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知戰的視角來看，近年來東南亞、中東、中亞等地頻發的“顔色革命”中，某域外政治勢力利用社交網絡平台大量釋出虛假資訊，編造政治事件，抹黑、造謠他國政府以擾亂其國内政局及其與鄰國間的政治關系，對他國群眾進行認知誤導，加劇了地區緊張态勢
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與社交媒體機器人聯網對接後，可以将原有的人工控制的水軍系統轉變為認知戰機器系統，這對一些國家來說是極大的技術誘惑，對另一些國家則是極大的安全威脅
認知戰會不會繼續更新，亦取決于腦科學、神經科學等認知技術會不會“武器化”，會不會直接和更加廣泛地應用于認知影響與控制。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認知戰将變為一種被新興技術賦能的、由諸多能力支撐的新型混合戰争
文∣趙盛烨
人類的認知來源于人們出生以後所經曆的事物，包括人們的感覺器官刻畫在大腦當中的體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人們接觸到的多媒體内容、人們主動檢索的知識等。
過去，人們擷取資訊的管道通常是人際傳播、書籍，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但科技的進步改變了一切。目前，移動網際網路已經在世界範圍内大面積普及，各國群眾每天與手機為伴，看着彈窗推送的新聞，通過App檢索知識，在社交網絡中與人交流……
資訊技術的突飛猛進及其對人類行為習慣的塑造，不僅改變了人們的認知管道，也為不受傳統戰争規則和地理邊界限制的、可以在非戰争狀态下進行常态化對抗的認知作戰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一些重大敏感時刻，網絡水軍、政治機器人等魅影頻現，通過投放話題、推波助瀾進行着社會面的熱點覆寫和認知引領，影響了不少國家的穩定；在日常生活中，通過電子知識庫、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進行認知誘導等行為也屢見不鮮，一些國家企圖潛移默化地令競争對手從認知量變轉變為認知質變，最終左右其發展決策和社會行為。
可以說，基于新一代資訊技術的網絡傳播力已成為“軟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它的重要性将更加凸顯——誰掌握了網絡權力，誰就可以通過議題設定擷取話語權，對他國施加影響，進而在全球範圍内“炮制認同”。
在美國華盛頓，一名工程師将電腦接入網絡（資料照片）
某域外勢力認知戰的典型操作分析
過去數年來，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的示威、暴亂常呈現出一些共同特點：很多參與人員有免費的飲水、食品、防護用品，有統一的服裝，甚至還有統一的手勢和标志性動作。其實，這些都是複制的東歐、中亞“顔色革命”中的經驗。利用開源情報工具分析後還發現，這些參與遊行示威的人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無組織的自由組合，但都離不開網絡社交和即時通訊工具，甚至還會使用網絡加密通訊工具進行互相勾連或與活動上級組織者聯絡，一些重點骨幹還參加了相關特務機構教育訓練。
從認知戰的視角來看，近年來東南亞、中東、中亞等地頻發的“顔色革命”中，某域外政治勢力利用社交網絡平台大量釋出虛假資訊，編造政治事件，抹黑、造謠他國政府以擾亂其國内政局及其與鄰國間的政治關系，對他國群眾進行認知誤導，加劇了地區緊張态勢。
情報分析師通過查閱相關新聞、網站、百科等資訊，利用開源情報收集整理了與該政治勢力有關的6個相關重點話題，并利用社交網絡分析系統進行關聯分析，挖掘出了在相關事件中處于關鍵傳播節點的數十個推特賬号及其互相關系。通過對關鍵的26個個人推特賬号和47個組織推特賬号進行追蹤和梳理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是該政治勢力的反政府宣傳事先進行了周密策劃。
比如，某重點賬号是2020年1月注冊的，直到4月才釋出第1條推文，即賬号注冊時間比啟動該賬号釋出虛假資訊的時間要早3個月，這一特征表明該政治勢力是早有預謀的，在相關事件發酵前就已經提前注冊了和話題密切相關的社交網絡賬号。進一步分析發現，轉發該賬号推文最多的是一些經常釋出反政府言論的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賬号，甚至是某些極端組織和人物的活躍賬号，可見各種政治勢力之間有着頻繁且密切的聯系。
二是域外勢力統一操控着社交網絡賬号。
其統一操控社交網絡賬号的步驟和方法是：首先，按照計劃在關鍵時間節點由某一個社交網絡賬号率先發帖，編造虛假資訊，假借正義之名号召成立政治同盟組織；然後，另一個賬号表示積極響應，給予支援并大量轉發推文來擴大宣傳；接下來，随着同盟組織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吸引了更多不明真相的賬号加入并且大量轉發推文；最終，發展成為社交網絡反政府同盟組織。
通過對參加同盟組織的社交網絡賬号注冊時間和發帖内容進行深度分析後發現，其網絡行為具有明顯的一緻性和規律性，是以可以認為這是由政治勢力統一操控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認知戰。
三是域外勢力使用了大量的政治機器人賬号用于虛假宣傳。
通過對推特上大量賬号和發帖進行機器自動掃描，發現如下與該域外政治勢力有關的重點賬号符合政治機器人特征：
重點賬号1：原創推文較少，僅有大量轉推和引用其他使用者的文章，且無回複互動。
重點賬号2：于2019年9月注冊，關注和轉發某國反政府虛假宣傳相關文章較多。另有數個與其關系密切的賬号于同一時間注冊，為了吸引粉絲而選擇轉發某T恤主題。這些賬号發帖時間過于均衡，都是通過網頁用戶端發送。
重點賬号3：推文全部是網頁端發送，隻是發帖，沒有任何内容回複，從來不與其他賬号互動。
重點賬号4：僅白天發帖，發帖時間分布均勻，主要是網頁端發送推文且無回複，符合使用自動化程式控制發帖的特征。
重點賬号5：使用多國多語種釋出推文，發帖時間非常固定，推文内容中包含較多網頁連結（URL），且無回複。
重點賬号6：于2008年5月注冊，2020年6月26日後開始發推文，明顯是新啟用的僵屍賬号。此賬号發推時間較集中，平均每天發帖數量過多，通過推文内容判斷與域外勢力關系密切。
重點賬号7：于2014年1月注冊，2020年才開始啟用，且每天發帖數量在1000條以上，相當于幾乎每分鐘都在發帖，完全不符合人類行為特征。
重點賬号8：于2009年2月注冊，僅在2016年1~2月和2019年8月以後發推文，存在與其他多個賬号集中同時釋出相同或相似推文内容的情況。
通過對與該域外勢力相關聯的其他賬号進行全面分析研究後發現，很多賬号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機器人操縱特征。比如，有的賬号轉推和點贊很有規律；有的賬号會用多種語言發送推文，其中甚至包含人類使用者通常不會釋出的字元；有的賬号沒有頭像、冒用他人頭像或者使用卡通、風景、名人頭像，具有匿名化特征；還有的賬号使用的ID是由算法生成的數字字母組合等。
該域外政治勢力不僅通過社交網絡将各國“民主運動人士”組群，利用政治機器人等科技手段釋出反政府内容、造謠抹黑，還妄圖利用網際網路和青年亞文化對開發中國家進行認知作戰，開展分裂群眾的活動。
一是選取青少年普遍感興趣的飲食、漫畫等作為切入點，進行大量“二次元”風格的宣傳創作，惡意迎合部分群體的趣味和喜好。
二是以符号化圖案設計了大量海報和插畫，在社交網絡上曬圖打卡，引誘大量不明真相的青少年關注并參與非法遊行示威等政治活動。
三是利用全職專業攝影師日夜捕捉堪比好萊塢大片構圖和光影的示威遊行照片，美化暴力和破壞行為，進一步誤導青少年。
四是以跨媒介的方式在動漫、遊戲和網絡歌曲、網絡電台等青少年聚集的媒介形态中支援特殊圈層的亞文化議題，以障眼法的方式渾水摸魚、扭曲認知。
腦科學研究或被應用于認知影響與控制
“去中心化”的挑戰
除了社交網絡，算法推薦、網際網路知識庫、人工智能等“去中心化”的新技術也給認知作戰帶來了新變量，對國家和社會管理形成了新挑戰。
一是嚴重依賴計算機系統和平台算法的資訊讀取和釋出已經影響了閱聽人認知和意識形态安全。
首先，平台經過對不同使用者喜好的評估，會推送與其喜好最為相關的資訊給使用者，這也讓不同喜好使用者的閱讀内容愈發專向化，甚至會逐漸通過多重資訊的疊加而出現極端化傾向；其次，“去中心化”的内容釋出模式使資訊的真實性愈發難以辨識，謠言和虛假資訊很可能被植入看似個性或具有一定獨創性的認知導向類文字和多媒體作品之中，這些内容都可能被推送給具有極端傾向的使用者，成為某個事件的誘因；最終，随着使用者分化的不斷加深，主流聲音很難再進入非主流觀點使用者人群，導緻出現主流意識形态難以覆寫的孤島。
二是網際網路知識庫建設的混亂局面問題同樣嚴重。
人類知識庫是指人類所積累的所有知識、資訊和經驗。它們來源于多種途徑，包括書籍、報刊、報告、論文、藝術作品、口述傳統等，涵蓋了科學、技術、曆史、文化、哲學、宗教、藝術等諸多領域。随着技術的發展，目前網際網路上存儲的資料和資訊已經超過了人類所有的紙質檔案系統。谷歌搜尋、維基百科等搜尋工具和線上數字化知識系統的大規模應用，使人類擷取知識更加便捷。然而，“去中心化”“開放式”的網際網路知識庫建設，允許人們經過簡單的身份包裝就可以參與知識的提供和修訂工作，這導緻知識庫中資訊的專業性和準确性存在極大問題。對于想要擷取知識的終端使用者來說，簡易便捷的檢索方式常常會使其抛棄知識擷取過程當中本應秉持的多樣性原則，大量不權威不準确的資訊也會使其認知扭曲和認知錯誤現象廣泛存在。
最近的一個案例是，7月3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支援以種族因素差别招生的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意味着平均成績更好的白人和亞裔在理論上更容易考上大學。Affirmative Action在中國被普遍譯作“平權法案”，但這個翻譯是完全錯誤的，最精準的翻譯應該是“肯定性行動”。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錯誤翻譯，它又是如何引入國内的呢？“平權法案”被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并不是一個無心之失，而是有人有目的地選擇了這個錯誤的翻譯，并将其引進中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的移花接木。
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閱讀率最高的百科平台上篡改英文原條目的中文翻譯。如在維基百科上搜尋Affirmative Action，出現的中文對應是“肯定性行動”。然而，其所屬的主條目，則被改為了“美國平權運動”。美國時間7月2日，有人刻意将查閱率/浏覽率最高、被視為最權威的主條目改成了“平權運動”，并擴大了這個錯誤譯名的影響力。而後，在中國國内的一些網際網路知識庫中搜尋Affirmative Action，其條目也已被改為“平權法案”，其來源一欄直接照抄了維基百科中被篡改的中文主條目。
這個改動的推動者，正是部分美國中文媒體和西方媒體的中文版面。其目的是向一些缺乏系統性知識、對西方政治話術不敏感的網民灌輸美國的“進步主義叙事”，利用“話語陷阱”對美國的競争對手進行政治攻擊。這種篡改的一個附帶結果是，在一些國外社交媒體上，如果用中文搜尋“肯定性行動”，不會搜到任何對于此次最高法院判決的報道；如果搜尋“平權法案”，看到的則是大量反華媒體的報道。
三是進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工具也可以在認知戰中被應用，影響資訊的傳播和接收。
首先，人工智能工具和大資料技術可以被用來大規模地收集資訊，進行“戰場偵察”，探明目标對象的認知需求。其次，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自動生成或篡改内容向特定群體傳播特定資訊，操縱其認知。比如，可以深度僞造逼真的虛假圖檔、音頻和視訊，用來誤導目标群體或破壞個人、組織的信譽。再次，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與社交媒體機器人聯網對接後，可以将原有的人工控制的水軍系統轉變為認知戰機器系統，這對一些國家來說是極大的技術誘惑，對另一些國家則是極大的安全威脅。
綜上，随着資訊技術的變革，社會公衆的資訊擷取媒介已發生巨大的變化，紙質媒體和廣播電視對公衆的影響已被徹底弱化，移動網際網路已變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态來源。人們擷取的資訊及心态被其左右的同時，基于新一代資訊技術的認知戰已經貫穿于當今網際網路的各個角落，給意識形态安全帶來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全新挑戰。
展望未來，尤其需要關注的是，認知戰會不會繼續更新，亦取決于腦科學、神經科學等認知技術會不會“武器化”，會不會直接和更加廣泛地應用于認知影響與控制。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認知戰将變為一種被新興技術賦能的、由諸多能力支撐的新型混合戰争。
（本文作者曾在國防科技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