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郁沁（章靜繪）
在西方中國研究領域内，傳統文人的轉型研究和中國工業史少有交集。對近代文人士大夫的個案研究更多關注那些成為知名學者、文學家和政治家的近代著名人物，而近代中國工業史更關注西方技術引進與本土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哥倫比亞曆史暨東亞系教授林郁沁的《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打破了這兩個曆史叙事之間的藩籬。在此之前，林教授最知名的著作是《施劍翹複仇案：民國時期公衆同情的興起與影響》。這部現代中國情感史的開創性作品在2007年獲得了美國曆史學會的費正清獎。《美妝帝國蝴蝶牌》延續了《施劍翹複仇案》的“微觀史”角度，但題旨更宏大。林郁沁通過對陳蝶仙及其事業相關史料的細讀，發掘了一位隐藏在鴛鴦蝴蝶派掌門人背後的成功企業家和知識傳播者。林教授進一步以陳蝶仙從知名作家到工業大亨的經曆為依據，提出了“民間工業主義”（vernacular industrialism）這個曆史範疇。這本書圍繞“民間工業主義”的讨論跳出了“發明-制造-擴散”的叙事窠臼，勾勒出一部從仿制、在地化到再仿制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工業史。陳蝶仙正是一位善于利用自身優勢和本地資源的仿制高手。這既是一部圍繞着陳蝶仙的微觀史，也是一次将文化史、科技史、經濟史和經營史融為一爐的成功嘗試。在《上海書評》的訪談中，林教授重點回顧了她是如何通過發掘陳蝶仙的故事來挑戰傳統曆史叙事的。
《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美]林郁沁著，陶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3年6月出版，332頁，89.00元
許多中國讀者都是通過《施劍翹複仇案：民國時期公衆同情的興起與影響》（Public Passions: The Shi Jianqiao Case and the Rise of Public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認識您的。這本書也是研究現代中國情感史的一部開創性著作。在那之後，有些讀者可能期望您進一步開拓情感史這一領域。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您從情感史轉向了科技史和工業史？
林郁沁：我是一個傾向于從史料入手的曆史學家。我心裡總是萦繞着一些關于中國現代史的大問題。因為對這些問題沒有固定的答案，是以我經常尋找有趣的案例來探索這些問題。在我第一本書裡，我集中發掘了施劍翹的故事。當我在閱讀她的背景資料，特别是在考察她向殺父仇人複仇這一案件的審判過程時，我就感覺到這是一個情感史的課題。同樣的，我在關注陳蝶仙之前就對科技史有一些比較寬泛的興趣，比如民國時代的城市文化和媒體。我在浏覽二十世紀初一本叫做《女子世界》的期刊時，發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專欄，主要内容是口紅、胭脂粉、補發劑以及各種化妝品的配方。它的目标讀者是那種有閑暇時間把自己的家變成實驗室的民國閨秀。這些配方的内容是相當科學的，它包括化學公式、複雜的實驗室儀器和相當水準的化學知識。經過一番考察，我發現專欄作者竟然就是作家陳蝶仙。衆所周知，陳蝶仙是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一位浪漫派小說家。他經常在報紙上連載小說，賺了很多錢。當我着手研究這位一邊撰寫如何在家裡制做化妝品的專欄文章，一邊通過言情小說吸引讀者的人物，我意識到我找到了一個相當豐富的案例。實際上，陳蝶仙也符合我對情動理論（affect theory）和情感史的興趣，因為他是從晚清文人的遊戲文化中走出來的浪漫派作家，而“情”乃是晚清文化的一個核心概念。由于陳蝶仙把這些情感元素注入了小說，是以他的浪漫小說都是關于愛的歡喜和悲怆的。是以，我對陳蝶仙的興趣也還是有一些情感史的成分。
陳蝶仙不僅是一位在印刷品市場上以情動人的傳統文人，也是一個在商場上雄心勃勃的創業人士。後來，他逐漸從文學家轉型成企業家，利用文學技巧和在上海編輯界的地位來推廣工業制造和化學知識。這樣一來，他的經曆自然而然地把我引向科學史和工業史的一些問題。那時科技史在美國和歐洲史學界正好處于一個開疆拓土的時代，我可以借鑒當代科技史學者提出的很多有趣的問題，來分析陳蝶仙這個令人神往的人物。一開始，我還隻是想分析《女子世界》裡那個化妝品制造的專欄，寫一篇文章或一個章節。但陳蝶仙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勝，以至于完全值得用一本書去研究他。
您已經出版的兩本書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微觀史”。微觀史的大師當屬卡洛·金茨堡（Carlo Ginsburg），他正好是您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讀博的老師。請問您怎麼看金茨堡式的微觀史及其應用？
林郁沁：是的，我讀研究所學生的時候，微觀史非常流行。那時微觀曆史之父金茨堡正好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教書，我有幸得其親炙，受益匪淺。他最有名的書《奶酪與蛆蟲》（The Cosmos and the Worms）研究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十六世紀意大利磨坊主，他對宇宙有自己的理論，即宇宙的結構類似于一個裡面有蛆蟲的奶酪。金茨堡出色地利用這個在法律審判史料中出現的古怪人物來了解十六世紀意大利農村的流行文化以及更大的結構性問題，他還通過這個案例來了解當時印刷業的興起。雖然金茨堡隻探索了一個案例，但卻提出了大問題。微觀曆史的長處就在于你能夠用一個案例分析更廣闊的曆史程序，但人需要一點運氣才能做微觀史，你必須找到合适的人物或者合适的案例加以研究。通常這些作為案例的人物或事件有很多圍繞他們的材料，使得你可以利用這些材料來思考更大的問題。在金茨堡的書中，那個古怪的磨坊主正好接受過宗教審判，是以有很多關于他的司法記錄，我們可以通過審判記錄聽到他的聲音。金茨堡也參考了當時一些關于宇宙學的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方興未艾的印刷術幫助下廣泛傳播。磨坊主正好能夠接觸和閱讀到一些異端邪說，進而形成一些對宇宙的文化了解。
與此類似，我在寫《施劍翹複仇案》和《美妝帝國蝴蝶牌》這兩本書時正好也找到了不同尋常的人物。他們的行為不一定符合當時的社會規範。我認為，隻有當你有非常特殊的人物或事件時，微觀曆史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要研究那些在當時看來不同尋常的人物？他們又不能代表當時的普通人。這會不會讓你的微觀曆史缺乏解釋力？”我的回答是，不是這樣。無論是施劍翹還是陳蝶仙，都不是當時的尋常人物，但這正好是他們的吸引力所在。當你的分析對象是那些非同尋常的個體，他們的獨特性并不意味他們沒有曆史意義，事實上，一個案例的獨特性意味着它們有極其豐富的分析節點。它的豐富内涵允許你探讨各種可能性。是以，問題并不在于一個人或一件事是否代表了社會規範或曆史發展方向，而是在于它們是否提供豐富的分析材料。你可以通過這些節點解讀那些使這些奇怪的人和事成為可能的曆史條件。
我喜歡微觀史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它讓我有一種回到傳統寫史方法的感覺。傳統史學常常采用一種傳記寫作的形式。當然，我并不是要回到傳統的傳記寫法，更不是要回到偉人史觀，或者要去歌頌某個被遺忘的人物。事實上，我喜歡那些有缺陷的人，尤其是那些有些偏激和争議性的人物。他們有時是成功人士，有時是悲劇英雄。然而，正是這些人身上的沖突，以及這些沖突為何在那個曆史時刻吸引大衆注意的原因，讓我們作為微觀曆史學家能夠将他們與更大的曆史趨勢聯系在一起。在我看來，這就是微觀曆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極為有效的地方。
我的第一本書在2007年問世，第二本在2020年出版。我的職業生涯中大部分時間堅持微觀曆史的研究，即使最近曆史學的主流趨勢已經轉向深層曆史（deep history）和長時段曆史。這些曆史方法都有其優勢和弱點，我自己更偏愛也更擅長微觀曆史，我喜歡細密地分析關于一個人或一個案例的豐富材料。
《施劍翹複仇案：民國時期公衆同情的興起與影響》，[美]林郁沁著，陳湘靜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284頁，68.00元
那麼您如何看待微觀史作為研究現代中國史的一種方法？
林郁沁：因為我專注于二十世紀，有很多圍繞個别案件和個别事件的材料。但當你回溯到更遠的時代，在中國做微觀史的确變得更難。我們剛才說的金茨堡，他研究的是十六世紀的意大利農村。還有一位著名的微觀曆史學家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主要研究近代早期的法國。她的《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通過一個十七世紀的奇特案件研究法國社會。如果我們要研究早期現代或更早的中國曆史，類似分量的資料是比較難以獲得的，主要因為中國司法檔案的記錄和儲存制度跟歐洲不一樣。這裡我想到的一本中國微觀史的成功例子是史景遷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當然，這本書還不能算典型的微觀史，不過，史景遷是一個頂級的講述者。他以一個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及其意義為線索，帶我們進入到清初一個普通山東村莊的生活世界，探索晚期帝國性别、法律和鄉村生活之間的關系。他還善于用詩歌和小說來補充一些曆史材料的不足之處。由于他講故事的能力無出其右，是以能夠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把虛構與非虛構編織得嚴絲合縫。不過，我認為他的作品還是跟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和卡洛·金茨堡等以近代早期歐洲為背景的微觀史有所不同。另一個中國史語境下的微觀史的例子就是曼素恩（Susan Mann）的《張門才女》（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這本書描繪出了一幅十九世紀的有教養的士紳家庭生活圖景，它用一個家族案例來了解宗族或大家庭的衰落這一曆史大勢。當然，人們可能對她這本書提出一些問題，例如她有時需要通過解讀詩歌來補充曆史記錄，有時又需要用曆史學家的想象力來了解這些大家族的婦女為何在特定背景下做出一些艱難的選擇。我認為《張門才女》實際上是二十世紀前中國史作品中比較成功的微觀史研究，曼素恩通過詩譜這種家庭内部記錄解讀出一個家庭的生活，進而講述了一個關于十九世紀曆史變遷的故事，尤其是大家庭所面臨的壓力。進入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後，研究者開始有足夠的史料在中國史的背景下做非常豐富的微觀史研究，這樣我們就不用像史景遷和曼素恩那樣用文學材料補充史料的不足。
我在閱讀您這本書的時候感覺最有趣的還是陳蝶仙的多重身份。他幾乎可以算是一個文藝複興式的人物，或者說算是我們當代流行語說的“斜杠青年”。他在文人、雜志編輯和工業家這三種角色中間靈活轉換。當然，他也得益于一個職業的邊界尚未完全形成的轉型年代。請問陳蝶仙是如何扮演好這三種角色的？這些不同但重疊的角色之間是否存在一些張力？
林郁沁：陳蝶仙的多重身份正是我覺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你把他描述為文藝複興式的人，那時候有一些天才人物通常會在各種事情上施展才華，而他們施展才華的那些領域會跨越我們作為現代人所熟悉的界限。陳蝶仙也生活在一個職業之間的邊界尚未建立的時代。在這之前不久，傳統讀書人可以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通過在帝國各級機構中擔任官員，獲得社會地位和聲望。随着清廷在1905年廢止了科舉制度，這條通向成功的路線就已經不複存在了。到了1911年，以儒家意識形态建構的帝國體制結構也走向了終結。是以，陳蝶仙的時代是一個過渡時期。對非常有才華的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年代。
陳蝶仙最早接受的教育也為了準備科舉考試。他考取了貢生，在小地方當過芝麻官。但是，在他成為基層官員之前，就已經開始嘗試新的生存方式。這是因為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給了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新的機會。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除了科舉體制的崩解和廢除，還出現了新型的城市，欣欣向榮的商業中心。中國與西方國家簽訂了系列不平等條約，上海成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科舉體制提供的機會逐漸消失之後，有古典文化教養的男男女女開始湧入這些口岸城市。陳蝶仙出生于杭州，雖然彼時傳統文人對商業活動還是嗤之以鼻的，但陳蝶仙年紀輕輕就在杭州辦了一家新報館，還開了一家賣科學用具的商店。
陳蝶仙從杭州搬到上海之後很快就在商界嶄露頭角。在上海，他不僅作為一個編輯、翻譯家和小說家繼續活躍在文化界，還逐漸作為一個日用化工品制造商活躍在商界。我們通常認為，如果一個人是文學家或文學涉獵者，同時做着編輯工作，那麼他就不太可能成為制造業大亨。然而，我這本書的一個論點就是，所謂職業邊界是一個非常現代或當代的概念。如果我們假設陳的這些角色在過去的緊張關系，其實是我們把時代錯置了。陳蝶仙的時代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轉型時期，他的多重角色在這個時代并不沖突。事實上，當時陳蝶仙以及許多像他一樣的人都有多重身份和職業，他們受益于我前面描述的那些科舉制度終結之後的一些結構性變化。
您兩本書的兩個核心人物施劍翹和陳蝶仙，似乎都深谙現代大衆傳媒操縱術。他們都知道如何利用媒體來實作個人的目标。施劍翹懂得利用媒體捕獲道德人心，陳蝶仙精于媒體營銷和傳播手腕。請問陳蝶仙的案例如何幫助我們了解大衆傳媒在中國現代轉型中的角色？
林郁沁：在陳蝶仙的時代，大衆傳媒對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大規模機械化的文本生産和現代印刷工業的興起。在這方面，我的同僚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寫了一本精彩的專著《古騰堡在上海》（Gutenberg in Shanghai）。他考察了印刷機的進口如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印刷業的機械化，改變了中國的印刷品市場，使得中國印刷與文化産業蓬勃發展。這種大規模、工業化生産文本的能力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影響了相當多的文人的生計，他們擁有了更龐大的讀者群。《施劍翹複仇案》主要考察了施劍翹如何成為媒體寵兒，她通過塑造自己的媒體形象，確定了公衆對她非常暴力的兇殺行為的同情。她利用公衆對其為父報仇行為的道義支援不僅獲得了法庭輕判，甚至赢得了民國政府的赦免。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了媒體的力量。
陳蝶仙的事迹足以構成一個經典的媒體研究案例，他利用媒體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他在杭州便開始從事報紙的生産，在上海更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編輯，可以在市場上強力推銷他的小說，并擁有了巨大的讀者群。然後，他又利用這些媒體平台來建構産業資本。當時許多接受過古典訓練的人都以非常精明的方式利用大衆傳媒将古典知識商業化。陳蝶仙的高明之處在于，他随後将他在大衆媒體世界的成功轉化為工業世界的商業成功。他利用從寫愛情小說中賺到的錢來開設制藥公司——家庭工業社，他一方面利用了印刷的機械化，一方面把這些收益作為工業生産的資本。我們看到這兩種趨勢同時在中國出現：語言文字和工業品的大規模機械化生産。
陳蝶仙銷售化妝品的例子可以說明他是何等精明。衆所周知，大規模生産時代，商品和商品之間看起來很像，是以世界範圍内的制造商都力圖将自己的商品跟别人差別開來。他們需要建立品牌，給商品打上标簽，然後用商标的形式得到法律保護。商家建立品牌得依靠打廣告。陳蝶仙也得用廣告推銷他最有名的産品——無敵牌牙粉或者說無人匹敵的牙粉，一種可以兼作抹面粉的牙粉。他懂得許多讀者和消費者仍然鐘情于晚清文人文化盛行的文學遊戲，試圖把他的牙粉打造成一個替代外國和敵國産品的民族産品。“無敵”這個名字帶有一點軍事競争的火藥味，這在國貨運動的背景下無疑很有吸引力。然而“無敵”也蘊含了一個巧妙的同音字遊戲，上海話裡“蝴蝶”和“無敵”的發音很接近，呼應了蝶仙這個筆名。陳蝶仙正是通過諸如文人遊戲這樣的主題吸引到顧客的，無敵牌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比起陳蝶仙這樣的文人，中國工業史的學者似乎更關注那些有留學或海外經驗的商人和科學家是如何把那些成熟的工業技術群組織引進到中國的。這些人大概不是你說的“民間工業主義”（Vernacular Industrialism）。不過，這些關于技術和制度引進史是中國如何工業化的主流叙事。那麼您所說的民間工業主義的特征是什麼？它跟其他的工業文化例如引進工業或本土工業相比，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特點？
林郁沁：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民間工業化的概念是我研究的核心，它在标題本身中也有展現。但我也把它作為一種探索手段（heuristic decide）或分析範疇，來打破你剛才描述的那種二進制論叙事，即中國的工業發展要麼是進口的，要麼是本地發展的。陳蝶仙的事迹說明，中國的工業文化常常是對在對外國技術和經驗翻譯基礎上的再創造。陳蝶仙在翻譯全球流通的制造業知識時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的代理人，事實上，他非常關注國内的品味和當地條件。這些本土情況決定他如何采購和制造商品。陳蝶仙引介這些全球流通的配方和技術，表現了相當的創新意識和企業家精神。
我之是以使用Vernacular一詞，就是為了跟鄉土化區分開，因為鄉土化意味着一切都是本地的。盡管陳蝶仙不會說任何外語，而且從未出國旅行，但他仍然能夠擷取和利用那些全球流通的商品、知識和材料。這些經由中國在全世界流轉的要素對陳蝶仙的事業發展至關重要。陳蝶仙并沒有發明牙粉的配方，而是通過廣泛閱讀和翻譯國外書籍。他的翻譯行為往往是合作的，聘請一個翻譯團隊開展一種“傳送帶”式的翻譯互動。他們會翻譯各種文本，有時是小說，有時是法律論文，有時是科學公式，或者工業配方。他常常從日本找來各種不同類型的文本，而這些日語配方經常是從歐洲、法國、美國翻譯而來。《美妝帝國蝴蝶牌》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工業化沒有真正的源頭，并非所有的工業知識都來自西方。工業知識是一種全球流通的知識，它在流通過程中在通過不同的節點的時候，總是經過了環境的改造，這裡包括在中國。是以，我特别關注陳蝶仙如何擷取化妝品的配方，然後追蹤他如何根據中國的情況選取和改進配方。
舉個例子，陳蝶仙從國外翻譯過來的傳統配方需要碳酸鈣，這種粉末在很多化妝品中都是必需的。最初他試圖用“本土化”的方法尋找碳酸鈣，因為從外國化學供應商進口會被認為違反了國貨運動。據說某日他在寫詩時意識到墨魚骨頭可能成為碳酸鈣的來源，這則轶事後來成了他自傳中關于起源故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這個想法沒什麼大用，因為他無法獲得足夠的碳酸鈣來批量生産化妝品。好在他很快就發現了廉價替代物碳酸鎂，後來還開了一家工廠專門生産碳酸鎂。這段轶事很好诠釋了我感興趣的民間工業主義的一個關鍵課題：美國、日本、中國等世界各地的工業家如何因地制宜、舉一反三，把這些全球流通的配方轉化成工業制成品。事實上，陳蝶仙不僅把配方轉化成了制成品，還通過他主編的報章分享這些作為常識的配方，進而超越了自身的成功，推動了整個行業的發展。民間工業主義的目的正是為了了解全球南方或者西方以外的地方是如何走上工業化道路的。這些地方的工業化往往需要翻譯、創造和因地制宜，需要在套用外國公式的同時根據國内條件進行調整，需要在正式結構之外思考的能力。陳蝶仙是一個做事相當即興且有獨創精神的人，我希望中國的民間工業主義架構能夠概括這種以随機應變、出人意料的方式運用工業知識的模式。是以這本書不隻是要講陳蝶仙的故事，更是要說明世界各地像陳蝶仙這樣的人物如何幫助他們的社會走向工業化。
您在書中提到陳蝶仙代表的民間工業化是世界各地後工業化特别是全球南方國家工業化曆史的縮影。那麼請問世界上還有哪些類似的例子？
林郁沁：民間工業化在中國是有特殊語境的。這包括科舉廢止之後文人的轉型，通商口岸的出現和大規模的城市化等。廣義上的“民間工業化”其實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特别是在全球南方，而且不僅限于全球南方。例如，十九世紀的美國制造商也常常需要跟更強大的歐洲公司競争，而他們競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模仿，或者說通過我們可以稱之為“流氓制造”（rogue manufacturing）的方式。許多十九世紀美國公司從已完成工業化的老牌歐洲公司取得化妝品等制成品的配方，然後他們做了跟陳蝶仙完全一樣的事，即采用這些配方并複制它們，并在國内建立自己的品牌。後來引進到中國市場的面霜夏士蓮雪花膏（Hazline Snow）就是歐洲品牌。有證據表明，夏士蓮雪花膏的英國制造商首先瞄準的就是一家美國企業。他們發現該面霜的配方竟然被人公布在聖路易斯的一本制藥雜志上了。這家名為Burroughs Wellcome的英國公司不是針對中國人的抄襲，而是針對在聖路易斯市發表這個配方的雜志。這本雜志不得不把這些配方撤下來，并且公開承認是自己印錯了，因為Burroughs Wellcome公司已經為它注冊了商标。這些歐洲公司發現他們比較容易追蹤那些所謂“複制者”的美國公司，而一進入中國就要面臨語言障礙，是以追蹤複制者就比較困難。這件轶事讓我注意到，所有的新興工業社會都使用一些臨時性的政策來發展其産業。全球廠商都在複制和改造那些全球流動的配方，并運用本地資源努力讓這些配方能在地化生産。然而這樣的故事往往被傳統的世界史或傳統的資本主義史、工業史和科技史所忽視，我希望通過民間工業主義的概念來挑戰這一傳統叙事。
最後一個問題，能否向讀者推薦兩本最近讀過的書？
林郁沁：我很樂意向大家推薦兩本近期讀過非常喜歡的書。其中一本是布朗大學的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女士寫的《浮動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峽的環境史》（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s)，作者圍繞包括人類和動物在内的不同行為者，讨論各方如何參與或導緻白令海峽的環境變化，是一本将環境史、動物史和資本主義史熔于一爐的出色曆史著作，也是我近年來讀到的最有原創性的曆史之一。作者懂俄語，也懂美國史，更重要的是，她能夠通過将資本主義與環境史相結合，進而為資本主義研究提供一種非常新穎的方法。
另一本我也想推薦的書還沒有正式出版。作者瓦妮莎·奧格爾（Vanessa Ogle）也是一位曆史學家，寫過一本獲獎的專著（《時間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她的新書叫《群島資本主義：離岸世界的曆史，1920s-1980s》（Archipelago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Offshore World, 1920s-1980s），用一種很吸引人的方法重新書寫了資本主義的曆史。她的研究證明，随着大英帝國等帝國的衰落和戰後英國及其他西方社會的幹預主義福利國家興起，這些戰後福利國家完全依賴于她所說的離岸或群島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世界秩序的邊緣地帶，在不存在民族國家的一些群島和島嶼，西方資本建立起了一套高度資本化的、而且無人管制的經濟秩序。正是這些資本主義的境外活動滋養了戰後西方的福利國家。這兩本書對我來說都很有啟發，因為我目前也試圖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資本主義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