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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經曆過數千年曲折而複雜的曆史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多民族之間的關系愈來愈密切,國家的統一程度愈來愈加強。國家傳統的傳承不斷線、社會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并行發展的偉大國家。
在我們考察世界上現有各國的狀況時,可以明顯地看到,類似中國這樣的大國,是很少有的。但是當我們放眼考察世界曆史,特别是古代和中世紀曆史時,由多民族組成的幅員遼闊的大國,甚至是跨洲的大國,并不罕見。
不同的是,它們大都是昙花一現,或民族湮滅,文化曆史傳承中斷,或雖能維持數百年,卻最終走向分裂而無法再一次實作統一。這種情況為大陸民族學、曆史學提出了一個曆史性的疑問: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大國,為什麼能克服曆史上曾出現過的多次分裂、對立和國家民族關系格局的巨大變遷,國家卻仍然能夠多次恢複統一,古代曆史文化傳統能千百年延續不變?
對這一現象,從理論層面進行探讨,不僅對認識曆史上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和民族關系的形成與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對目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和民族關系,也有着重要意義。
深入研究中國曆史的這一獨特現象,僅僅就中國而論中國,不從更大、更寬的角度,在對比中研究,是無法說明問題的。
一般認為,中國從夏代(約前21-前16 世紀) 開始,建立了最初的國家,至周代(前11世紀-前221),疆域逐漸擴大,其控制地區,先後以鎬(今陝西長安沣河以東) 和洛邑(今河南洛陽) 為中心,東到大海,西達陝甘一帶。
戰國時期諸侯國秦逐漸強大,最後于前221 年,統一諸國,建立秦朝。秦始皇的統一,消滅了周朝各諸侯王獨霸一方、群雄争戰的局面,廢除了分封制,實行皇帝獨斷、中央集權的制度。
其疆域西達黃河,西南達川西平原和滇西山地,北抵大青山,東至大海。秦朝的統治很短,公元前206年,在農民起義和舊分封制度維護者的反對中,秦朝滅亡,劉邦稱帝,建立了西漢(前206-8)。漢朝在中國多民族大國的締造中,起過非常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漢朝在其二百年的發展中,以秦朝疆域為基礎,積極向西開發,設河西四郡,經營西域,建西域都護府;向北,漢朝後期匈奴内亂,南匈奴單于歸附漢朝,漢朝勢力達到大漠南北。漢朝為中國疆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西漢政權被農民起義推翻了,但很快又恢複了劉姓皇權,由于其首都在洛陽,是以被稱為東漢(25-220)。這個朝代繼承了西漢的各項政策,并基本保持着西漢建立起的巨大版圖。
從西漢到東漢,中國基本上維持了将近400年的統一時間,但是随後,在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次長達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亂的年代。
三世紀初,随着東漢政權的衰落和滅亡,中國國内先是出現了魏、蜀、吳三國時期(220-280) 的分裂,在西晉短暫統一40 餘年之後,中國進入東晉十六國、南北朝(317-589) 的分裂混亂時期,這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從秦統一之後,出現的第一次大分裂割據的時代。
這個時代最明顯的特點之一,與4-5世紀羅馬帝國的遭遇相似,北方少數民族大批進入中原,出現了衆多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
581 年,隋文帝楊堅統一中國,建立隋朝,結束了近三百六十年的大分裂狀态,但是隻存在了38年就被推翻,唐朝的李淵取得了政權,經過數年的征戰,建立了唐朝(618-907)。
唐朝是繼兩漢之後,實作了大一統的朝代,唐朝的統一狀況比兩漢更強,對邊疆地區的管理更完善,中原與邊疆的關系更緊密。唐代的統一活動,恢複、鞏固和發展了漢朝時期對北部和西北疆域的管轄,而且加深了與西藏的聯系,不僅鞏固了大一統的局面,而且為中國疆域的進一步擴大,打下了更深的基礎。
從10 世紀初到13 世紀七十年代,在三百多年的時間内,中國又處于第二次大的分裂割據的狀态,期間,北宋(960-1126) 曾經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過強盛一時的宋朝,也出現了地域遼闊的遼、金、西夏、哈喇契丹、黑汗王朝、南诏、大理等政權,但都未曾統一中國。
13 世紀初,大陸蒙古族興起,在大漠南北建立起大蒙古汗國。但是直至1260 年,雖經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蒙哥等蒙古大汗的征戰,始終未能統一中國。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後,改變建立大蒙古汗國的政策和傳統,立足于中原,承續中原傳統,稱皇帝,立年号中統,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中國境内,特别是1271年,立國号為元,實際上劃清了與大蒙古國的界線,實行“漢法”,并于1279年消滅南宋政權,實作和恢複了中國的大一統。在元朝統一中國的過程中,西藏地區實作在行政管轄方面的完全統一。
元朝對中國的再一次統一,時間雖然不長,但其意義重大,掃平了中國領土上長達三百多年的強大割據勢力,元朝的統一既是對秦漢以來中國廣大領土的一次總結性歸攏,一次再統一,也是中國疆域範圍的再一次确認。
明朝建立後,就其直接統治的疆域來說,有縮小之勢。明朝時期,雖然對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無力進行直接管轄,但與這些地區的關系卻十分密切,并保持了一定的隸屬和宗主的關系,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清朝。
清朝時期中國的統一,是上千年來,中國幾次大統一的持續和完成,曆史上的大統一為清朝的大統一奠定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心理和傳統的基礎,也是中國國家疆域範圍傳統觀念的再現。而且清朝政府對邊疆地區的管理,擺脫虛幻的羁縻觀念,更加務實、現實和現代,為中國現代版圖做了終結。
從古代中國國家發展脈絡中明顯看到,古代中國有過四次完整的大統一的曆史,即秦漢朝時期(前221-220)、隋唐時期(581-907)、元時期(1271-1368)、清時期(1644-1911)。明代(1368-1644)的政治管轄雖不完整,也算處于基本統一的時代。
對古代中國國家發展影響比較大的,是兩次大的分裂,即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317-589)和宋、遼、金、西夏、西遼、哈喇汗朝、南诏、大理等諸國并立時期(960-1127)。
中國曆史上的這種情況,并沒有使中國的曆史、政治、文化和社會傳統中斷,中國作為一個有深厚曆史文化傳統的多民族大國,迄今,仍屹立于世界大國之中。這是因為在長期曆史發展中所形成的中國各民族關系,與西歐有很大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 中國在民族關系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多數民族和一個地域中心。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夏、商、周,從民族關系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夏族、商族和周族三個民族共同體為主建立的朝代。到周朝時,周族控制的地區範圍,已包括了中原及黃河、長江的中下遊直達大海的廣大地區。
周繼承夏、商文化,建立起了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周文化,這就是所謂的“周禮”。人們把實行“周禮”的人統稱為華夏族。在周朝統治的數百年中,“以夏變夷”和“尊王攘夷”的活動始終未停。
在這種情況下,周朝的幾個“蠻夷”之國——吳、越、巴、蜀、楚、秦等,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強大,一方面吞并了大量華夏小邦,另一方面,與華夏諸侯國家和周王室頻繁交往,主動接受華夏文化,任用華夏人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改革,到後來,其華夏化程度愈來愈強,周王室也不把他們當“蠻夷”對待,甚至有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的說法。
到三世紀,華夏化最徹底、在地理上最接近周王室的秦國,終于平定各諸侯國,于公元前221 年建立起中國曆史上的秦朝。秦朝改變周王朝的領主分封制為中央集權制,在全國實行郡縣制,改革官制,統一法令,“車同軌,書同文”,對中國的統一和華夏族的進一步強大,作出了突出貢獻。
漢朝建立後,特别是在武帝即位後,采取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不僅加強了國家的統一,也進一步從意識形态和文化建設上加強了華夏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識,而且由于漢朝的強大,周邊民族稱漢朝的華夏族為“漢人”。從此,漢人或漢族就成為以“周禮”為共同文化、以中原和黃河、長江中下遊為主要活動地區的人們的統稱。
此後,随着中國曆史的發展,周邊少數民族的大量内遷,不斷漢化,漢族人口越來越多,活動地區越來越廣,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準越來越高,共同體的内涵越來越穩,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和強大,并成為對中國社會發展影響最大、最穩定的人們共同體。
有了漢族這樣一個龐大的人們共同體以及漢族聚居的廣大的具有地域優勢的中原和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不管中國政權如何更疊,中國的文化根脈不會斷裂,不管哪個民族的統治者上台,都最終要順應大多數人的意願,都要适應漢族這個龐大共同體。這就是中國内部雖有過多次分裂,最終仍走向統一,雖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更疊,但漢文化始終占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
2. 曆史上中國少數民族的統治精英,普遍形成了主動維護中國傳統的共識和治國理念。
(1) 實行包容和多樣性政策。各朝統治者都能采取尊重、包容、發展中華各民族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對聚居和散居的各民族,基本上不強求被統治民族改用統治民族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保持了中華各民族固有的文化。這種容忍态度和多樣性政策,是中國各民族,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在内的統治階級的一貫态度。
(2) 維護儒家思想。各朝的統治者大多推崇儒家思想,遵循儒家禮治,給儒家創始人以崇高地位,把儒家學說作為治國理政的準則,以及社會建設的目标。
(3) 保留和維持中國傳統的管理系統。各朝統治者基本上保留或采用了秦漢以來或前朝的舊制,使中國傳統的“三省”“九卿”“六部”的中央管理制度和地方的路、府、州、郡、縣、鄉的郡縣制度得以儲存。
(4) 保留和維護以“周禮”為基礎的各項基本制度。少數民族的各朝統治者,都根據前朝舊制,制定了規範最高統治階層的行為準則和國家禮儀,這些規定和制度,大都以“周禮”為基礎,對少數民族統治階層的繼位、升遷、貶谪、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祭祖祀天、衣食住行等的各種制度,以及法律、曆法節氣、陰陽五行等等加以規範。此外如國号、年号、尊号、谥号等也都承襲了曆代的規定和制度。
少數民族統治者這樣做的目的,當然主要是為了穩定自己的統治,維護社會的秩序,争取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漢族的擁護,但同時也反映出,據有統治地位的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們認同漢文化。認同漢文化在當時是最先進和最有效的文化和制度。
3. 中國各民族在長期互相交往中,形成了文化上的同質性和相似性。漢族和少數民族,在長期密切的曆史交往中産生的文化上的同質性和相似性,為各少數民族統治者主動适應和認同漢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社會基礎。這種各民族文化上的同質性和相似性主要表現在:
從政治上說,各民族社會發展水準雖不相同,但大體上都以集權制作為公共管理和統治思想的基礎和制度基礎。中央集權、君權天授、家族世襲、君為臣綱等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構成中國古代各民族共同政治文化的精髓和傳統。
從社會生活方面來說,各民族雖然都有各自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組織形式,但珍視血緣關系,遵行宗法制度,重視維護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關系,血親複仇,族長至上,父權為大,長幼有序,重視門閥,成為各民族社會關系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紐帶。
從生計方式來看,雖有農耕和遊牧之别,但兩種經濟生活互相依賴,互為補充,互有交叉,且均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思想為基礎,重農牧,輕商賈,重鄉土,輕遷徙,重傳統,輕變革,構成各民族經濟思想和生産活動的基本信條。
在思想意識方面,各民族思想意識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吸納性,各種宗教活動、各種文學藝術形式和風俗禮儀不僅能為各民族所容納,而且根據本民族情況及當時的實際,很快适應、采用和接受,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在社會道德和價值取向方面,由于社會發展不均衡,各民族雖有較大差異,但總體上說,重義輕利,重男輕女,重社會,輕個體,重集體,輕個性,重忠信,輕變異,重傳統,輕技巧等成為評價社會道德和價值取向的重要标準。
各民族文化上的這些同質取向和共同追求,使各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對漢族文化和中原地區擁有了極大向心傾向,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采取适應統治地區的情況,适應漢族文化的要求,選擇漢文化作為其鞏固政權,實作統一的手段,是完全合理和順理成章的。
4. 中國曆代,特别是漢唐以來的民族政策,是促使各民族分而不裂,傳統長期儲存的重要因素。根據中國古代典籍記載,早在商、周時期,在處理王與地方的關系問題上,就實行了所謂“五服”政策。
其中在王對邊遠的少數民族關系方面,提出了“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即隻要求聚居于離王畿較近的少數民族的統治者納貢、朝獻加以限制(即“要服者貢”),而對離王畿較遠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授予官職、王位,承認其應有的統治地位,并使其負責任地承擔對中央的臣服地位(即“荒服者王”) 即可。
到漢代以後,随着中國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新的少數民族不斷出現,并在中原周邊地區建立起一些更加完整的民族政權,從漢代起,在周朝民族政策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所謂羁縻政策。
這一政策到唐代有進一步的完善和健全,并且一直到清代,都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政權和全國政權,對其他少數民族普遍實行的一種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要點就是:1)遵循周朝以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思想,承認周邊少數民族的存在和發展,并要求建立一定的臣屬關系、依附關系;
2)其核心内容是繼承周代對少數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傳統思想,隻要求少數民族在政治上與中原政權建立依附關系,并不要求在實際上改變其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實行“因俗而治”;
3) 在統治方法上,“惠”“威”并舉,盡力保持中原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穩定局面;
4)建立羁縻機構,即在儲存少數民族原有管理機構和統治者的同時,中原政府授予少數民族管理機構以府、州等名稱,以表示互相支援和依附關系;5) 羁縻的主要内容和手段是定時朝觐、納貢、互市、和親、冊封、授官、宣慰以及必要時的互相支援和援助。
中國曆史上的羁縻政策,對維系曆史上中國各民族的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過這個比較可以看到,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保持,是中國特有的内外曆史條件所促成的,也可以說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的結果。
中國和西歐的曆史發展,都為世界創造了燦爛的人類文明,為人類的發展走出了各有特點的光輝道路。
是以,古代中國和西歐發展道路的不同,從根本上說,是兩地區自然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進行比較研究,旨在說明造成兩者發展不同的諸多因素,以便我們更好了解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