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史：在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外書寫曆史

【圓桌對話】

編者按

自19世紀曆史學職業化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曆史書寫的主角。随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來，學者們開始嘗試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用跨國史的視角和架構重新考察曆史事件和人物等，曆史研究出現“跨國轉向”。跨國史的興起，拓寬了史學研究的主題和路徑，豐富了史學研究的内容，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大熱點，與此同時圍繞跨國史的争論也一直存在，包括對其概念定義的探讨、适用範圍、與民族國家史學的關系等。本刊邀請三位學者結合各自研究領域，探讨跨國史研究的興起、定義、局限及其與民族國家史學的關系，以期對相關問題作出探索和回答。

嘉賓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龐冠群

清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曹寅

東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伍斌

主持人

光明日報記者周曉菲

1.跨國史研究何以興起？何為跨國史？

主持人：英國曆史學家克裡斯托弗·希爾說過：“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書寫曆史，因為盡管過去不會發生改變，但現實是不斷變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對過去提出新問題，發現（與現在）相似的新領域，再現先輩經曆的不同側面。”20世紀下半葉，一些西方曆史學者開始嘗試打破民族國家架構的束縛，關注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主題，開啟了史學研究“跨國轉向”的潮流，請各位專家具體談談跨國史研究是如何興起的？

伍斌：跨國史的興起是對傳統民族國家史學的反思。19世紀曆史學走上專業化之時，正值民族主義在歐洲興起之際，這種民族主義對曆史學的發展影響巨大。民族國家日益成為人類活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次元的基本機關，其曆史自然成了曆史書寫的主角。曆史學成為“研究追溯民族國家如何演變與發展的一門學問”，承擔着教導國民、創造國民身份認同的使命。可以說，專業史學的興起同民族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

不過，随着史學的發展，專注于民族國家的曆史書寫逐漸顯現出其局限性，一些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類經曆無法被納入這種曆史解釋之中。美國曆史學家林恩·亨特指出，“早在20世紀50年代，民族國家叙事在西歐和美國就受到批判，這種情形在美國展現得尤為明顯。政治史，特别是對政府高層或政治精英行為的研究，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加的形形色色、受過教育的公衆之需求”。曆史學界開始對國史研究的統治地位發出挑戰。在這種沖擊下，曆史研究的内容逐漸向民族國家邊界之外延展。此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史學家重視各種互動網絡對人類經曆的影響，曆史研究出現了要超越民族國家叙事的強烈要求，跨國史應時而生。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跨國史日益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分支和路徑方法。

龐冠群：跨國史的興起以跨國概念的使用為前提。“跨國”一詞首先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經濟領域被使用，尤其是與跨國公司相聯系。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早在1962年就用“跨國社會”一詞來描述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包括貿易、移民、思想交流等。1970至1971年，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組織了一次關于“跨國關系”的會議。他們強調那些超越國家邊界的現象的重要性，呼籲研究者考察跨國組織及其互相作用。顯然，跨國史的興起晚于社會科學領域對跨國問題的讨論，也正是社科領域的相關讨論推動了史學界對全球史與跨國史的思考。伊恩·蒂雷爾等西方史家在90年代初推出了跨國史概念，考察跨國聯系對世界曆史的影響，探讨如何在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外進行曆史書寫。

此外，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文化遷移”研究也對跨國史影響頗深。法國學者米歇爾·埃斯巴涅和米夏埃爾·維爾納使“文化遷移”概念在語言學、文學和哲學等領域聲名遠播，他們研究18、19世紀法德兩個文化空間對思想、話語與文本的互相借用，考察重點是一種文化的元素如何遷移到另一種文化中并被改造和接受。雖然遷移研究仍以民族國家作為主要分析機關，但它為跨國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方法。如今，跨國史在史學領域已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所讨論的問題、所采用的視角具有多樣性與開放性。

曹寅：其實，跨國史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興起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脈絡，是以需要差別對待。在美國，冷戰時期區域研究的興起為美國各高校曆史系提供了大量研究非西方地區曆史的學者。但多數高校的曆史系還是以西方史為主流，是以那些專長于中國史、加納史或埃及史的學者處于較邊緣的位置。在承擔這些國别曆史教學任務的同時，他們還常常被要求負責亞洲、非洲或阿拉伯世界曆史課程的設計與講授。區域研究的訓練背景以及講授更廣闊世界曆史的教學要求，使得這些曆史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人類曆史程序中跨國聯系的重要性。同時，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又為跨國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加劇進一步促使這些曆史學者思考人類曆史上的“流動”和“互動”，跨國史研究也是以在美國（尤其是東西海岸受移民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讨論。

跨國史研究在歐洲的發展，則與美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在英國，傳統的英帝國史天然有着跨國史的特征，但是這種傳統英帝國史的問題在于過度強調宗主國對單個殖民地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帝國史”開始嘗試恢複殖民地及其土著的主體性，但宗主國-殖民地雙向互動的線性模式并未被打破。進入21世紀後，一些學者開始号召關注帝國結構中殖民地之間的互動，為帝國史的跨國轉向注入新的視角。目前諸如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華威大學等英國高校都開設了以帝國史為出發點的跨國史課程以及研究所學生項目。

近年來，德國曆史學界對跨國史研究的興趣日益高漲。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歐洲一體化程序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德國跨國企業全球擴張的需求。在德國聯邦教育部和大衆基金會的資助下，諸如柏林自由大學、洪堡大學、康斯坦茨大學、海德堡大學等機構都開設了跨國史的研究所學生課程。與美國和英國不同，德國的跨國史研究更多根植于其東方學傳統。

21世紀以來，跨國史研究在中國也成為一種風尚，這與“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有着密切聯系。首都師範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相繼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也開設了全球史和跨國史的相關課程，跨國史研究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主持人：跨國史自興起以後得到衆多學者的支援，與此同時争論也一直存在，包括對其概念内涵的界定，請各位專家談談跨國史與同時期興起的全球史、國際史等概念之間存在哪些異同？

伍斌：關于什麼是跨國史，學術界定義雖多，但大同小異。我認為香港大學徐國琦教授關于何為“跨國史”的總結較為全面。概括來說，跨國史旨在打破民族國家的局限，在國際體系和文化背景之下研究曆史；側重研究非政府、非官方因素，如跨國移民、非政府組織、疾病、環境等在人類曆史上的意義；注重多語種、多邊檔案的使用；強調“自下而上”研究曆史，文化因素、各種非政府的跨國關聯成為跨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過去30年跨國史的迅速發展，是曆史學家空間觀念變化的一種反應。全球史與國際史的興起，也是這種反應的表現。跨國史的發展甚至對全球史造成了沖擊。林恩·亨特指出，“大多數的全球史是跨國史和比較史，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史”。其實，跨國史與全球史的緊密關聯，使得二者已經很難彼此分離。二者有共同的目标，即超越“容器式思維”的做法。不過，二者的側重點并不相同。全球史更為關注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結構性變化與整合，并從全球層面分析因果關聯；而跨國史往往關注世界數個地域之間的互動程序。也有學者将跨國史與國際史相提并論，事實上二者在研究旨趣上同樣存在差異。國際史側重政治層面的考察，跨國史則關注社會文化層面的研究。總體而言，跨國史、全球史、國際史在研究視角、旨趣方面的相似性要遠大于彼此間的差異，三者之間并無明晰界線。它們都對各種流動、交換，以及跨邊界程序所構成的網絡予以關注，以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打破各種“中心主義”叙事。此外，它們對空間的關注，也挑戰了以時間為中心的曆史研究傳統，共同推動了曆史研究的“空間轉向”。

龐冠群：跨國史是力圖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但又不否定民族國家架構的一種曆史研究路徑，重點考察人員、商品、技術、文化的跨國流動在形成現代性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不同空間的互動與交流，尤其關注國家間關系之外産生的流動。

根據2009年出版的《帕爾格雷夫跨國史辭典》，跨國史可被視作全球史的一部分，編者沒有把這兩個概念徹底區分開。不過，跨國史在概念上依然保留了國家這一次元，而全球史的概念本身強調超越民族國家。

“國際”一詞強調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國際史關注由複雜的國家間關系構成的國際事務；而跨國史更重視非國家行為體，比如在國家邊界之外行動的協會或網絡。不過，跨國史與國際史也存在交集，例如，環境問題既涉及國家之間的互動，也涉及非政府組織的行動。

曹寅：就我所觀察到的情形而言，關于跨國史和全球史概念差異的讨論往往流于空泛，對實際研究沒有太大幫助。在我看來，跨國史和全球史沒有本質差別，多數情況下可以互通互用。兩者都建立在對民族國家曆史叙事範式的反思基礎之上，都強調超越現代民族國家邊界的人口、商品、思想和制度的流動和互動。更需要指出的是，跨國史和全球史是通過聯系或比較的視角進行史學研究的一種方法，而非具有特定時空邊界的研究領域。是以，我們既可以用跨國史方法研究公元前3世紀歐亞大陸上的商品流動，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讨論19世紀印度洋模裡西斯島上印度族群社群的形成。跨國史的研究對象往往都是非國家行為體。

與跨國史和全球史不同，國際史更着眼于19世紀以來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其關注點也更多集中在國家層面的政治、外交、軍事領域。是以諸如一戰前期的英德關系、巴黎和會中的外交博弈等議題都屬于國際史而非跨國史的範疇。

2.跨國史研究的創新性與局限性

主持人：跨國史的興起，擴大了史學研究的範圍，開拓了曆史學者的研究視野，其研究成果也對一些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請各位專家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具體談談跨國史研究的開拓和創新之處。

伍斌：跨國移民帶有天然的跨國屬性。是以，在跨國史興起伊始，移民史領域就有數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的跨國移民史著作出版，且在近十數年間呈現出膨脹之勢。這些成果超越了以往基于民族國家的移民曆史叙事，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推動了移民史學的發展，個别研究還對相關陳說予以修正。

英國曆史學者弗蘭克·西斯爾思韋特、德國曆史學者德克·霍爾德、加拿大學者布魯諾·拉米雷斯等學者都積極展開對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和跨美洲移民的研究，将移民經曆融入更大的、全球性的移民叙事之中。英國曆史學者瑪格麗特·弗倫茨的《全球化世界中的社群、記憶與移民》一書則是将跨國史與新文化史相結合，考察被學界所長期忽視的印度果阿人多層級、長時段的曆史體驗。這些成果極大豐富了移民史研究的空間範圍和研究内容。

此外，傳統的移民史研究具有族裔中心主義的色彩，強調本族裔的特殊性。跨國移民史的研究除了在深度與廣度上對該領域有所推進外，也削弱了族裔中心主義，促進不同族裔間的了解。

曹寅：以印度史為例，20世紀上半葉，國際學術界對印度史的研究主要受到歐洲東方學傳統和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在此階段，多數研究都圍繞着國家機關和精英視角展開。自20世紀70年代起，受到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文化史的影響，印度史的“賤民研究學派”誕生。學者們開始解構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史學的精英宏大叙事，嘗試恢影印度基層邊緣群體的曆史能動性。21世紀以來，“賤民研究學派”的底層關注視角和跨國史研究方法在印度近現代史研究中逐漸交彙，湧現了一批探讨印度基層邊緣族群跨國流動與印度民族國家和現代世界體系關聯的成果。耶魯大學曆史系的阿姆瑞斯在《橫渡孟加拉灣：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一書中通過對19至20世紀往來于印度東南海岸和馬來半島的泰米爾底層移民經曆的挖掘和再現，展示了這些以往被精英史學叙事所忽略的人群如何通過自身的遷徙塑造了南亞、東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生态環境。我本人也運用跨國史方法對印度旁遮普錫克族群進行了研究。在以往民族國家史學的架構下，錫克族群在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學術界普遍認為印度教徒和世俗主義者是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角。但是我發現，20世紀初移居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美等地的錫克人是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柱力量。他們利用遍布亞洲各地的移民網絡積極組織和策劃了各地的反帝反殖民運動，有力推動了印度的獨立程序。但是這些跨國群體的事迹卻在印度民族國家史學叙事中被遺忘了。2021年，美國愛達荷州立大學的達塔出版專著《英屬馬來亞印度勞工女性的社會史》，進一步推動了印度史和跨國史方法的結合。她發現19至20世紀來到馬來亞的印度女性勞工在種植園的高壓管理和剝削關系中形成了集體性别意識，并發展出了獨特的抗争理念。她們對父權家庭結構、種植園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抗争，深刻影響了印度和馬來亞的政治程序和社會家庭結構。上述研究表明，跨國史方法正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印度史研究中，幫助我們進一步解構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史學建構的迷思。

龐冠群：法國史研究中的跨國轉向，在宏觀層面，布瓊主編的《法蘭西世界史》（2017年），選取了146個有代表性的年份，通過處在具體時刻的事物、人物和事件來闡述法國與外部世界的關聯與互動，從世界的角度書寫法國史。斯托瓦爾的《超越法蘭西國界》（2015年），從跨國史的角度考察大革命以降的法國史，探讨法國與歐洲其他地區、法屬殖民地以及美國的關系，揭示出其普遍主義傳統支配了法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互動。在中觀層面，跨大西洋視角下的法國殖民帝國史近年頗受矚目，這得益于21世紀初“法屬大西洋”概念的形成。這類研究探讨法屬大西洋社會如何被跨洋殖民主義網絡塑造，講述被奴役者視角的曆史；同時它也關注大西洋經濟對法國本土的影響，從跨國角度探索大革命起源問題。科學、知識、環境也是大西洋世界研究的關鍵詞。《大西洋世界的科學與帝國》（2008年）從比較與跨國的角度展現了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科學知識的形成，以及知識與殖民秩序的關聯。克裡斯托弗·帕森斯撰寫的《并非如此新的世界》（2018年），則梳理了18世紀法國殖民者對新大陸環境的認知與塑造以及由此形成的大西洋知識流動。在微觀層面，移民與難民問題天然具有跨國屬性。例如，南特敕令撤銷後，法國胡格諾教徒為逃避迫害流散至歐洲其他國家、北美、加勒比海、南非等地，《全球避難：帝國時代的胡格諾教徒》（2020年）正是關于胡格諾移民的研究。又如，西班牙内戰期間數十萬難民被迫移民，其中成千上萬的兒童逃離西班牙，在法國被安置、照料。近年一些研究聚焦這段被忽視的兒童難民史。關于著名戰役的跨國曆史記憶研究也屬于微觀層面，比如在滑鐵盧戰役200周年之際，福裡斯特讨論了歐洲各國對于這一戰役曆史記憶的塑造。總之，跨國史研究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它為知識史、記憶史等新領域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路徑，也為革命史、戰争史等傳統領域注入了活力。

主持人：曆史研究的跨國轉向，被美國外交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稱之為一場“史學革命”。跨國史在改變傳統史學觀念、更新史學研究範式的同時，也存在哪些問題和挑戰呢？

伍斌：“跨國”書史，無論在内容上或方法上，皆為曆史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重書了諸多舊有的叙事，深化了對整體曆史的認知。然而，它也具有局限性。還是以移民史為例，跨國移民牽涉多層次的社會領域，要真正了解移民的跨國活動和經曆，就必須在這些複雜的背景下展開研究。如果不充分考慮次國家、國家和超國家層面的關系，那麼對移民與本土居民之間關系的分析則會存在漏洞與偏頗。這往往超越單一研究者的能力，對曆史進行跨國叙述已非易事，而要在複雜的互動網絡中運用多語種的跨國史料把握因果關系，其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除了其特有的研究難度外，跨國史研究還可能存在武斷解釋曆史的問題。在澳洲曆史學家伊恩·泰勒爾看來，跨國史可能導緻曆史的簡化，“以關聯性這個單一尺度來衡量曆史，因而忽略了發展軌迹的多樣性以及往昔發展所産生的影響”。

曹寅：2017年普林斯頓大學的曆史學家阿德爾曼在網絡平台發表了《現在的全球史是什麼？》一文，引起學術界的轟動。文中指出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加速助長了公衆、資本和決策者對人類社會進步取決于廣泛聯系和互動的樂觀情緒。學術界迎合了這種樂觀情緒，廣泛宣揚以聯系和互動為核心概念的跨國史（全球史）。但是，許多以人類社會在曆史上的聯系和互動為主題的研究不僅流于膚淺，缺乏問題意識和批評性，甚至為當今世界新自由主義秩序下不平等和不可持續的全球化程序背書。阿德爾曼發現那些關注曆史上跨國聯系和互動的研究者也正是當今世界聯系和互動的獲益者，而他們關注研究的對象則更多是有能力可以自由跨國流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我認為阿德爾曼指出了跨國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即隻關注表面的跨國聯系和互動，卻不願深挖這些聯系和互動背後的權力關系。一些群體因為跨國聯系和互動而獲益，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大多數無法自由流動的基層邊緣群體。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僅無法參與流動和聯系，甚至因為精英主宰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續的關系而蒙受損失。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跨國史研究的最終關懷是什麼？如果僅僅将跨國史看作是對民族國家曆史叙事的一種補充，那它将無法擺脫民族國家史學中的精英宏大叙事。我認為應該将跨國史作為一種批判性工具，更深層次地了解跨國物種、人口、商品、知識、制度流動中存在的不平等關系，挖掘和還原這些流動中弱者的聲音。總之，要時刻警惕那種将跨國史看作是為精英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提供曆史合法性平台的想法，使其避免淪為權力和資本的助推器。

龐冠群：我覺得，跨國史研究應避免過分拔高外源性解釋，忽視内源性解釋。法國史學者大衛·貝爾就深刻批判了跨國與全球轉向影響下法國革命史研究中出現的這一傾向，研究者誇大了奴隸制問題、殖民地騷亂在大革命政治讨論中所占據的位置。這意味着跨國史可能将邊緣問題帶至史學研究的中心，可能會模糊中心問題與邊緣問題的關系。跨國轉向像曆史學的其他轉向一樣，能夠改變我們觀察問題的視角，比如從被剝奪者的角度重新審視權力關系。但各種令人眼花缭亂的轉向，并不能徹底取代舊有的研究方式。

在我看來，跨國史的挑戰主要來源于搜集、研讀多語言原始材料的困難。法國的跨國史研究先驅皮埃爾-伊夫·索尼耶指出，跨國史學者必須研究原始材料（無論是不是檔案），隻有當他們在原始材料中慢慢摸索時，才能看到各種流動、聯系和關系。跨國史不是對幾個國别曆史的拼貼。要較為細緻地重建跨越國界、地區甚至大陸的特定聯系與流動，需要原始資料的支撐。這意味着跨國史學者需要精通多門語言以處理原始材料，并能将微觀研究與宏觀視野相結合，将紛繁複雜的材料加以比較分析，并整合進一個統一的解釋架構中。

3.跨國史與民族國家史學的關系

主持人：跨國史研究似乎已成為一種潮流，但有些學者批評道，其關注跨國因素對國内曆史的塑造，民族國家在曆史研究和曆史書寫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削弱。請各位專家談談跨國史與民族國家史學的關系。

伍斌：史學研究可以走出民族國家。但至少在可預見的将來，民族國家仍然是曆史書寫的絕對主角。跨國史若對民族國家忽視乃至無視，無疑是本末倒置。誠如王立新所言，“跨國史是對國家曆史架構的補充，而不是替代”，入江昭提出“民族國家當然仍舊是了解曆史一個關鍵性的解釋架構，并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的重要性不會降低”。“跨國”更多的是主權國家主導下的“跨國”。是以，對任何自民族國家出現以來的跨國研究，主權國家仍然是無法繞過的參照因素。格奧爾格·伊格爾斯和王晴佳也指出，“民族國家實際上并沒有消失，相反，盡管像歐盟那樣的跨國政府已經創立，民族國家甚至還擴大了自己的功能”。跨國史隻是在某些特殊問題和領域相對于其他方法更為适用。

曹寅：目前絕大多數學術作品在運用跨國史方法時都會強調其對民族國家曆史叙事的補充和反思。如果深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跨國史研究，我們會發現許多跨國史的研究對象是有能力自由流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以及與之相關的思想、制度和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跨國史研究與民族國家史學之間存在着共性，即都受限于宏大叙事和精英視角，缺少對基層邊緣群體、非人類物種、自然環境的共情和關注。意識到跨國史可能存在與民族國家史學同樣的問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将基層群眾研究、環境史和微觀史的方法和理論運用到跨國史研究中，進而真正地将跨國史與基層關懷聯系起來。相關的代表作品包括戴維斯的《行者詭道》、科裡的《伊麗莎白·馬什的磨難：一個女人的世界史》、夏德明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互相沖突的世界》、沈艾娣的《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等等。是以，跨國史旨在反思的對象應該是民族國家史學背後的精英宏大叙事。

龐冠群：在建構民族國家的19世紀，專業化的曆史學形成了頌揚民族光榮崛起、講述民族傳奇的傳統。跨國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突破、挑戰本國例外論的曆史叙事，這種叙事建構了本國民族文化與曆史發展的獨特性，形成了以本國為中心的曆史觀。跨國史、全球史視野下的國别史研究，以批判性眼光看待所謂獨特的事物，并且強調民族國家是被外部環境所塑造的。美國曆史學家托馬斯·本德在《萬國一邦》一書的導言中指出，民族國家并不足以構成其自身的曆史背景，美國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題和事件都應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審視。法國史家克裡斯托夫·夏爾贊同本德提出的方法，認為可以将這一方法移植到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别史的研究中。

跨國史不僅要消解民族傳奇，同時也要面對曆史的重負、記憶的壓力，比如正視殖民帝國在奴隸制與奴隸貿易、殖民剝削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這樣的做法也是為了回應當下種族與文化多元化帶來的沖突與困境。

跨國史并非要完全抛棄民族國家曆史叙事，而是要修正它、補充它，但當我們面臨曆史教育問題時，二者之間仍然存在深層次沖突。如果把一切強調本國曆史特性的民族傳奇都消解掉，在曆史教學中會引發弱化民族紐帶的擔憂，這正是2015年法國曆史教學讨論中的重要議題。跨國史研究的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的突飛猛進，然而新世紀的發展表明民族國家依然堅挺，依然在世界事務中扮演核心角色。是以，未來的史學研究應注意實作跨國史與民族國家史學的平衡。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0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