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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葉
編輯丨勞
“我們清楚，這不是光榮的傳回……我們輸掉了這場戰争……我意識到，當飛機慢慢降落時，我們面臨着最難回答的問題，如果不撒謊的話，同時又不說出事實真相的話，怎麼辦？”
1968年8月27日淩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書記杜布切克随代表團一行人坐在飛往布拉格的飛機上。
他剛剛經曆了人生中最無力的7天，自己的國家被侵略，作為執掌最高權柄的人卻被克格勃請到莫斯科談了一場毫無意義的談判。
這種被巨大的宿命壓迫的窒息感，對于杜布切克來說，也許隻有在“天鵝絨革命”之後才完全消失。
悲劇的開始
1921年11月，杜布切克出生在斯洛伐克西部山區烏赫羅維茨的一個貧寒家庭中。其父老杜布切克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在美國成為了一名共産黨員。
4歲那年，杜布切克跟随父親、響應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号召，來到了靠近中國的吉爾吉斯首府比什凱克。
據杜布切克回憶，當他們到達比什凱克的時候，他看到國際援助社的社員無私地幫助當地人改善住房條件、修建磚廠、預防火災并推廣機械的使用，而樸實的居民們則拿出獵來的野味款待他們，杜布切克就是在這種氛圍下接受了蘇維埃紅旗下的小、中學教育。
也就是從那時起，杜布切克的心裡，對真正的共産主義産生了自己的了解與向往。
然而好景不長，随着1928年溫和派在莫斯科的鬥争中失利，斯大林開始推行激進的集體化政策，這股風在1930年吹到了比什凱克。
或許是氣氛的改變影響了老杜布切克，1933年，他借着到莫斯科教育訓練的機會，将整個家從吉爾吉斯西遷到了高爾基市（如今的下諾夫哥羅德市）。也正是由于父親的這個決定，隻有十幾歲的杜布切克見證了這個紅色國家的恐怖時刻。
“大清洗”開始了，曾經課本上的英雄突然成了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這種突如其來的猛烈的政治風潮，在杜布切克心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38年，蘇台德事件發生，斯大林對納粹的焦慮達到了頂峰，蘇聯對境内的外國人下達了最後通牒：要求要麼加入蘇聯國籍，要麼回國。老杜布切克出于對國家的熱愛，帶着17歲的杜布切克回到了家鄉，與親人團聚。
這樣，這個在蘇維埃紅色政權中成長的年輕人，懷揣着對民族的熱愛、對社會主義理想的信念與對斯大林政策的質疑開始了新的曆程，而這三點因素也是他悲劇性政治生涯的決定因素。
改革者誕生
1939年，年僅18歲的杜布切克加入斯洛伐克共産黨，并一路參與了斯洛伐克民族的解放。
1946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合并，并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
而此時的杜布切克則選擇走向政治邊緣，成為了一家酵母廠的勞工。直到三年以後，他才受命出任特侖坎的縣委書記。
對比大多數人來說，杜布切克的政治生涯無疑是順利的。1954年底，由于俄語說得流利，家庭出身良好，信仰堅定且無政敵，杜布切克被選中到莫斯科蘇共中央高等政治學校深造，這是杜布切克逐漸走向權力巅峰的開端，更是其社會主義思想成熟的開端。
深造期間，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大量的閱讀了卡爾·馬克思以及列甯的著作。這讓他對于現實更加了解又更加困惑。
他發現在馬克思的論述中與列甯的論述中有着明顯的沖突，馬克思所構想的無産階級專政相比于列甯實行的無産階級專政民主得多。
另外，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中對斯大林徹頭徹尾的批判，以及蘇聯對在杜布切克心中從來不是社會主義叛徒的鐵托的緩和态度，都使得杜布切克對于斯大林模式的揚棄與社會主義的改革産生了共鳴。
改變的種子一經種下，總有一天會生根發芽。
另一方面，随着黨内職務的提升、政治思想的完善，杜布切克也迎來了自己的政敵——捷共第一書記兼國家主席諾沃提尼。
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在諾沃提尼的主導下，修改了憲法。
新的憲法加強了布拉格的中央集權，撤銷了管理斯洛伐克民族事務的機關與社會保障局，把斯洛伐克民族議會精簡為一個地區性議會，這種傲慢地忽視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做法傷害了杜布切克心中的民族情感。
從那時起，杜布切克在政治上就有了較為明确的目标，反對諾沃提尼，并在最高的位置上主導踐行自己對社會主義的了解與改革。
在幾輪權力鬥争之後，諾沃提尼被解除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杜布切克接任。1968年1月，杜布切克終于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權力巅峰，“布拉格之春”也緩緩拉開帷幕。
黑暗七日
在杜布切克上任之前，他已經就捷克斯洛伐克要如何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問題開始草拟《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行動綱領》，這份《行動綱領》被他帶到了克裡姆林宮去。
盡管杜布切克一再地使用“恢複”、“搞活”等詞語，避免對于“改革”、“修正”等敏感詞語的使用，但蘇聯政治局中呆闆又陰郁的面孔讓杜布切克明白，在這裡根本沒法找到認同。
事實上，對于社會主義陣營來說，《行動綱領》邁的步子也太大了一點。首先是要實行黨内生活民主化，避免在公衆讨論中捍衛它的上司地位；其次要推行黨政分開，限制黨的權力與活動範圍。
這兩點已經透着西方國家所大力宣揚的自由主義的味道了，但結合杜布切克的成長背景與他的堅定信仰來看，隻能說杜布切克是一個極其實事求是的人。
除此之外，這種實事求是還展現在《行動綱領》提出的要破除平均主義，發展商品經濟上。在《行動綱領》裡的另外幾條，即要求科學、藝術、文化、教育領域獨立發展，要求同資本主義國家接觸，提高外交自主權的，則是對蘇聯模式的一種沖擊與抗争。
不得不說，在戰後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中，杜布切克的《行動綱領》是走的最遠的，改革力度最大的，同時也是最難以被接受的。
不僅僅是勃列日涅夫，就算是經曆過災難鬥争并早早開啟改革的波蘭上司人哥穆爾卡與匈牙利上司人卡達爾聽了之後，也對此保持沉默與回避，因為不管是其中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可以預見到将會掀起血雨腥風。
杜布切克對他們感到深深的失望，但令他更加失望的是，在政治局中，因為倒諾沃提尼而走在一起的團體在面對改革時卻意見不一，導緻許多舉措難以實施。
然而3月的一件事，成為了杜布切克破局的關鍵。諾沃提尼被爆出在被解除第一書記職務之後曾經想發動軍事政變，隻是由于沒有說服軍隊的上司人才未成功。
這件事影響巨大，杜布切克利用熟悉的公共輿論戰為自己的執政措施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4月的會議上，改革的反對派迫于公衆的壓力紛紛辭職，諾沃提尼更是被開除出黨。
《行動綱領》正式出台了，按照杜布切克的想法，這是一部極其富有共産主義原則但又如此離經叛道的綱領。
杜布切克相信，通過《行動綱領》，将實作對獨裁與官僚的終極打擊，徹底實作社會主義民主。
杜布切克滿懷信心，在他如柳般腰身的輾轉騰挪之下為自己赢得了看似獨立自主的執政機會。是以，對于1968年8月20日發生的入侵，杜布切克同樣毫無心理準備。
事實上，正是杜布切克長期以來對公衆輿論的濫用讓勃列日涅夫惶恐不安，他本人雖然是改革的支援者，蘇聯也在他的帶領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當勃列日涅夫面對着改革出現的弊端時就立刻變得保守起來，而每次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鋪天蓋地的新聞總是讓他感到不安。
在杜布切克利用輿論徹底趕走諾沃提尼，并任命新的政府成員時，勃列日涅夫已經判定，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反革命”，武力幹涉的種子從這時起就種下了。
從5月開始，勃列日涅夫就以各種借口，從民主德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調兵進入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學家與勞工利用新聞自由，公開發表對蘇聯的譴責與對社會主義的污蔑，這使得沖突在民間激化。
7月份，華約方面要求杜布切克出席會議并對國内局勢作報告，但杜布切克認為這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中的正常現象，并未理會，也未出席會議。
8月3日，雙方又一次進行了會談，但是這次會談卻出奇的順利，順利得讓捷克斯洛伐克的上司人以為自己占據了上風。但這隻是蘇聯等國家的障眼法，他們正在策劃更大的舉動。
随着會議結束，雙方都加緊了自己的步伐，杜布切克的改革步伐邁得更大了，蘇聯也決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保衛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成果。
8月20日半夜，飛機的轟鳴聲劃破了靜靜悄悄的布拉格，蘇聯和華約五國開始正式攻占捷克斯洛伐克，由于部隊之間力量對比懸殊，再加上事發突然，捷克斯洛伐克都沒來得及反抗就被占領了。
當捷國防部長楚爾在午夜前向主席團報告蘇軍已越過邊境大舉入侵時，杜布切克正在主持主席團會議。
盡管事先有種種迹象表明，入侵可能發生。但消息仍像晴天霹靂一樣震驚了所有的人，就連寫信要求蘇聯出兵的人也一時不知所措。
杜布切克氣憤地含着眼淚說：“我以一個共産黨員的榮譽保證，我根本沒有懷疑過、沒有料想到，竟會有人采取這種手段來反對我們……我一生緻力于同蘇聯合作，而他們卻這樣對待我，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悲劇。”
21日淩晨，杜布切克等人被捕，随後被帶上冰冷的手铐押上飛機去到斯洛伐克一處軍用機場，在不斷的呵斥聲中和槍托的擊打下又被關進一座谷倉過夜。
天亮後，蘇聯軍官蠻橫地把他們押往蘇聯，關在利沃夫等候處理，制造了駭人聽聞的一國武裝綁架另一國上司人的事件，這也是杜布切克黑暗七日的開端。
8月23日，與世隔絕了兩天的杜布切克被帶入莫斯科，作為政治犯去克裡姆林宮面見勃列日涅夫，上一次來杜布切克還是意氣風發的第一書記，僅僅8個半月，命運就跟他開了一個這麼大的玩笑。
蘇聯方面要求杜布切克承認捷克斯洛伐克内發生了反革命事件，并簽訂一系列使武裝入侵得到合法化的檔案。
被帶去的五個人，雖然有些人有妥協的想法，但都拒絕在投降檔案上簽字，杜布切克更是堅持拒絕談判。
8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治局向蘇共中央遞交了關于考慮召開最後會議的草案，草案重申了拒絕認同捷克斯洛伐克境記憶體在反革命的提法，堅決捍衛行動綱領。
捷共認為認為入侵是“悲劇性的誤解”或“悲劇性的錯誤”，并要求蘇聯作出撤出其駐軍的決定，這被蘇聯認為是最後通牒。
然而這個時候，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産生了投機派，之前被杜布切克盡全力恢複名譽的古斯塔夫·胡薩克脫離了原本的立場，支援蘇聯的全部要求，并宣布黨的十四大無效。這使得隊伍産生了分裂，最終導緻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被迫接受了蘇聯的條件。
然而更糟的是，8月26日，當除了杜布切克的大部分人都同意在檔案上簽字的時候，蘇聯這邊又拿出了新的文本，新的文本包含了更多的條件與要求。
面對這種情況，杜布切克決定參加8月26日晚同蘇聯上司人舉辦的協商會議，将“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講出來。
當杜布切克用俄語情緒激昂地講完他的改革與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後，在場的所有人都沉默了，這種沉默持續了有五分鐘，也許大家在感情上已經認可了杜布切克。
但是勃列日涅夫打破了這種平靜，他開始講了他的考慮，這些發言與從前的革命友誼、同志之類的都不同，是完全出于現實政策考慮的。
他說，從最後一次戰争結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蘇聯安全地帶的一個組成部分，蘇聯不
能放棄它，蘇共中央政治局擔心杜布切克上司的捷克斯洛伐克會滑向獨立的方向。
杜布切克意識到，在這裡談什麼東西都毫無意義，連曾經承認的意識形态和感情，甚至締結的條約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曾是蘇聯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國際組織都沒有任何意義。
勃列日涅夫随後突然站起來，臉紅紅的，濃濃的眉毛都豎立起來了，向杜布切克大聲喊道：“所有我們的談判顯然無用！”之後他轉過身去，慢慢離開了房間，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員也都尾随他走了出去。
最後杜布切克無力地在檔案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對他來說意味着一生的信仰遭到了重大的打擊。
轟轟烈烈的“布拉格之春”，以這樣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回國後杜布切克辭去了第一書記的職務，随後被開除出黨，他選擇回到林場當一個職員。
1989年，捷共逐漸失去執政黨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發生天鵝絨革命，社會制度發生變化。1992年6月，捷克與斯洛伐克協定分離成為兩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徹底成為曆史。
杜布切克在1990年重新在政壇複出，作為最有聲望的斯洛伐克人，有望在1993年成為第一屆斯洛伐克總統，然而1992年底，杜布切克遭遇車禍，他的生命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曆史走到了終結。
盡管信仰遭遇現實如此大的打擊，杜布切克在生涯晚期依然對禁止共産黨活動、禁止傳播社會主義等提案堅決地表示反對。
對他來說，失敗的并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産主義的理想，失敗的是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帝國蘇聯對理想的肆意篡改。
也許在杜布切克臨死前，眼前浮現的仍然是幼年時在吉爾吉斯的國際援助社和當地小孩玩鬧的時光，那種純粹的互幫互助的景象，才是共産主義思潮開出的最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