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紀中葉,正值鴉片戰争的慘敗使清王朝岌岌可危之時,強國環伺,内憂外患頻仍。朝廷急需變法強軍,以自救存亡。在這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下,浮現出兩位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李鴻章和左宗棠,他們均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軍人物,也被視為晚清中興的關鍵功臣。
李左兩人同朝為官30餘年,各領風騷,卻也明争暗鬥。那麼,兩人之間究竟有何沖突和恩怨?他們又做出了哪些建樹?今天,我們就來探尋這段傳奇故事。
性格不合,道不同
李鴻章為人沉穩内斂,善于談笑風生,是典型的官場政客作風。左宗棠則剛正不阿,行事果決,給人以軍人的威嚴感。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注定了他們難以欣賞對方。
左宗棠眼裡,李鴻章帶兵像“痞子”,靠詭計取勝,令人不齒。他曾批評李的淮軍“以詐力相高”,隻求一時之效,對國家百姓無益。
這主要源于左宗棠出身寒門,都是通過勤奮刻苦才獲得今日地位,看不慣李鴻章這樣的世家子弟依靠家世和手段取得功名。
而李鴻章則覺得左宗棠過于直率剛愎,稱他“太沖”,在朝堂上辦事不夠圓滑。李鴻章講究運用權謀和外交手段來達成目标,左宗棠這種直來直往的強硬作風,在他看來簡直和朝堂上過不下去。
除此之外,兩人的治軍用兵方式也大相徑庭。左宗棠重視正道,他在用兵時講究正面決戰,盡量減少平民損害。他認為軍人之責在救民,不 能增加百姓痛苦。而李鴻章則善于靈活變通,不惜使用計謀甚至聯合外國勢力,隻要能取勝就可。他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勝利最重要。
左宗棠認為李鴻章的做法可能治标不治本,容易留下禍根。但李鴻章覺得有時必須舍小謀大,為達目的可以不計代價。這些分歧,也成為兩人争論的導火索。兩種迥異的處事作風,注定他們難以磨合。
沖突初起,利益撞船
李左兩人的沖突,可以追溯到1864年圍攻太平天國之時。當時曾國荃在南京對太平軍形成包圍網,清廷便派李鴻章前去會合讨伐。李鴻章心知曾國荃大功在即,自己去了隻能搶功,于是他開始推诿裝病,極力拖延行程。
李鴻章先是稱傷寒病倒,随後又說風濕犯了,一連拖延一個月之久。直到朝廷再三催促,他才不得已帶兵去了浙江,幫助左宗棠剿匪。左宗棠本以為多了一員大将,戰事會得以加速。
誰知道李鴻章來了之後,不僅不與左宗棠商議,還擅自派兵攻占了幾座城池,将俘虜全數殺死,并大肆搜刮城中的錢财物資。左宗棠對此十分惱火,覺得李鴻章沒有誠意合作,隻想搶占軍功和利益。
于是左宗棠直接告狀申訴朝廷,說李鴻章“越職掠功”,要求将其調離浙江。從此兩人結下了梁子,你争我奪的局面就此形成。
李鴻章覺得左宗棠小氣生事,左宗棠則認為李鴻章貪功好大喜功。兩人的合作化為幹戈,沖突開始浮出水面。
又一次讓左宗棠對李鴻章大徹大悟,是在剿滅撚軍之後。那時李鴻章輕松消滅東撚軍,立下赫赫戰功。左宗棠剿西撚軍則更為艱難,不得不追剿至北京城外,驚擾皇宮。
兩人都被責罰,左宗棠認為是李鴻章東線作戰不力,導緻撚軍被逼投奔北京,他應該負更大責任。但李鴻章強詞奪理,反說是左宗棠西線圍剿失敗,才讓撚軍突圍成功的。兩人的責備你推我,讓沖突進一步公開化。
軍功最重,誰最高明?
李左兩人的競争,随着官位的上升而愈演愈烈。同治八年,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負責鎮壓太平天國餘孽。他采取懷柔政策,親自下基層招安,同時建立學校培養人才,終于平定了蘇松太平軍。
同時,李鴻章也在江蘇一帶建立起自己的勢力。他利用外交手段,聯合英法勢力,通過武力威脅迫使太平軍投降。兩人你争我奪的局面再起,甚至上書朝廷互相檢舉。李鴻章屢次重提左宗棠在撚亂時的失職,企圖打擊左的聲望。
而左宗棠也在給兒子的家書中暗示李鴻章的奸詐手段,認為他依靠外人之力擷取戰果,長遠來看弊大于利。兩人明争暗鬥,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
兩年後,曾國藩去世,失去恩師的李鴻章為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推薦左宗棠接任曾國藩的軍機大臣。他想拉攏左宗棠,化解彼此沖突,共同掌控朝政大局。左宗棠上任後,果然沒有為難李鴻章,甚至推薦他出任北洋大臣。
從此,兩人成為掌控朝政大權的鐵三角。但彼此的競争之心并未磨滅,隻是轉為更高層次的較量。1876年,李鴻章以北洋大臣的身份,主持建立北洋水師,一舉擊敗俄國艦隊,聲名大噪。
左宗棠見李鴻章軍功赫赫,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有所動搖,于是極力主張出兵新疆,收複沙俄侵占的伊犁。
這次出征曆時兩年,左宗棠終于打敗俄國軍隊,馬尾溝一戰尤為慘烈。他凱旋回朝時,受到朝野一緻敬仰,也讓李鴻章無話可說。
但左宗棠性格坦蕩,并未乘勝追擊政敵,反而推薦李鴻章擔任首任直隸總督。兩人鬥争30年,官位利祿均不相上下。但從獲得軍功來看,左宗棠在收複新疆、平定蘇松方面建樹更大,可謂兒女情長、桃李春風,獲得了人心,稍勝一籌。
家書一封,高下立見
不過,要比較兩人孰優孰劣,僅看外在功業和官位還不夠,關鍵還要看内心品質。有這樣一件轶事,或許能讓我們一窺究竟。
1884年,左宗棠出任西北大臣,帶領大軍西征。他給兒子左恭寫了一封家書,大意是:“今年寄家僅二百兩,知汝等困難,但将士亦艱,吾實不能緻富,你我應勤儉度日,勿媚富貴,好勇鬥苦,方能成才。”
這封家書顯示出左宗棠的廉潔奉公和關心軍隊的作為。二百兩對他來說微不足道,但他不肯挪用一分軍饷,都拿來供養将士。他勸導兒子也要儉樸刻苦,不圖富貴,才能成就大業。
而與此同時,正處在官運頂峰的李鴻章,其家産卻已經積累到了驚人的規模。有記載,僅李鴻章一人,就掌握了超過4000萬兩白銀,相當于清廷一年财政收入的兩三分之一。這筆錢不知聚斂了多少黑心血,可以說李鴻章的貪婪腐化已到了極點。
從這兩封家書來看,身為名将的左宗棠卻清貧如洗,所有經費都用于軍隊。而身為宰相的李鴻章,卻富可敵國。這恰恰說明了兩人德行品質的差異。左宗棠一生清正,任憑權柄滔天,仍能廉潔奉公。而李鴻章則利用手中的大權,大肆囤積錢财,最後竟成為晚清首富。
是以,從兩人的内在品質上看,左宗棠的高潔确實超過了李鴻章。雖然在朝堂上争鬥不斷,但左宗棠始終保持君子風度,最終笑傲于這個浮華喧嚣的塵世。而李鴻章則被财色所惑,墜入了貪腐的深淵。
結語:
綜上所述,李鴻章和左宗棠都是晚清強幹的偉大政治家、軍事家,都對國家的強盛有着重大貢獻。但從言傳身教來看,左宗棠的為人更正派,有君子風範,這是李鴻章難以企及的。
李左兩人,各領風騷30年,均有功過。但放眼曆史長河,德行高潔者方能留芳千古,實乃大公無私之舉。任何權柄金銀,都無法超越道德精神的意義。曆史不應該隻記功過得失,還要傳頌精神。後人吊詭英名,自當崇左不媚李;論留福康民,亦宜效左非效李。這是我們從這段傳奇故事中汲取的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