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威尼斯人經貿力量的壯大，11世紀後期國力漸衰的拜占庭帝國進一步向其尋求海上和财政幫助。
1092年，科穆甯王朝的阿曆克塞一世頒布《金玺诏書》中為償還威尼斯人的援助，規定除克裡特島、塞普勒斯及黑海沿岸的少數港口外，威尼斯在帝國的其他城市均可免稅進出口商品，同時還接管了阿瑪爾菲人在帝國的貨棧和其他設施。
同時威尼斯還獲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業區、征收部分關稅以及在科林斯等拜占庭帝國重要海港自由進出的權利。
11世紀以後，出于外交上的需要，拜占庭還把征收進出口關稅的特權賜給了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為意大利城市共和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但最終卻造成了拜占庭國家商業的癱瘓和國家财政的全面崩潰。
君士坦丁堡緩慢持續的衰落給意大利城邦帶來了新的機遇，到了11、12世紀，君士坦丁堡已經逐漸喪失了對地中海東部的控制，這給了意大利城市更大的機會控制通向東方的貿易通道。
到11世紀，意大利的貿易活動範圍已經比除阿拉伯人控制的西班牙南部以外的歐洲其他地方更加廣泛。
亞得裡亞海的澙湖區、托斯卡納（Tuscany）沿岸和台伯河（TiberRiver）河口的鹽産量尤其巨大，這也是威尼斯财富的來源之一。
由于威尼斯缺少農業區，是以一開始就不得不走上貿易之路。它利用與拜占庭密切的政治關系，進口東方藝術品和織物，再用它們來換取糧食和其他商品。
許多意大利南部城鎮也借助和黎凡特的貿易而繁榮。到11世紀，薩勒諾（Salerno）發展成為偉大的文化中心，擁有著名的醫學院。
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的商人們獲得了在東方的重要商業權利，這些商業權利成為接下來幾個世紀繁榮的支柱。
從黎凡特運來的香料（既可作食用，也可作藥用）利潤極其豐厚：一船胡椒、肉桂、姜、藏紅花、丁香或肉豆蔻運到西歐市場值一大筆錢。
僅威尼斯進口的胡椒在某些年份的貿易額就超過一百萬鎊銀币。
此外，以君士坦丁堡為樞紐，拜占庭帝國與歐洲内陸地區也維持着商貿往來，來自東方的商品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經地中海到達馬賽，再轉陸路運至法國内地；木材、小麥、羊毛、葡萄酒、橄榄油等物則沿着這條商路從歐洲内陸輸至拜占庭。
雖然這樣的商貿聯系并非時常都有，但卻為當時商業衰敗的歐洲内陸提供了對外交流的口岸。
君士坦丁堡與中國的經貿文化交流自隋唐時期開始，中國國内一統，加強了對西域地區的控制，絲路發展迎來了又一個高峰。
中國典籍中将拜占庭帝國稱為“拂菻國”，其原因在于希臘人就把君士坦丁堡稱為Stinpolin、Stanbulin、Polin或Bulin。在口語和文字中通常被簡稱為He Polis（城市）或Ten Polin（到城裡）；“拂菻”其實就是Polin的訛音。
7世紀初，裴矩秉承隋炀帝旨意經營西域，誘使到張掖經商的西域商人，述說其國山川地理及通達路線，寫成《西域圖記》三卷上奏，稱:“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
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钹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
其南道從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舊唐書》中記載道君士坦丁堡“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搗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于盛暑之節，人厭嚣熱，乃引水潛流，上遍于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有唐一世，中國與拜占庭帝國的文化聯系中還有一突出特色，即景教的傳播。
景教即基督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anism），崇尚基督“神人二性說”，由東正教中分裂而出。
唐貞觀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羅本來至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禮遇，準其傳教，并為其建寺，自此，景教在中國生根。
高宗時期，在各州之内分置景寺，以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寺滿百城，家殷景福。”景教初入之時，唐朝士衆皆以為景教出自波斯，均稱景教寺為波斯寺。
745年，唐玄宗對此釋出诏令，将兩京波斯寺改為大秦寺，國内各府郡所設大秦寺也一并更名。
781年落成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反映了當時景教在中國傳播的盛況，說明了景教徒活動的成功。
但随着845年唐武宗滅佛，景教也送到牽連而陷于絕境，至晚唐五代已完全歇絕。在中原無法立足的景教徒，可能一部分放棄信仰，一部分遷往政府控制的邊緣地區。
879年，黃巢起義軍攻克廣州後，屠戮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達12-20萬人。
這些基督徒中可能就包括那些在中原活動受限而被迫離開的景教徒及其後代。
980年，大主教曾派遣六名基督教教士前往中國，整饬教務，才發現中原基督教已歸于滅絕，遂傳回巴格達。
景教徒擁有拜占庭帝國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其華傳教過程中就有以醫助教的特征，《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記載景教徒從事相關的醫療活動，“病者來而起之”，以此赢得信徒。
這種以醫助教的方法還推及到了王室内部，740年冬，唐玄宗的大哥甯王李憲病重，久治不愈，景教徒崇一為其治療後恢複如初，為此玄宗特賜崇一绯袍、銀魚袋以示恩寵。
拜占庭的醫療、醫藥知識也随景教徒的醫療活動得到傳播，孫思邈在其《千金方》中即有相關記載。
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王延德通路高昌回鹘，見“複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
太平興國“九年五月三日，西州回鹘與波斯外道來朝貢”（《宋史•天竺傳》）。王延德所謂“波斯僧”和“波斯外道”皆指高昌景教徒。
高昌基督教壁畫的風格也帶有明顯的拜占庭藝術風格，其中一幅表現一群手持樹枝的信徒簇擁着一位牧師，其描述的是聖枝節（Palm Sunday），即複活節前一星期天人們歡迎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情景。
除文字記載外，許多拜占庭金币也在國内陸續出土，證明了當時兩國之間的直接貿易。
《隋書•食貨志》提到，北周(557—580)之初“河西諸郡，或用金銀之錢，而官不禁。”西域所用金錢即拜占庭金币，銀錢則是波斯薩珊朝銀币。
在中國發現的羅馬(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約為40枚左右，其中被考訂帝王時代的是20多枚，其出土範圍廣泛，在新疆、甯夏、甘肅、陝西、内蒙、河北、河南、遼甯、浙江等地均有發現，大部分地區都是絲路貿易的必經之地。
此外，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的血渭一号大墓是唐代早期吐蕃墓葬，其中也發現了拜占庭織錦以及阿拉伯世界出産的大食錦，反映了唐蕃古道國際貿易的盛況。
《官員書》中關于橄榄油和酒的内容不多。橄榄油由遍布全市的雜貨店出售，沒有關于加工或進口的具體條例，9世紀末時，君士坦丁堡的橄榄油價格每升為1銅币奧波爾（obol）。
約翰•海斯（John Hayes）對薩拉漢（Sarahan）發現的陶瓷進行的研究表明，在古代晚期之後，可能用雙耳瓶攜帶油或葡萄酒進入城市。
在《官員書》中，或在這一時期的其他地方都沒有提到早期在史特拉吉翁附近的橄榄油庫。葡萄酒是由旅店老闆（kapeloi）出售，除了按杯零售外，還以30升或3升的固定容積出售。
像賣蠟和肥皂的小販一樣，雜貨店也出售用秤稱的貨物。《官員書》将這些秤重的貨物列為肉類（但不同于屠夫出售的肉類）、鹹魚（非新鮮）、膳食、奶酪、蜂蜜、蔬菜和黃油以及橄榄油。
除了食物，雜貨商還出售樹脂、雪松和亞麻籽油、樟腦、石膏、陶器和釘子。他們不允許出售用天平稱過的物品，這些物品隻能由邁普索伊（myrepsoi）出售。
後面這些商品包括香料和香水原料、藥品和染色原料。《官員書》沒有提到藥劑師本身。雜貨店、客棧和面包店分散在整個城市，而邁普索伊隻在米裡昂（Milion）和沙爾克（Chalke）之間擁有一所。
随着貿易的進一步擴大，其他意大利的城市與威尼斯展開競争，佛羅倫薩在金融、紡織品貿易等領域向威尼斯發起全面挑戰；熱那亞人與其争奪地中海地區的商業支配權。
普拉托等小城市則專注于掌控專業性的手工業部門。1016年，比薩人和熱那亞人聯合将阿拉伯人從撒丁島（Sardinia）逐出，随後雙方對撒丁在商業和政治上展開激烈争奪。
1100年，威尼斯擊敗達爾馬提亞地帶的海盜，建立了其在亞得裡亞海上的霸權。1135年，阿瑪爾菲遭受比薩的入侵而破敗，此後再也沒有完全恢複元氣。
由于諾曼人和東羅馬帝國的敵對關系，通往黎凡特的貿易路線被封鎖，這對北部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十分有利；并且在諾曼君主統治之下，城鎮商人階級稅收繁重，南部的貿易進一步衰弱。
長遠來看，南部港口無論如何也無法與北部的港口競争：它們太依賴貿易中心的角色，缺乏有活力的農業區，而這一點恰恰是北部城鎮繁榮的關鍵因素之一。
即使在南部最富裕的地區普利亞，可供銷售的小麥和石油産量在11世紀也十分有限。各商業城市的競争使東地中海地區的商業活動充滿活力，也讓這些城市本身快速發展。
12世紀到13世紀，這些城市擴張迅速，佛羅倫薩的人口從公元1000年的幾千人增加到14世紀早期的大約10萬人，佛羅倫薩也是以和威尼斯、米蘭、熱那亞和巴黎并稱歐洲五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