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华文明，回到人本身

作者 | 李淳风

民国十年，梁漱溟先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预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

中国文化复兴，如今看来已无疑惑，而它能否感召世界，则殊赖今日之努力程度。全球文明倡议，便是在文明复兴的时势下，中国人一种自觉的文明担当。

中国文明，核心是仁。仁为何物？就是让人成为人的东西，亦即人性之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是对人与人应当如何和谐相处、美美与共的一系列深彻的伦理探讨，并在结论基础上，引以为社会的规范。

“已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自内而外的路径，一种反身思辨、推己及人的根本态度，就是中国文明的精神。而这一精神，因其来自对人的信任、对人性光辉的肯定，而对一切人具有普遍性。

01

人之共欲

既说儒家文明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第一步就要弄清何为人性。这就要先跳过孔子，从孟子说起。

孟子是儒家大师中首先直接谈论人性的，并且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性善。

 纪录片《中国》剧照

道德哲学是理性的，主张性善、性恶或者无善无恶，都需要逻辑严密的论证。也就是说，孟子之所以主张人性善，是因为他证明了人性本善，而不是因为他在能言善辩上压制住了他人。

所谓人性，是相对于动物性而言。动物的世界只有生存、繁衍，它们的行为决定于自然机制的设定，所以是没有对错、善恶的。“对错”“善恶”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只对人有价值，对于动物和自然界而言，没有意义。

狼吃羊、老虎吃猪，在人看来无论过程和结果都十分残酷，但这只是一种食物链设定，没有道德意义。

人也是动物，在食物链意义上说，早期从自然界获得食物，捕杀禽兽，也没有道德意义。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化，分工细化，阶层、阶级形成，族群、国家边界确立，这种食物链意义，就扩展到了人类内部。强势者、强势阶层、强势集团和强势国家与弱势者、弱势阶层、弱势集团、弱势国家之间，会在事实上构成一种类似自然食物链的关系，物种之间的食物链厮杀，会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厮杀。这个时候，如果依然按照自然食物链的规则运转，没有道德约束，那么人类就无法共存于世。

人和动物在基本欲望上是一样的，但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刨除了动物性之后剩下的人性。只有一点点区别，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一点点的区别，就是善，就是人具有普遍的、对于同类的道德性。

动物偶或也显示出感情，比如舐犊情深，比如元好问《雁丘词》中所描述的一只大雁被猎人射落，另一只悲伤之余，触地而死。但都是个案，普遍的情况是，动物中的强者会独占资源，只有剩余部分才按等级消费，动物还会丢下族群中的弱者，让它们去牺牲。

孟子如何论证这普遍的一点点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呢？这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个场景设定：“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见到一个孩子就要跌入井中，电光石火之间，任何人都会心中揪紧、悚然而惊。如果就在身边，就会不假思索伸手去拉住这孩子。之所以有这种反应，是发乎人性，而不是因为想要结交孩子的父母，想要在乡党朋友当中树立好名声，也不是因为不想听到孩子的哭喊。

就是这电光石火的一刻，闪现了那极为稀有的人性。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反应，而动物是不会的。

孟子接着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他说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那就不是人。这不是骂人，而是心平气和地告诉大家，这些就是人独有的，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天然情感。

所以我们建立人类社会的共处规则，就应当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动物性出发，否则就无所谓“建立”。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同理，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儒家的人伦法则就从中推论出来了。这些概念孔子早已阐发过，孟子是用一种实证的方式来证明，儒家道德哲学不是强行的规定，是自生于人本身，因而是人性的要求。

但现实当中，很多人并不仁义礼智，那是因为，他们自损了人性。“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孔子》剧照

孟子所举的这个实证性的场景，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具有普遍性，且具有反身性。我会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我相信当我身处险境的时候别人会下意识地伸手，别人身处险境，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我们由此来确认我们是人。同处于社会这个共同体当中，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是人类的共欲。

因此儒家的伦理根本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政治治理的目的，就是达致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从儒家对道德的发现出发，治理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02

非宗教

人类文明发育的早期，对自然、社会的认识都极其有限，所以每一种文明原初精神的发端，都会受制于初民时代的认知能力和当时的应激性反应。

普遍的应激性反应，就是宗教。

因为无法理解，又无比恐惧，为了解释那些疑惑，平息日常恐惧，人们就根据人的形象，想象一个无所不能地表达意志的实体，也想象它的意志，通过自认为对它意志的遵从，对它欲求的满足，来求得慰藉和心安。世界上出现过的有影响的文明，失落的和现存的，多数都有一个宗教性的核心。

纪录片《中国》剧照

中国文明早期也具有宗教特征。比如在商朝，就经历了漫长的人与上帝交易的过程，以人作为牺牲，去满足上帝这个最高意志的欲求，来换得族群发展、权力巩固的“天命”。而要让宗教这种精神形式维持下去，就必然要把人，即同类，划分为三六九等，总有一些人在价值上是比较轻的，甚至等同于动物的，比如奴隶。而奴隶又主要从战争中获得，因此外部族群就是奴隶的后备军，也是作为人的价值甚轻的，杀戮起来便没有道德负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商朝文明的一个显著价值观。

其它文明的宗教也大抵如此。比如中世纪基督教，就通过原罪说、福祸论来控制人，也由此来贬损人的价值。贬损是行不道德之事而又摆脱道德谴责的必要步骤，贬损，为所有不符合人性的行为、法则提供合法性。

但是中国很快就抛弃了宗教，也抛弃了从意识形态角度系统性地贬损人的价值的做法，因为在周朝，儒家崛起了。人，也就崛起了。

周朝推翻商朝，周公创制。周朝的制度确立了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的政治伦理基础，反对那种宗教式的天人交易，认为道德是政治的合法性所在，人心向背才是天命的体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政治不再听从宗教的摆布，治理之根本，不在于上帝喜不喜欢，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人性，是否被老百姓所肯定。政权也就不必在推测天意的过程中惶惑不安，重点在于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从现实当中去寻找安全感。

这就是礼的作用，礼是发乎内心需求的，合于人性的行为方式，遵从礼，就是遵照内心，遵照人类的共欲。我们只需要为不符合礼而愧怍，符合礼，那就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礼体现的是符合人性的伦理，伦理代替了宗教，用来保持中国人内心的平衡与秩序。至于后来机械化为“吃人的礼教”，引起五四先贤们的群起而攻，那是后话，是精神被扭曲甚至走向反面的结果，不是源头上应负的责任。

严格地说来，儒家文明其实从周公开始就产生了。只不过在当时的认识水平条件下，还没有把它哲学化、思想化，而是从制度实践的方向上去体现儒家观念。承担把它哲学化、思想化使命的，就是孔子。

礼是发乎内心需求的，合于人性的行为方式 / 纪录片《中国》剧照

孔子通过对周朝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的研究，抽象出了其中的精神线索，从中总结出发乎内心、彼此关照人类共欲的治理思路，通过对人性中独有的爱（仁）的弘扬，主张一切政治社会规范是否合宜，就看它是否符合人性要求。通过一生中孜孜不懈的求索，通过那自谓“述而不作”的传述、讲授，彻底地将政治世俗化，把政治这一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器，从神的手中夺过来，交付于人。

孔子不但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支配政治从而诞生和绵延的人祭、人殉陋习，甚至于，他对于放弃人殉之后以人形陶俑作为殉葬品，也一样十分反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究其原因，人之所以用人形陶俑殉葬，是因为内心当中还对以人殉葬保留着一丝肯定，孔子自然不能同意。

儒家以伦理代宗教，让文化和政治回到人性轨道中来，但是，超自然的问题—宗教之所以兴起的因由，却难以从人类社会根除出去。比如，世间有没有鬼神？死后还有没有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鬼神世界？

孔子的策略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不理他。“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去涉及。在一些实在不能回避的时候，他就用人性法则去解答具体问题。比如，人问是要媚于灶还是媚于奥—向哪个神祇求助更好？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违背人性的自然法则，那向谁求助也没用。

孔子作为商人后裔，对商朝宗教性行为与政治伦理结合一体的恶果自然十分清楚。往后之人类历史，也一再证明宗教掌控权力带来的残酷后果。

其一，宗教所尊崇的神的神圣性，会使人们动辄得咎。如果人们对教义提出一点怀疑，就可能有性命之忧。比如英国，亨利八世引据圣经证明基督的血肉存在于仪式之中，怀疑者以火焚死。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主张日心说，与基督教义在推论上违背，也被处以火刑。

其二，宗教会让野心家获得过大的权力，从而干涉人性本真的实现，并且足以为巨祸于人间。如中世纪欧洲教会事实上获得了上帝代理人的地位，有神圣光环加持，便可为所欲为。

其三，宗教之神的神圣性也会让教徒成为排他性团体，相互攻伐，将他者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使权力转换为血腥武力，而人与人之间难以和谐为善。中世纪欧洲频仍的宗教战争，以及跨越文明的宗教征伐（如十字军东征），都是例证。

文明远离鬼神、宗教的结果，就是消融界限，减少禁忌，有利于不同区域之间人们的友善往来。正是得益于儒家确立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华文明从商到周发生了质变，从商朝与其它文明同质的鬼神、宗教世界中自拔出来，抛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以同一的、善的人性来打量和理解同类，如此，方有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以及天下体系的形成。

纪录片《中国》剧照

文明无优劣，“闻道有先后”而已。因此中华文明之外的其他族群，也没有在智识和道德上低人一等，只要对文明有认同，就是一家人。文明没有边界限制，“天下无外”，甚至“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样的文明扩展，是基于内心真实的呼声，诚恳的认同，而不是强力的输出，因为这是人之共欲。中华文明对于其它文明的进入，也是开放的，外部文明进来之后，既改革、丰富中华文明，又最终被吸纳同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典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来到中国，都与中国儒家文明进行了思想上的混合改造，最令人惊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又如元朝统治，在如此强势的外来政权压迫之下，中华文明依旧强韧生存，最终把这些当时的外族也纳入文明体系之中。

大同理想的诞生，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上。

03

人就是价值

所谓大同理想，就是《礼记·礼运》中对儒家社会理想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中国人历朝历代共同的理想。我们只打量这段优美又精到的描述，便可以看见在这样一个理想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如何无私而尽善。

大同理想，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向往 / 纪录片《中国》剧照

而这无私而尽善的世界，必须依靠对人性的一个整体上的实现。人性是自在的，通过激发、学习、践行，变成一种自觉的状态。

不需要神的介入和帮助，人类真能够这样相处吗？世界会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吗？

孔子对自己是自信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背负上天赋予的文明使命，明辨笃行，不需要假借宗教这样的外力，撇而不谈。不理会，是最大的蔑视，也是对于无法根除之错误认识，最好的攻击办法。

更重要的是，孔子对人是信任的。这种信任是对人性向善、文明向上的信任。在他对人的划分当中，有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但没有坏人，这是一个善良的人组成的梯次结构，人们可以在向善本能驱使之下，通过知与行，而向着更高的境界去攀升。

所以社会的治理首先就在于让人们根据内心指引去向善、向上，达致共同福祉最根本的途径是每一个人都发扬内在于人本身的仁义礼智信。于是我们就看到，儒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都是谈论人的，谈论如何学习，而不讲权力斗争，不讲政治概念。从内省的角度来让自己变得更好，人人都发扬这一共欲，那么良善的治理就水到渠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样实现一种逻辑贯通。在这一逻辑之下，政治当以人本身作为目的，乃无疑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纪录片《中国》剧照

梁漱溟先生慨叹：“这是何等精神！”固然如此，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在现实治理当中极难达致。然而儒家又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既为人，对本性中善的发扬，再难也值得，这就是一代代中国儒家士人的精神。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人与人之间以发乎人性的伦理为规范，追求一种人性的自治，是从未断绝的，尽管它的效果可能一直不够理想。仁义礼智信，应当“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

人类历史的现实，往往是反其道而行的，正如老子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随着世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端之后，愈演愈烈，一切都被资本化，而人又被资本工具化。

于是，人类本性中的善被欲望所掩盖，动物性泛滥于人类社会，而人们又将动物性的欲求合理化，将它当作人性，继而加以美化。这就使得冲突充塞于社会，而后溢出国界，殖民、侵略、剥夺泛滥为灾，无论是社会内部还是国际之间，贬损人的价值以实现自私的目的，早已成为一种普遍而“合理”的现象。国际之间，是一个丛林社会，强者往往以他人之陷入困境乃至绝境，作为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前提。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这样的强者支配的世界，一言以蔽之，“目中无人”。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是在陷入动物性支配关系、食物链关系的恶劣现实当中，强调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张扬人的价值，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求最大限度的公正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作为目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要让社会向往以人性为基础的美好。

纪录片《中国》剧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也正是人之共欲，其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除了生产力条件的差别之外，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两者是同频共振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能够迅速被中国知识精英所向往，并且也被普通中国人所迅速认同与接受的文明逻辑。

我们今天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发出全球文明倡议，既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也是站在中华文明基础上。隔阂、冲突以及强者贬低弱者的局面，不会在短期内改善，但理想是用来即近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人性基础上，相互理解与成全，久久为功，世界必将更好。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雷墨

排版 | 风间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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