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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布林肯,後有基辛格:在衆多美國訪華高官中,他的特殊角色是什麼?|IPP解局|氣候變化|中美博弈

作者:IPP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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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布林肯,後有基辛格:在衆多美國訪華高官中,他的特殊角色是什麼?|IPP解局|氣候變化|中美博弈

導讀

7月17日,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裡到訪北京,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舉行了會談,次日拜訪了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後又于19日分别會見國家副主席韓正和國務院總理李強。

在克裡到訪之前,現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長耶倫已經先後訪華;而在克裡還未離開中國之時,一位更為重量級的嘉賓——美國前國務卿、知名國際戰略家基辛格以百歲高齡到訪中國,并受到中國上司人的高規格接見。

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亂的中美外交穿梭活動之中,克裡以氣候特使身份訪華,似乎略顯低調和邊緣,并不引人注目。但在一些專家眼中,克裡的訪華活動背後卻是暗藏着豐富的外交和政策資訊。

就此問題,我們采訪了IPP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鄭凱方。

前有布林肯,後有基辛格:在衆多美國訪華高官中,他的特殊角色是什麼?|IPP解局|氣候變化|中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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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約翰·克裡,這位曾經的美國國務卿、參議員、總統候選人,如今的氣候問題特使。這位有着豐富政治經驗的氣候特使為何選在這個節點訪華?結合近期布林肯、耶倫和基辛格等美國進階官員密集訪華,這釋放了什麼信号?

鄭凱方:我覺得有以下幾點需要關注。

第一,氣候合作被認為是中美之間少有的可以達成合作的領域之一。去年8月份佩洛西竄台後,作為反制措施,中美氣候變化商談暫停。今年以來,美國高層政要密集訪華:6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來訪,7月财政部長耶倫來訪。克裡此次訪華,應該也是趁熱打鐵的行動,反映出中美之間盡管面臨着諸多分歧,但包括氣候變化商談等一系列的中美對談合作機制,又被重新啟動了。

相對來說,應對氣候危機作為全球性公共議題,可以從地緣政治對抗中脫離出來,對于推進中美之間的對話與協作、維持中美關系不至于“脫軌”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全世界都希望看到中美在應對全球氣候危機上相向而行。中國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碳排放總量占全球的40%以上,又都是經濟和政治大國,是以中美氣候合作也成為了維系、推動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和《巴黎協定》為核心的全球氣候治理多邊程序的關鍵支撐。

第二,《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将于今年11月舉行。COP28是全球氣候治理“承前啟後”的重要節點,将完成《巴黎協定》生效後的首次全球盤點[1]。全球盤點将回顧和展現各國在履行《巴黎協定》的承諾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是以,美國急需拿出實質性的行動,證明其對《巴黎協定》目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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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2日,時任國務卿的克裡代表美國簽署《巴黎協定》(圖:網絡)

我們知道,《巴黎協定》正式生效(2016年11月)的第二年,2017年6月1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對全球氣候治理産生了惡劣影響;直到2021年,拜登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後才重返《巴黎協定》。拜登政府上台後推出一系列氣候新政并積極開展氣候外交,将氣候領域作為恢複和提升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上司力的重要領域。除了重返《巴黎協定》外,拜登政府于2022年通過《通脹削減法案》,計劃投資3690億美元補貼清潔能源、清潔制造、新能源汽車等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相關的産業,是美國有史以來針對氣候領域的最大投資計劃。然而,《通脹削減法案》帶來的全球補貼大賽、供應鍊去中國化、歐洲和日韓等資本外流等不利于全球貿易發展的消極影響已現端倪,而其實際減排效果還需數年時間觀察。

美國2021年重返《巴黎協定》,同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上,與中國聯合釋出《中美關于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明确中美将在2021年至2030年的關鍵十年加速行動,圍繞解決氣候危機的多個領域開展和加強合作。然而,2022年8月,因佩洛西竄台,中美氣候合作和對話中止,《格拉斯哥聯合宣言》的執行陷入停滞,中美“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的籌建也暫停了。

另外,氣候特使約翰·克裡在訪華之前,曾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明确表示,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向開發中國家支付氣候賠償款。美國作為經濟體量最大的發達國家,在落實《巴黎協定》“發達國家每年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至少1000億美元氣候援助資金”的承諾時,态度也一向消極——拜登承諾到2024年,将為開發中國家的氣候援助資金增至每年114億美元——屆時也隻占其應分攤份額(每年399億美元)的28.6%。在發達國家遲遲不兌現“每年1000億美元”承諾的背景下,去年COP27大會最重大的成果是決定設立“損失和損害基金”,旨在讓造成氣候變化責任較大的發達國家出資,對氣候變化受害國進行賠償。美國作為曆史溫室氣候排放累積量第一的國家,拒絕為該機制表态,如今更是拒絕賠償氣候變化受害國家,阻礙了“損失和損害基金”以及相關氣候賠償機制的推進。在落實氣候資金這一點上,美國的行動距離《巴黎協定》所提出的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

是以,重新開機中美氣候合作對于美國非常重要,他們非常需要證明美國政府為履行《巴黎協定》采取了實質行動。

問:氣候問題雖然是全球性問題,但是其背後有技術競争、經濟發展、地緣政治等複雜性問題,美國是否将氣候問題用作鉗制中國的工具?

鄭凱方:确實。盡管應對氣候變化被視為中美之間可以脫離于目前政治對抗、雙方具有共同利益且能深入開展合作的領域,但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态角力仍會展現在氣候治理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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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國務院總理李強7月1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裡。

圖源:新華社

首先,是美國對中國光伏、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晶片、人工智能等領域的“脫鈎斷鍊”、“去風險”嚴重影響了中美清潔能源技術合作。

其次,美國開始在國際事務中“尋求”改變中國的開發中國家地位。在克裡訪華行前的聽證會上,共和黨衆議員要求克裡在訪華期間施壓中國,說服中國執行與發達國家相同的減排标準[2]。對此克裡回應,他在訪華期間不會提及此事。然而,這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問題。

今年2月份,美國衆議院以415:0通過了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開發中國家”法案[3],該法案要求努力確定“中國不會因其作為開發中國家的标簽而獲得優惠待遇或援助”。在未來的中美氣候合作中,美國可能會不斷地對大陸進行指責和施壓,要求大陸按照發達國家的标準進行減排,或者作為“發達經濟體”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補償資金——這将擠占大陸産業和經濟持續發展的時間和空間。而且,不僅僅在氣候領域,美國可能會在更多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中向締約方提出這種要求。

其三,美國的氣候政策有可能随着執政黨派的輪替而發生變化。美國共和黨在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态度上更消極,而且認為不該在氣候問題上與中國合作。美國在氣候治理上的多次“退群”均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2001年小布什宣布單方面退出《京都議定書》;2016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态度缺乏一貫性,是影響中美氣候變化“2021-2030關鍵十年”聯合行動的風險因素之一。當然,《通脹削減法案》架構下,美國對于氣候相關領域的新産業和新技術的投資建設和發展扶持将繼續下去。

問:那麼在種種不利條件下,中國為什麼還要積極參與全球氣候問題的治理呢?在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議題上,我們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沒有留意到,在克裡訪華期間,中國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7月17日-18日)。

我們第一次生态環境保護大會在2018年舉行的,首次正式确立了“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時隔五年後再次召開的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總書記對大陸生态環境保護面臨的整體形勢作出了判斷——“大陸生态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低碳化的高品質發展階段,生态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基于這個判斷,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上,我們提出了要正确處理“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即,“雙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行動要務實,達到這一目标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則應該而且必須由我們自己掌握,不受他人左右。

是以,中國堅持“雙碳”目标、積極參與氣候治理,是自主做出的戰略選擇。中國必須要務實地做好自己的碳達峰和碳中和工作。事實上,推動“雙碳”戰略、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對我們國家的長遠發展有好幾個層面的積極意義。

首先,是通過推進“雙碳”搶占新的産業賽道,引領新一輪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核心,其實就是能源轉換和應用模式的革命。根據國際能源署《2023年能源技術展望報告》,大陸目前主導着大多數清潔能源技術的制造和貿易,比如,在風力、電池、電解槽、太陽能電池闆和熱泵等大規模制造技術中均占主導地位。清潔能源技術和投資上的優勢是大陸于2020年正式提出“雙碳”目标,并系統性推進實施的一個重要原因。搶占這個賽道,大陸可以成為引領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主導國家。

其次,無論從推進産業經濟更新和高品質發展的角度,還是從大陸目前溫室氣體排放量全球第一的嚴峻形勢出發,推進落實“雙碳”目标是大陸實作高品質發展的重要任務。隻要我們做好自己的碳達峰和碳中和工作,就會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程序做出實質性貢獻——2019年大陸就已經提前超額完成2020年氣候行動目标,2020年碳排放強度比2015年下降18.8%,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提高到15.9%;同時大陸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逐漸建構完成,各行業、各區域碳達峰工作路徑和任務也基本明确,以“碳排放權交易+自願減排交易(CCER)”為主的碳定價機制也基本确立。

最後,大陸通過“雙碳”承諾等一系列行動,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與環境治理的多邊行動中,既以行動表明了承擔大國責任的擔當,也提升了相關領域的國際話語權。除了堅定推進“雙碳”程序外,大陸政府還出資200億元人民币設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大陸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有多個能源基礎設施合作項目,這将使得大陸未來可以在協助“一帶一路”國家實作其能源轉型和碳中和目标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巴黎協定》規定,從2023年開始,每5年将對全球行動總體進展進行一次盤點審查,以幫助各國提高力度、加強國際合作,實作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标。

[2]https://fortune.com/2023/07/13/john-kerry-stupid-lie-private-jets-climate-change-house-republicans/

[3]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 congress/house-bill/1107/al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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