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之前的蘇轼，可謂是青年才俊、意氣風發。仕途也是一路高進。然而一切在這一年畫上了句号。 熙甯二年(1069年)王安石變法，由于新政的超前性，雖然一定程度提高了國家整體實力，但也同時暴露出許多問題。再實施過程中由于官員急功近利、政見不一等多種因素，導緻群眾負擔加重。蘇轼為官期間，深入群眾，體恤民情。對新政的諸多流弊持有保留态度。直到調任湖州知州後，在給宋神宗的《湖州謝上表》中表達了自己對新政局面的看法。本是一紙谏言，卻被新政下既得利益者故意誣陷“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何正臣，舒亶 dǎn、李定等人在蘇轼的大量詩作中，挑出認為隐含譏諷之意的句子。這位當時文壇頂流，政壇新秀被押入禦史台監獄。朝廷之上，人人跟風、個個落井下石。大有非要置蘇轼于死地不可之勢。造成了中國曆史上開文字獄先河的“烏台詩案”。（烏台，即禦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栖息烏鴉，故稱烏台）。
曾有着“至君堯舜、此事何難”，躊躇滿志和一腔熱血的蘇轼最終卻陷入“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的絕望中。好在蘇轼命不該絕，一些政壇元老及有識之士的向宋神宗勸谏，就連王安石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再加上宋太祖趙匡胤定下不殺文人士大夫的國策，在經曆130天瀕臨砍頭的磨難，才得以重生。
人生路本就坎坷，隻有經曆磨難，才能超脫世俗、精神脫變。“烏台詩案”後，蘇轼可以說是以豁達超然的精神境界和輝煌的藝術成就帶領我們認識了另一個不一樣的他——“蘇東坡”。雖仕途一路坎坷，但其樂觀積極的生活态度，在平凡中頓悟自然，在苦悶中升華境界。這才有了我們看到的“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哲理感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樣撼魂蕩魄的千古名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超脫自然、化悲怨為豁達的人生感悟。
蘇東坡正是以樂觀、積極、豁達的精神境界為後世所敬仰，激勵着我們即使身處黑暗也能看見光明，即使深陷泥潭，也有奔向寬闊大道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