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貴族特權是基于貴族身份而享有的好處和利益，可從實在價值、象征意義兩個層面加以了解。法國大革命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徹底摧毀了貴族特權的龐雜體系：包括财政特權、領主捐稅在内的經濟特權，政治特權，榮譽特權等。考察貴族與王權、資産者、農民的結構性沖突及其限制，揭示了貴族特權的路徑依賴特征，進而在長、短時段交織的視域下深入挖掘法國貴族喪失特權的原因
法國貴族特權
要了解貴族特權在革命前法國的存在狀況，首先需要明确法國貴族的構成。如前所述，貴族是擁有法定的貴族頭銜及身份的社會成員。“在法國，貴族和教士是唯一擁有明确法律身份的群體。”23衆所周知，在舊制度時代的法國，法律區分出三個等級：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但嚴格說來，教士是一種職業。
“從社會層法國貴族特權是一個複雜的榮譽和權益的體系。雖然社會中的許多人都以各種方式成為特權者，但貴族特權由于其總量龐大、種類繁多、涵蓋領域廣泛而具有顯著的可見性，遠比其他社會成員的特權引人注目。在舊制度下的法國，貴族特權的具體内容也經曆了曆史變遷，但基本種類保持不變。
其一，經濟特權。主要包括财政特權和領主捐稅。一方面，貴族享有免稅權，可免繳大部分賦稅。貴族也要承擔人頭稅、什一稅，卻免除了鹽稅、軍役稅，而後者“是一項主要的直接稅，加諸人而非土地，軍役稅約占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三”25。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金錢上的豁免與利益并非貴族獨占的禁區，免稅權本身的社會區分功能在日漸弱化。
另一方面，貴族領主26可征收領主捐稅，這是他們長久以來便享有的封建法權27。領地是土地和權利的集合體，領主憑借對經濟資源與經濟活動的壟斷權，向領地居民收取名目繁多的雜稅：漁稅、狩獵稅、強制使用領主磨坊稅……這類捐稅雖逐漸減少，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保留下來。
其二，政治特權。法國貴族在公共職務的配置設定格局中處于有利地位，不僅由法律确認其對某些政治、軍事職務的獨占權，随後更在事實上壟斷了國家進階公職。其中，貴族對軍官、教會進階職務的法定壟斷以及對行省總督的事實壟斷出現較早；對宮廷職位、進階行政職務的壟斷則出現較晚。到了路易十六統治時期，貴族已“滲透到國家統治機構裡，他們壟斷着教會和軍隊的進階職位，充斥于各進階委員會裡，并占據了除财政總監以外幾乎所有的部級職位”，同時享受随之而來的優厚報酬。
其三，榮譽特權及其他。榮譽特權作為貴族身份與地位的外在标志，具備諸多表現形式：在公共場合有先行權，在教堂擁有專席、發放聖水和聖餐的權利、死後埋葬于教堂墓地，佩戴某些武器，穿戴某種服裝等。這些日常生活中随處可見的特權純然是炫耀性的。除此之外，法國貴族的某些特權雖然具有鮮明的象征意義，但也承載着一定的實際功用，例如在特定的法庭中受審、無須為士兵提供住宿、免服兵役、免除徭役等。
貴族集團的職責及其弱化
一種典型的社會圖式為：教士照管人的精神世界，勞動者提供衣食所需，貴族通過保護來增進公益，各集團都有為其他社會成員服務的責任和義務。該論斷有其合理性，貴族的确承擔過特定的職責，但這一狀況率先在法國被打破了。
特權“暗含着對貴族為社會所做貢獻的重要性的強調……它是對貴族及其祖先的服務的酬勞。”在貴族眼中，特權是自己履行職責的适當回報，是為他人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在平民樸素的正義觀中，上述法則仍然成立，哪怕貴族特權同時意味着自己的義務和負擔。可以說，服務的職責構成了貴族特權的正當基礎。
中央集權制的擴充是舊制度時代法國政治的顯著特征。貴族一度是中央王權的強大支柱，他們參加征戰、抵禦入侵、拱衛王室，同後者保持天然的姻親關系。但在法蘭西王權擴張的道路上，“割據稱雄的顯貴構成了對中央王權及民族統一的隐患和威脅。他們同王室争奪征收捐稅、招募士兵和鑄造貨币的權力。”
貴族反叛也不時發生，17 世紀中葉的兩次“投石黨運動”便是貴族上層力圖控制中央政府的最後嘗試，均以失敗告終。終于，在“太陽王”路易十四親政時期（1661 年—1715 年），中央政權戰勝了領主和地方社群的傳統權力，貴族領主被褫奪了地方行政權，不少大貴族被招安入官。
由此，行政官僚的治理模式取代了貴族治理模式，以國王—總監—督察官—督察官代理33為架構的國王政府接管征稅、征兵、治安、救濟、興辦公共工程等事務，貴族領主在地方上的職責行為不複存在。
農民介入：對領主特權的自發反抗
資産者對貴族特權的挑戰并不徹底，由于對封建主義缺乏深刻體驗，本身又具有強烈的财産觀念，他們較少攻擊貴族的封建權利尤其是領主捐稅。是農民把自己從領主特權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們突然起而造反，将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給予封建和領主體系的殘餘以緻命一擊。”可以說，正是農村騷亂及其産生的财産與秩序危機直接迫使貴族代表做出了事先沒有計劃的重大讓步，半被迫、半自願地放棄了憑借領主身份享有的權益。
1788 年的大歉收惡化了農民的處境，饑餓的農民早于 1788 年春便開始了暴動，1789 年春更是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稅反叛。然而，這場既有經濟秩序下特别容易感染的周期性危機為何會産生不同以往的嚴重後果？
全國三級會議所引發的程序同經濟危機之間的互動作用構成了主要原因。一方面，教區選舉會議的召開以及陳情書的起草過程激發了農民改善處境的期望，他們認為國王體察民間疾苦，自己在陳情書中的要求即将得到滿足，是以拒絕繳納各項賦稅。另一方面，“貴族陰謀”思想引發了農村的大恐慌，進而刺激了農民暴動。該思想深植于農民頭腦當中，後者懷疑貴族囤積糧食制造饑荒；而在政治危機的背景下，此舉自然被賦予了壓制第三等級的意義。與此同時，農民一向擔心遊民、流浪漢等外來陌生人員割掉即将成熟的谷物，此刻這批人則被視作貴族陰謀的工具。
凡爾賽僵持不下的會議局面也催生出種種謠言，無一不強化了農民對貴族的敵意。是以，領主特權的喪失是法國農民的傳統心态同特定形勢交彙的産物。總體來看，事件的開端具有極強的偶然性，事态的發展則受制于必然性邏輯。就前者而言，農業歉收及其引發的經濟危機是農民暴動的導火索與催化劑，“領主和僧侶（後者涉及什一稅的情形）可能成了經濟危機的替罪羊。
結論
貴族特權的命運并非隻有一種可能。長遠來看，法國貴族的特權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一方面，在王權擴張與社會發展的合力作用下，法國貴族的傳統職責與社會優勢遭受削弱，特權日漸喪失基本的存在理由；另一方面，王權與特權、資産者與貴族、農民與貴族間的結構性沖突始終存在，并分别對不同類型的貴族特權構成了潛在威脅。
但這絕不意味着貴族特權必然會以如此徹底的方式走向終結，尤其是在多元沖突受到多重限制的情況下。事實上，它退出曆史舞台的過程充滿了偶然性與不确定性，是關鍵時刻的政策選擇同既定的結構性因素互動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