在田野考古基礎上，通過對俄亥俄土墩中一些墓葬的研究，明确提出“土墩建造者”和印第安人在體質上都屬于同一個種族，人們雖然在外貌和文化上存在着較明顯的地方性變異，但新大陸的第一批定居者正是由這一種族的人群所構成。麥卡洛認為，沒有必要為了解釋北美地區發現的古代土墩遺存而編造一個更早來到此地的土墩建造者人種。
凱萊布·阿特沃特
1812年在波士頓成立的美國古物學會是北美緻力于考古學研究最早的組織之一。該學會于1820年出版的學報第一卷刊載了凱萊布·阿特沃特（Caleb Atwater）的長篇文章《俄亥俄州和其它西部各州發現古迹之描述》。阿特沃特幾乎将其一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土墩遺存方面，阿特沃特是美國考古學史上針對某一個特定區域（俄亥俄）的古迹展開全面、細緻考察的第一人，也被認為是北美曆史“推測階段最重要的人物”。
阿特沃特将土墩遺存劃分為三類，認為它們分别屬于現代印第安人、現代歐洲人和“土墩建造者”。在他看來，第一類土墩中除了發現粗糙的石斧、石刀，就是用來加工玉米的石杵、狩獵用的石镞或其它一些簡陋用具，而處于野蠻狀态的人們根本沒有什麼文明生活中的藝術精品，這類土墩隻能是現代印第安人的遺存；第二類土墩及其包含的硬币、勳章、刀具、槍支以及其他物品都是17~18世紀的歐洲探險者在此地留下的遺存；第三類土墩則屬于“土墩建造者”，這些人的文明程度雖然不及歐洲人，但卻遠高于印第安人。
對于土墩遺存的源流，阿特沃特堅持文化傳播論，他相信所有人類文化都是從一個地方發生，并開始向周邊地區擴散的。他相信在大洪水之後，諾亞方舟在亞美尼亞山脈一帶擱淺，諾亞的後裔在經由俄羅斯地區時便一分為二：一些人向西部抵達歐洲，最遠至不列颠群島，另一些人則向東進入亞洲。他認為文化的相似性存在于距離遙遠的不同地區，是由于人群的遷徙以及思想的傳播造成的，諸如不列颠與俄羅斯的河流有共同的名稱、古代俄羅斯的陶器與蘇格蘭和俄亥俄墓葬墩中的陶器相似、存在于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土墩證明人類有着共同的祖先等等。阿特沃特把埃及的尖頂金字塔、墨西哥的平頂金字塔、歐洲的古代石構墓葬墩、俄亥俄的圓錐墩、密西西比河下遊的平頂墩等不同結構的遺存混為一談，認為它們之間存在的共同特征便是文化傳播的結果。阿特沃特不承認美洲的“土墩建造者”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并針對這樣的說法把經過白令海峽到北美大陸的最初移民劃分為兩類人群：其一是野蠻的亞洲狩獵者，他們成為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其二是來自印度、中國和俄羅斯的更加文明的農牧民，是他們大量營建了美洲的土墩。他進一步推測到，“土墩建造者”主要是印度人，因為印度的廟宇、祭壇總是坐落于河流岸邊，而北美的情況也同樣如此；另一個證據是田納西發現的一件飾有三頭“神像”的陶罐似乎是印度的三個主神的象征物。在這個推測基礎上，阿特沃特認為印度人在北美地區沿着密西西比河谷不斷向南擴張，最後遷移到墨西哥，同時傳入的土墩建築技術導緻了墨西哥石構神廟的産生。
高領陶罐
圓腹陶罐
從上述阿特沃特探讨土墩遺存的方式看，主要表現為“描述”遺存特征和“推測”文化性質這兩個方面。問題在于，他對文化性質的推測并沒有完全建立在所描述遺存特征的基礎之上，而是以文化傳播論為前提，過于強調表面上的文化相似性現象，對于遺存内部結構特征缺乏把握。不過，盡管這些假設性看法并不正确，但阿特沃特畢生緻力于土墩遺存的探索精神是應該值得後人尊重的。
随着殖民地的不斷發展以及拓荒區域的逐漸擴大，到19世紀前期，阿勒格尼山脈至密西西比河谷之間的廣闊地區已從昔日的荒無人煙之地發展為生機勃勃的鄉村和城鎮。由于土墩及其遺物不斷被發現，人們對“土墩建造者”的興趣與日俱增，除了在土墩分布區進行大量的業餘考古活動以外，更是進一步展開了關于土墩起源問題的讨論。
美國的一位傑出内科醫生塞缪爾·莫頓（SamuelG.Morton）試圖用另外一種研究方式來探讨“土墩建造者”之謎，即通過解剖學研究來辨識不同的人種在體質結構方面的差異，而确定人種屬性主要是根據頭骨的分析。在莫頓收集的近千個人頭骨中，大部分是當時現存的，也有一些頭骨出自土墩和印第安人的遺址。莫頓運用測量技術努力尋求“土墩建造者”和印第安人是否真的是不同種族的證據。事實上，根據人骨特征判斷人種屬性的做法，此前也有人做過嘗試，如阿特沃特通過對俄亥俄墓葬墩人骨架的觀察，認為死者絕不是印第安人，那些個子較矮、體格粗壯的人是“土墩建造者”，而印第安人則個子較高、形體瘦弱。不過，麥卡洛同樣根據墓葬墩人骨架的分析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即“土墩建造者”和印第安人在體質特征上應該屬于同一人種。
經過多年的細緻觀察和測量分析，莫頓在1839年出版《美洲的頭骨》一書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對出自古代土墩的8個人頭骨進行了極為細緻地研究，其中有3個頭骨發現于秘魯的墓葬墩，2個頭骨出土于俄亥俄土墩，其他3個頭骨分别來自田納西、亞拉巴馬和威斯康星的土墩。莫頓不僅對這些不同地區的古代人頭骨之間做比較分析，同時還利用最近亡故的俄亥俄印第安人的4個頭骨及肯塔基印第安人的2個頭骨和前者進行對比研究。測量資料分析的結果表明，這8個“土墩建造者”頭骨與當代印第安人頭骨在特征上沒有什麼差異，莫頓是以斷言土著美洲人除了“極地部落”（愛斯基摩人）以外都屬于同一種族。既然把“土墩建造者”和印第安人視為單一的種族，莫頓面臨的問題是要說明為什麼存在着墨西哥高度發達的文明和美國印第安人單純的遊牧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于是，莫頓把美洲人種分為兩個譜系：托爾特克人（the Toltecan）和野蠻人(the Barbarous)。他認為，墨西哥文明是托爾特克人創立的，“土墩建造者”也很可能是托爾特克人，而所有其他的美洲部落都屬于野蠻族系，其智能明顯十分低下。由此可見，莫頓仍然深受當時對印第安人普遍存有偏見的思潮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莫頓畢竟證明了美洲印第安人及其建造土墩的祖先為同一種族，他也是以被稱之為“美洲體質人類學之父”。
伊弗雷姆·喬治·斯奎爾 & 埃德溫·漢密爾頓·戴維斯
在土墩考古學史上還有兩位學者值得重視，他們是伊弗雷姆·喬治·斯奎爾（Ephraim George Squier）和埃德溫·漢密爾頓·戴維斯（Edwin Hamilton Davis）。斯奎爾是一家報社的編輯，他居住的奇利科西（Chillicothe）鎮就位于俄亥俄土墩分布區域的中心地帶，戴維斯則是當地的一名醫生。在1845~1847年間，他們發掘了200多座土墩，調查了100多座土圍場，并采集了許多人工制品。不僅如此，他們還對許多史前土方建築遺存進行了勘測，精心繪制了内容細緻、位置準确并帶有等高線的遺迹分布圖。
1848年出版的由斯奎爾和戴維斯共同署名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古代紀念性建築》一書，被列入史密森學會《史密森為知識做貢獻》系列叢書的第1卷，它是美國考古學史上備受關注的重要著作。該書不僅以總結當時這個特别領域的知識而不同凡響，還在于為以後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研究範式。如同前一年面世的俄亥俄土墩的詳細記錄，該書在這方面不僅資料翔實，而且更具有無與倫比的學術價值。雖說此書為兩人共同署名，但主要内容出自斯奎爾之手。斯奎爾對前人的探索做了回顧與評述，甚至一直追溯到16世紀西班牙人德索托的探險活動。他認為阿特沃特是最先對西部地區的古代紀念性建築試圖進行全面解釋的人。不過，鑒于阿特沃特研究中的不少錯誤，斯奎爾強調應該抛棄先入為主的看法或理論，盡可能從實際材料出發。于是，斯奎爾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将土方建築遺存分為兩大類，即土墩和圍場。土墩又可以進一步分為墓葬墩、廟宇墩、祭祀墩等，圍場則包括圍牆和圍堤。
關于圍場的功能問題，斯奎爾主張低平地帶建造的這類遺存不太可能出于防禦目的，而很可能是作為當地的宗教活動中心。至于小山頂上的同類遺存無疑屬于防衛設施，其中一些保留到現在，如俄亥俄州海蘭縣（Highland County）的希爾堡（Fort Hill）。他對希爾堡頂部的一顆大栗樹做了年輪測年，認為這座古堡的年代至少在1000年以上。斯奎爾覺得古堡的營建方式展現出非常高的知識和技術水準，他認為當時處于狩獵生活狀态的印第安人以及他們的祖先是不可能具備這樣的能力的。是以，他還是相信這些建築遺存屬于外來的素質優秀的“土墩建造者”。
圖① 哈特曼土墩（Hartman Mound）為俄亥俄州阿迪納文化的圓錐墩，高 12 米、直徑 43 米
圖② 溫特維爾（Winterville）平台墩（楊楠攝于 2006 年）
圖③ 邁阿密斯堡土墩（Miamisburg Mound）是俄亥俄州阿迪納文化的墓葬墩，為北美最大的圓錐墩之一，高 21 米、直徑 85 米
自18世紀以來，人們對北美地區土墩遺存的區域性差别逐漸有了較清楚的了解，如北方地區以俄亥俄河谷的圓錐墩（即墓葬墩）為代表，南方地區則以密西西比河谷的大型平頂墩（即廟宇墩）為代表。斯奎爾對于誰是南方土墩建造者提出了兩點推測：其一，南方地區的土墩建造者與北方俄亥俄土墩建造者或許是同一時代的人，但卻是不同的人群；其二，南方地區的土墩也可能是俄亥俄人在向南遷徙過程中建造的。至于俄亥俄河谷的土墩，他認為也許是從佛羅裡達、密西西比甚至是從墨西哥或秘魯向北擴充的移民的遺存。
形象墩主要分布于北部地區的威斯康星、密歇根和明尼蘇達，這類土墩包括動物形、人形或一些較為抽象的形态。斯奎爾首次對這類遺存進行了綜合性分類考察，并在前人所作示意圖的基礎上進行了重新繪制，根據土墩的平面形态特征給出不同的名稱（如水獺、水牛、蜥蜴、龜、熊等等）。不過他無法确認這些形象墩究竟是屬于俄亥俄土墩建造者在北方邊遠聚落的遺存，還是屬于完全不同的其它文化。
▲蛇形墩
◄紐瓦克土方建築
斯奎爾在其長篇論述中盡管存在着明顯的錯誤（如關于土墩遺存的屬性和土墩建造者的推斷等），但他從功能角度出發對土墩進行細緻分類、進而綜合分析其内涵及文化屬性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無疑對于後來的考古學研究具有開拓性意義。
1856年，美國古物學會的圖書館館長塞缪爾·黑文（Samuel Haven）在《史密森為知識做貢獻》系列叢書的第8卷中發表了名為《美國考古學》的論文。黑文對以往美國史前史方面的探索與研究進行了回顧和評論。黑文批評那些總是想把北美土墩建造者定位為各種外來人群或種族的毫無根據的做法，他認為這些研究者本來應該根據土墩遺存自身特點的研究來尋找答案。在他看來，巴頓、阿特沃特、斯奎爾和戴維斯等人的土墩建造者理論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通過對俄亥俄以及密西西比河谷與墨西哥、秘魯之間古代建築遺存的全面觀察和深入比較，黑文強調北美土墩分布區域中不存在中南美地區流行的石構廟宇（金字塔），建築材料與建築技術上的不同實際上反映了這兩個區域之間文化發展程度上的顯著差異。他明确表示，北美地區所謂文明的、優等的“土墩建造者”根本談不上先進，他們從未有過非凡的文明，他們和印第安人都屬于同一種族。這些神秘的土墩毫無疑問都是由現代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營建的。盡管此後讨論仍很激烈，但黑文的嚴謹方法為“最終解決這一問題鋪平了道路”。
北美土墩考古的先驅，從左至右：黑文、鮑威爾、托馬斯、帕特南
“土墩建造者”神話的破滅與現代考古學的産生
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範圍的日益擴大和新材料的不斷積累，促進了分類方法的不斷進步，為古代遺存性質的實證性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基礎。到19世紀後期，土墩遺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并徹底終結了“土墩建造者”的神話。為此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以約翰·韋斯利·鮑威爾（John Wesley Powell）、賽勒斯·托馬斯（Cyrus Thomas）和弗雷德裡克·沃德·帕特南（Frederic Ward Putnam）為代表。
約翰·韋斯利·鮑威爾是美國著名的地質學家和探險家，他曾作為伊利諾伊衛斯理大學的地質學教授在落基山脈地區進行調查，并率領學生于1869年曆險穿越大峽谷以及科羅拉多河的湍流險灘，這成為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探險勘察活動之一。由于地質學上的貢獻，他被任命為美國地質勘探局局長。鮑威爾始終對土墩遺存的性質有着濃厚興趣，并熱衷于與此相關的考古研究。他從青年時代起就花大量時間在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伊、密蘇裡、田納西和密西西比等地從事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起先他也曾受到當時廣為流行的看法的影響，即北美地區的土墩以及其它土方建築是屬于遠比印第安人先進的古代族群的遺存。然而随着他的考古發掘不斷展開，他對此看法越來越感到懷疑。為了證明古代土墩遺存與當代印第安人的文化之間可能存在着的内在聯系，同時也為了搶救和記錄印第安人逐漸消失的文化和多個部落的不同語言，鮑威爾争取到國會的經費支援，并通過史密森學會于1879年成立的民族學局發表有關調查資料和研究成果。
1881年出版的《民族學局第一年度報告》主要篇幅是關于當代印第安人的語言、神話、葬俗等方面的内容，雖然涉及古代土墩遺存的論述較少，但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鮑威爾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尋找消失了的土墩建造者種族好像毫無道理，土墩遺存顯然是現代印第安人的祖先建造的。他認為大量發現、廣泛分布于北美地區的土墩遺存，應該屬于史前時代許多不同族群的土墩建造者，并建議抛棄“土墩建造者”是單一種族的概念。根據美國國會關于加強土墩遺存研究的要求及其專項經費支援，時任民族學局局長的鮑威爾在局内設立了土墩勘察處，并聘任植物學家和地質學家賽勒斯·托馬斯擔任該處的處長，而這一舉措注定了“土墩建造者”神話的最終破滅。
實際上，賽勒斯·托馬斯在當時也相信“土墩建造者是一個與印第安人不同的種族”的說法，但他認識到必須要開展廣泛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活動才能支援這樣的假說。在托馬斯上司之下，土墩勘察處的考古人員連續幾年在土墩的分布區域展開前所未有的田野工作，調查了兩千多座土墩遺存，并在威斯康星、艾奧瓦、俄亥俄、伊利諾伊、密蘇裡、阿肯色、田納西、西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佐治亞、亞拉巴馬、佛羅裡達等地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托馬斯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民族學局關于土墩遺存的第一個正式考古報告。該報告在1887年出版的《民族學局第五年度報告》中所占篇幅超過百頁。托馬斯根據平頂“金字塔”、形象墩、圓錐墓葬墩等不同類型土墩在各地的發現情況，将土墩遺存的分布劃分為8個地理小區，并傾向于這樣的看法，即這些區域的土墩應該分屬于不同的族群或部落，不過它們之間有何聯系尚不清楚。他指出，營建土墩的習俗在一些地區延續到曆史時期，而最古老的土墩可能始于5~6世紀，但不會更早。從已有材料出發，他斷言所有土墩都屬于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或他們祖先的多種不同的文化，而不可能是什麼“消失了”的、“優等種族”的“土墩建造者”的遺存。
1894年出版的《民族學局第十二年度報告》刊載了托馬斯的《民族學局的土墩考察報告》，這篇長達730頁，裡程碑式的論著被認為是19世紀關于土墩遺存研究最偉大的論著之一。它實際上是一部田野考古研究的總彙，在文化分區的基礎上對全國數千座土墩遺存做了描述、分析，并且配以各種遺迹示意圖、資料統計表和人工制品插圖。遺憾的是，除了公園裡還保留着一些土墩以外，托馬斯研究過的土墩從那時以來幾乎都遭到了破壞。是以，當代考古學者想要全面了解和研究以往土墩遺存的情況，托馬斯的報告是必讀之作。總之，托馬斯及其考古同僚的全面考察和細緻研究終結了北美曆史的推測時代，同時也被認為它标志着“現代美州考古學的誕生”。
埃托瓦土墩出土的鳥人銅牌
克雷格土墩出土的紅雪松面具
阿迪納文化刻紋石闆
▲霍普韋爾文化雲母片遊蛇造型
◄霍普韋爾文化的“薩滿”石雕像
對解決“土墩建造者”問題做出貢獻的還有一位重要學者，即弗雷德裡克·沃德·帕特南。1875年帕特南接任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的館長，其研究興趣便由原來的動物學開始轉向考古學和人類學。帕特南認可土墩建造者是現代印第安人祖先的觀點，他通過俄亥俄土墩出土人工制品的研究，強調那些遺物所反映的複雜的社會生活、豐富多變藝術風格比19世紀處于遊牧生活狀态的印第安人發展程度更高。他認為俄亥俄河谷的“土墩建造者”并非是一個單一的族群，而應該是不同時期營建土墩的不同族群。這一看法的提出不久即被廣為接受，其原因與他充分注意俄亥俄河谷地區土墩發掘中的地層學分析并獲得相應證據是有着直接關系的。雖然帕特南沒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出當地或區域性的文化發展序列，但是他的田野考古技術堪稱當時的典範。他在土墩遺存的調查、測繪、發掘、剖面圖以及出土遺物的繪圖與記錄等方面為接受訓練的許多學生打下了科學的基礎。不僅如此，他還幫助建立了芝加哥的自然曆史田野博物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系、自然曆史美國博物館人類學部等專業機構，被譽為“使美國的考古學專業化的人”。
土墩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在北美考古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土墩建造者之謎被徹底揭開，從考古學上證明了北美古代印第安人才是土墩遺存的真正主人。土墩考古的探索曆程代表了現代考古學的産生過程，也見證了北美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不斷革新與進步。經曆了數千年發展演變的土墩遺存，充分反映了北美地區史前文化及其社會的發展脈絡和基本特點。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