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華文明，回到人本身

作者 | 李淳風

民國十年，梁漱溟先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書中預言：“最近未來之世界文化，将為中國文化之複興。”

中國文化複興，如今看來已無疑惑，而它能否感召世界，則殊賴今日之努力程度。全球文明倡議，便是在文明複興的時勢下，中國人一種自覺的文明擔當。

中國文明，核心是仁。仁為何物？就是讓人成為人的東西，亦即人性之善。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明，是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是對人與人應當如何和諧相處、美美與共的一系列深徹的倫理探讨，并在結論基礎上，引以為社會的規範。

“已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一種自内而外的路徑，一種反身思辨、推己及人的根本态度，就是中國文明的精神。而這一精神，因其來自對人的信任、對人性光輝的肯定，而對一切人具有普遍性。

01

人之共欲

既說儒家文明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第一步就要弄清何為人性。這就要先跳過孔子，從孟子說起。

孟子是儒家大師中首先直接談論人性的，并且旗幟鮮明地主張人性善。

 紀錄片《中國》劇照

道德哲學是理性的，主張性善、性惡或者無善無惡，都需要邏輯嚴密的論證。也就是說，孟子之是以主張人性善，是因為他證明了人性本善，而不是因為他在能言善辯上壓制住了他人。

所謂人性，是相對于動物性而言。動物的世界隻有生存、繁衍，它們的行為決定于自然機制的設定，是以是沒有對錯、善惡的。“對錯”“善惡”是獨屬于人類社會的，隻對人有價值，對于動物和自然界而言，沒有意義。

狼吃羊、老虎吃豬，在人看來無論過程和結果都十分殘酷，但這隻是一種食物鍊設定，沒有道德意義。

人也是動物，在食物鍊意義上說，早期從自然界獲得食物，捕殺禽獸，也沒有道德意義。但是，當人類社會進化，分工細化，階層、階級形成，族群、國家邊界确立，這種食物鍊意義，就擴充到了人類内部。強勢者、強勢階層、強勢集團和強勢國家與弱勢者、弱勢階層、弱勢集團、弱勢國家之間，會在事實上構成一種類似自然食物鍊的關系，物種之間的食物鍊厮殺，會轉變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厮殺。這個時候，如果依然按照自然食物鍊的規則運轉，沒有道德限制，那麼人類就無法共存于世。

人和動物在基本欲望上是一樣的，但人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這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刨除了動物性之後剩下的人性。隻有一點點差別，是以孟子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稀”。這一點點的差別，就是善，就是人具有普遍的、對于同類的道德性。

動物偶或也顯示出感情，比如舐犢情深，比如元好問《雁丘詞》中所描述的一隻大雁被獵人射落，另一隻悲傷之餘，觸地而死。但都是個案，普遍的情況是，動物中的強者會獨占資源，隻有剩餘部分才按等級消費，動物還會丢下族群中的弱者，讓它們去犧牲。

孟子如何論證這普遍的一點點差別于動物的人性呢？這就是我們十分熟悉的那個場景設定：“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是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是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見到一個孩子就要跌入井中，電光石火之間，任何人都會心中揪緊、悚然而驚。如果就在身邊，就會不假思索伸手去拉住這孩子。之是以有這種反應，是發乎人性，而不是因為想要結交孩子的父母，想要在鄉黨朋友當中樹立好名聲，也不是因為不想聽到孩子的哭喊。

就是這電光石火的一刻，閃現了那極為稀有的人性。每個人都會做這樣的反應，而動物是不會的。

孟子接着說：“由是觀之，無恻隐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他說沒有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那就不是人。這不是罵人，而是心平氣和地告訴大家，這些就是人獨有的，也是人差別于動物的天然情感。

是以我們建立人類社會的共處規則，就應當從人性出發，而不是從動物性出發，否則就無所謂“建立”。恻隐之心，是仁的發端。同理，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儒家的人倫法則就從中推論出來了。這些概念孔子早已闡發過，孟子是用一種實證的方式來證明，儒家道德哲學不是強行的規定，是自生于人本身，因而是人性的要求。

但現實當中，很多人并不仁義禮智，那是因為，他們自損了人性。“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孔子》劇照

孟子所舉的這個實證性的場景，最關鍵的一點是它具有普遍性，且具有反身性。我會這樣做，别人也會這樣做，我相信當我身處險境的時候别人會下意識地伸手，别人身處險境，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我們由此來确認我們是人。同處于社會這個共同體當中，這是我們都希望看到的，是人類的共欲。

是以儒家的倫理根本也就順理成章地形成了：“己欲立則立人，己欲達則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政治治理的目的，就是達緻一種符合道德的公正。從儒家對道德的發現出發，治理就是這樣一種邏輯：“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02

非宗教

人類文明發育的早期，對自然、社會的認識都極其有限，是以每一種文明原初精神的發端，都會受制于初民時代的認知能力和當時的應激性反應。

普遍的應激性反應，就是宗教。

因為無法了解，又無比恐懼，為了解釋那些疑惑，平息日常恐懼，人們就根據人的形象，想象一個無所不能地表達意志的實體，也想象它的意志，通過自認為對它意志的遵從，對它欲求的滿足，來求得慰藉和心安。世界上出現過的有影響的文明，失落的和現存的，多數都有一個宗教性的核心。

紀錄片《中國》劇照

中國文明早期也具有宗教特征。比如在商朝，就經曆了漫長的人與上帝交易的過程，以人作為犧牲，去滿足上帝這個最高意志的欲求，來換得族群發展、權力鞏固的“天命”。而要讓宗教這種精神形式維持下去，就必然要把人，即同類，劃分為三六九等，總有一些人在價值上是比較輕的，甚至等同于動物的，比如奴隸。而奴隸又主要從戰争中獲得，是以外部族群就是奴隸的後備軍，也是作為人的價值甚輕的，殺戮起來便沒有道德負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商朝文明的一個顯著價值觀。

其它文明的宗教也大抵如此。比如中世紀基督教，就通過原罪說、福禍論來控制人，也由此來貶損人的價值。貶損是行不道德之事而又擺脫道德譴責的必要步驟，貶損，為所有不符合人性的行為、法則提供合法性。

但是中國很快就抛棄了宗教，也抛棄了從意識形态角度系統性地貶損人的價值的做法，因為在周朝，儒家崛起了。人，也就崛起了。

周朝推翻商朝，周公創制。周朝的制度确立了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的政治倫理基礎，反對那種宗教式的天人交易，認為道德是政治的合法性所在，人心向背才是天命的展現，“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以政治不再聽從宗教的擺布，治理之根本，不在于上帝喜不喜歡，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人性，是否被老百姓所肯定。政權也就不必在推測天意的過程中惶惑不安，重點在于關注當下的現實生活，從現實當中去尋找安全感。

這就是禮的作用，禮是發乎内心需求的，合于人性的行為方式，遵從禮，就是遵照内心，遵照人類的共欲。我們隻需要為不符合禮而愧怍，符合禮，那就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禮展現的是符合人性的倫理，倫理代替了宗教，用來保持中國人内心的平衡與秩序。至于後來機械化為“吃人的禮教”，引起五四先賢們的群起而攻，那是後話，是精神被扭曲甚至走向反面的結果，不是源頭上應負的責任。

嚴格地說來，儒家文明其實從周公開始就産生了。隻不過在當時的認識水準條件下，還沒有把它哲學化、思想化，而是從制度實踐的方向上去展現儒家觀念。承擔把它哲學化、思想化使命的，就是孔子。

禮是發乎内心需求的，合于人性的行為方式 / 紀錄片《中國》劇照

孔子通過對周朝典章制度、禮儀規範的研究，抽象出了其中的精神線索，從中總結出發乎内心、彼此關照人類共欲的治理思路，通過對人性中獨有的愛（仁）的弘揚，主張一切政治社會規範是否合宜，就看它是否符合人性要求。通過一生中孜孜不懈的求索，通過那自謂“述而不作”的傳述、講授，徹底地将政治世俗化，把政治這一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器，從神的手中奪過來，傳遞于人。

孔子不但旗幟鮮明地反對宗教支配政治進而誕生和綿延的人祭、人殉陋習，甚至于，他對于放棄人殉之後以人形陶俑作為殉葬品，也一樣十分反感：“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究其原因，人之是以用人形陶俑殉葬，是因為内心當中還對以人殉葬保留着一絲肯定，孔子自然不能同意。

儒家以倫理代宗教，讓文化和政治回到人性軌道中來，但是，超自然的問題—宗教之是以興起的因由，卻難以從人類社會根除出去。比如，世間有沒有鬼神？死後還有沒有另一個世界？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鬼神世界？

孔子的政策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不理他。“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去涉及。在一些實在不能回避的時候，他就用人性法則去解答具體問題。比如，人問是要媚于竈還是媚于奧—向哪個神祇求助更好？孔子說，“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如果違背人性的自然法則，那向誰求助也沒用。

孔子作為商人後裔，對商朝宗教性行為與政治倫理結合一體的惡果自然十厘清楚。往後之人類曆史，也一再證明宗教掌控權力帶來的殘酷後果。

其一，宗教所尊崇的神的神聖性，會使人們動辄得咎。如果人們對教義提出一點懷疑，就可能有性命之憂。比如英國，亨利八世引據聖經證明基督的血肉存在于儀式之中，懷疑者以火焚死。文藝複興時意大利科學家布魯諾主張日心說，與基督教義在推論上違背，也被處以火刑。

其二，宗教會讓野心家獲得過大的權力，進而幹涉人性本真的實作，并且足以為巨禍于人間。如中世紀歐洲教會事實上獲得了上帝代理人的地位，有神聖光環加持，便可為所欲為。

其三，宗教之神的神聖性也會讓教徒成為排他性團體，互相攻伐，将他者視為異端，必欲除之而後快，使權力轉換為血腥武力，而人與人之間難以和諧為善。中世紀歐洲頻仍的宗教戰争，以及跨越文明的宗教征伐（如十字軍東征），都是例證。

文明遠離鬼神、宗教的結果，就是消融界限，減少禁忌，有利于不同區域之間人們的友善往來。正是得益于儒家确立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中華文明從商到周發生了質變，從商朝與其它文明同質的鬼神、宗教世界中自拔出來，抛棄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以同一的、善的人性來打量和了解同類，如此，方有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以及天下體系的形成。

紀錄片《中國》劇照

文明無優劣，“聞道有先後”而已。是以中華文明之外的其他族群，也沒有在智識和道德上低人一等，隻要對文明有認同，就是一家人。文明沒有邊界限制，“天下無外”，甚至“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這樣的文明擴充，是基于内心真實的呼聲，誠懇的認同，而不是強力的輸出，因為這是人之共欲。中華文明對于其它文明的進入，也是開放的，外部文明進來之後，既改革、豐富中華文明，又最終被吸納同化為其中的一部分。典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來到中國，都與中國儒家文明進行了思想上的混合改造，最令人驚奇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又如元朝統治，在如此強勢的外來政權壓迫之下，中華文明依舊強韌生存，最終把這些當時的外族也納入文明體系之中。

大同理想的誕生，正是建立在這一認識論基礎上。

03

人就是價值

所謂大同理想，就是《禮記·禮運》中對儒家社會理想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是中國人曆朝曆代共同的理想。我們隻打量這段優美又精到的描述，便可以看見在這樣一個理想世界裡，人與人之間如何無私而盡善。

大同理想，是曆朝曆代中國人的向往 / 紀錄片《中國》劇照

而這無私而盡善的世界，必須依靠對人性的一個整體上的實作。人性是自在的，通過激發、學習、踐行，變成一種自覺的狀态。

不需要神的介入和幫助，人類真能夠這樣相處嗎？世界會向着這樣的方向發展嗎？

孔子對自己是自信的，是以他認為自己背負上天賦予的文明使命，明辨笃行，不需要假借宗教這樣的外力，撇而不談。不理會，是最大的蔑視，也是對于無法根除之錯誤認識，最好的攻擊辦法。

更重要的是，孔子對人是信任的。這種信任是對人性向善、文明向上的信任。在他對人的劃分當中，有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但沒有壞人，這是一個善良的人組成的梯次結構，人們可以在向善本能驅使之下，通過知與行，而向着更高的境界去攀升。

是以社會的治理首先就在于讓人們根據内心指引去向善、向上，達緻共同福祉最根本的途徑是每一個人都發揚内在于人本身的仁義禮智信。于是我們就看到，儒家道德哲學、政治哲學，都是談論人的，談論如何學習，而不講權力鬥争，不講政治概念。從内省的角度來讓自己變得更好，人人都發揚這一共欲，那麼良善的治理就水到渠成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這樣實作一種邏輯貫通。在這一邏輯之下，政治當以人本身作為目的，乃無疑義。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 紀錄片《中國》劇照

梁漱溟先生慨歎：“這是何等精神！”固然如此，但我們也知道，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在現實治理當中極難達緻。然而儒家又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既為人，對本性中善的發揚，再難也值得，這就是一代代中國儒家士人的精神。在中國社會的最基層，人與人之間以發乎人性的倫理為規範，追求一種人性的自治，是從未斷絕的，盡管它的效果可能一直不夠理想。仁義禮智信，應當“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

人類曆史的現實，往往是反其道而行的，正如老子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随着世界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發端之後，愈演愈烈，一切都被資本化，而人又被資本工具化。

于是，人類本性中的善被欲望所掩蓋，動物性泛濫于人類社會，而人們又将動物性的欲求合理化，将它當作人性，繼而加以美化。這就使得沖突充塞于社會，而後溢出國界，殖民、侵略、剝奪泛濫為災，無論是社會内部還是國際之間，貶損人的價值以實作自私的目的，早已成為一種普遍而“合理”的現象。國際之間，是一個叢林社會，強者往往以他人之陷入困境乃至絕境，作為自身安全與利益的前提。

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這樣的強者支配的世界，一言以蔽之，“目中無人”。

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就是在陷入動物性支配關系、食物鍊關系的惡劣現實當中，強調人與動物的本質差别，張揚人的價值，并以此為出發點，尋求最大限度的公正的實作。馬克思所說的“生産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作為目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正是要讓社會向往以人性為基礎的美好。

紀錄片《中國》劇照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也正是人之共欲，其理想的共産主義社會，與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除了生産力條件的差别之外，本質上是一緻的，這兩者是同頻共振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能夠迅速被中國知識精英所向往，并且也被普通中國人所迅速認同與接受的文明邏輯。

我們今天呼籲“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發出全球文明倡議，既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也是站在中華文明基礎上。隔閡、沖突以及強者貶低弱者的局面，不會在短期内改善，但理想是用來即近的，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人性基礎上，互相了解與成全，久久為功，世界必将更好。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編輯 | 雷墨

排版 | 風間澈

關注南風窗，檢視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