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文章前，辛苦您点下“关注”，方便讨论和分享。作者定会不负众望，按时按量创作出更优质的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经历过数千年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国家的统一程度愈来愈加强。国家传统的传承不断线、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伟大国家。
在我们考察世界上现有各国的状况时,可以明显地看到,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很少有的。但是当我们放眼考察世界历史,特别是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时,由多民族组成的幅员辽阔的大国,甚至是跨洲的大国,并不罕见。
不同的是,它们大都是昙花一现,或民族湮灭,文化历史传承中断,或虽能维持数百年,却最终走向分裂而无法再一次实现统一。这种情况为大陆民族学、历史学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为什么能克服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多次分裂、对立和国家民族关系格局的巨大变迁,国家却仍然能够多次恢复统一,古代历史文化传统能千百年延续不变?
对这一现象,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不仅对认识历史上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民族关系,也有着重要意义。
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这一独特现象,仅仅就中国而论中国,不从更大、更宽的角度,在对比中研究,是无法说明问题的。
一般认为,中国从夏代(约前21-前16 世纪) 开始,建立了最初的国家,至周代(前11世纪-前221),疆域逐渐扩大,其控制地区,先后以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 和洛邑(今河南洛阳) 为中心,东到大海,西达陕甘一带。
战国时期诸侯国秦逐渐强大,最后于前221 年,统一诸国,建立秦朝。秦始皇的统一,消灭了周朝各诸侯王独霸一方、群雄争战的局面,废除了分封制,实行皇帝独断、中央集权的制度。
其疆域西达黄河,西南达川西平原和滇西山地,北抵大青山,东至大海。秦朝的统治很短,公元前206年,在农民起义和旧分封制度维护者的反对中,秦朝灭亡,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前206-8)。汉朝在中国多民族大国的缔造中,起过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汉朝在其二百年的发展中,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积极向西开发,设河西四郡,经营西域,建西域都护府;向北,汉朝后期匈奴内乱,南匈奴单于归附汉朝,汉朝势力达到大漠南北。汉朝为中国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汉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了,但很快又恢复了刘姓皇权,由于其首都在洛阳,所以被称为东汉(25-220)。这个朝代继承了西汉的各项政策,并基本保持着西汉建立起的巨大版图。
从西汉到东汉,中国基本上维持了将近400年的统一时间,但是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的年代。
三世纪初,随着东汉政权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国内先是出现了魏、蜀、吴三国时期(220-280) 的分裂,在西晋短暂统一40 余年之后,中国进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317-589) 的分裂混乱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秦统一之后,出现的第一次大分裂割据的时代。
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与4-5世纪罗马帝国的遭遇相似,北方少数民族大批进入中原,出现了众多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
581 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建立隋朝,结束了近三百六十年的大分裂状态,但是只存在了38年就被推翻,唐朝的李渊取得了政权,经过数年的征战,建立了唐朝(618-907)。
唐朝是继两汉之后,实现了大一统的朝代,唐朝的统一状况比两汉更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更完善,中原与边疆的关系更紧密。唐代的统一活动,恢复、巩固和发展了汉朝时期对北部和西北疆域的管辖,而且加深了与西藏的联系,不仅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而且为中国疆域的进一步扩大,打下了更深的基础。
从10 世纪初到13 世纪七十年代,在三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又处于第二次大的分裂割据的状态,期间,北宋(960-1126) 曾经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过强盛一时的宋朝,也出现了地域辽阔的辽、金、西夏、哈喇契丹、黑汗王朝、南诏、大理等政权,但都未曾统一中国。
13 世纪初,大陆蒙古族兴起,在大漠南北建立起大蒙古汗国。但是直至1260 年,虽经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等蒙古大汗的征战,始终未能统一中国。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后,改变建立大蒙古汗国的政策和传统,立足于中原,承续中原传统,称皇帝,立年号中统,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中国境内,特别是1271年,立国号为元,实际上划清了与大蒙古国的界线,实行“汉法”,并于1279年消灭南宋政权,实现和恢复了中国的大一统。在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西藏地区实现在行政管辖方面的完全统一。
元朝对中国的再一次统一,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意义重大,扫平了中国领土上长达三百多年的强大割据势力,元朝的统一既是对秦汉以来中国广大领土的一次总结性归拢,一次再统一,也是中国疆域范围的再一次确认。
明朝建立后,就其直接统治的疆域来说,有缩小之势。明朝时期,虽然对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无力进行直接管辖,但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并保持了一定的隶属和宗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清朝。
清朝时期中国的统一,是上千年来,中国几次大统一的持续和完成,历史上的大统一为清朝的大统一奠定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心理和传统的基础,也是中国国家疆域范围传统观念的再现。而且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摆脱虚幻的羁縻观念,更加务实、现实和现代,为中国现代版图做了终结。
从古代中国国家发展脉络中明显看到,古代中国有过四次完整的大统一的历史,即秦汉朝时期(前221-220)、隋唐时期(581-907)、元时期(1271-1368)、清时期(1644-1911)。明代(1368-1644)的政治管辖虽不完整,也算处于基本统一的时代。
对古代中国国家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是两次大的分裂,即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317-589)和宋、辽、金、西夏、西辽、哈喇汗朝、南诏、大理等诸国并立时期(960-1127)。
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传统中断,中国作为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大国,迄今,仍屹立于世界大国之中。这是因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关系,与西欧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 中国在民族关系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多数民族和一个地域中心。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夏、商、周,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夏族、商族和周族三个民族共同体为主建立的朝代。到周朝时,周族控制的地区范围,已包括了中原及黄河、长江的中下游直达大海的广大地区。
周继承夏、商文化,建立起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周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周礼”。人们把实行“周礼”的人统称为华夏族。在周朝统治的数百年中,“以夏变夷”和“尊王攘夷”的活动始终未停。
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几个“蛮夷”之国——吴、越、巴、蜀、楚、秦等,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强大,一方面吞并了大量华夏小邦,另一方面,与华夏诸侯国家和周王室频繁交往,主动接受华夏文化,任用华夏人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到后来,其华夏化程度愈来愈强,周王室也不把他们当“蛮夷”对待,甚至有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的说法。
到三世纪,华夏化最彻底、在地理上最接近周王室的秦国,终于平定各诸侯国,于公元前221 年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秦朝。秦朝改变周王朝的领主分封制为中央集权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改革官制,统一法令,“车同轨,书同文”,对中国的统一和华夏族的进一步强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汉朝建立后,特别是在武帝即位后,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不仅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上加强了华夏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识,而且由于汉朝的强大,周边民族称汉朝的华夏族为“汉人”。从此,汉人或汉族就成为以“周礼”为共同文化、以中原和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主要活动地区的人们的统称。
此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周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不断汉化,汉族人口越来越多,活动地区越来越广,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共同体的内涵越来越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和强大,并成为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有了汉族这样一个庞大的人们共同体以及汉族聚居的广大的具有地域优势的中原和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不管中国政权如何更迭,中国的文化根脉不会断裂,不管哪个民族的统治者上台,都最终要顺应大多数人的意愿,都要适应汉族这个庞大共同体。这就是中国内部虽有过多次分裂,最终仍走向统一,虽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更迭,但汉文化始终占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
2.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统治精英,普遍形成了主动维护中国传统的共识和治国理念。
(1) 实行包容和多样性政策。各朝统治者都能采取尊重、包容、发展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对聚居和散居的各民族,基本上不强求被统治民族改用统治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保持了中华各民族固有的文化。这种容忍态度和多样性政策,是中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统治阶级的一贯态度。
(2) 维护儒家思想。各朝的统治者大多推崇儒家思想,遵循儒家礼治,给儒家创始人以崇高地位,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准则,以及社会建设的目标。
(3) 保留和维持中国传统的管理系统。各朝统治者基本上保留或采用了秦汉以来或前朝的旧制,使中国传统的“三省”“九卿”“六部”的中央管理制度和地方的路、府、州、郡、县、乡的郡县制度得以保存。
(4) 保留和维护以“周礼”为基础的各项基本制度。少数民族的各朝统治者,都根据前朝旧制,制定了规范最高统治阶层的行为准则和国家礼仪,这些规定和制度,大都以“周礼”为基础,对少数民族统治阶层的继位、升迁、贬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祭祖祀天、衣食住行等的各种制度,以及法律、历法节气、阴阳五行等等加以规范。此外如国号、年号、尊号、谥号等也都承袭了历代的规定和制度。
少数民族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维护社会的秩序,争取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拥护,但同时也反映出,据有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认同汉文化。认同汉文化在当时是最先进和最有效的文化和制度。
3.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往中,形成了文化上的同质性和相似性。汉族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密切的历史交往中产生的文化上的同质性和相似性,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适应和认同汉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社会基础。这种各民族文化上的同质性和相似性主要表现在:
从政治上说,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虽不相同,但大体上都以集权制作为公共管理和统治思想的基础和制度基础。中央集权、君权天授、家族世袭、君为臣纲等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同政治文化的精髓和传统。
从社会生活方面来说,各民族虽然都有各自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但珍视血缘关系,遵行宗法制度,重视维护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关系,血亲复仇,族长至上,父权为大,长幼有序,重视门阀,成为各民族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纽带。
从生计方式来看,虽有农耕和游牧之别,但两种经济生活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互有交叉,且均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为基础,重农牧,轻商贾,重乡土,轻迁徙,重传统,轻变革,构成各民族经济思想和生产活动的基本信条。
在思想意识方面,各民族思想意识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各种宗教活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和风俗礼仪不仅能为各民族所容纳,而且根据本民族情况及当时的实际,很快适应、采用和接受,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方面,由于社会发展不均衡,各民族虽有较大差异,但总体上说,重义轻利,重男轻女,重社会,轻个体,重集体,轻个性,重忠信,轻变异,重传统,轻技巧等成为评价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准。
各民族文化上的这些同质取向和共同追求,使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中原地区拥有了极大向心倾向,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适应统治地区的情况,适应汉族文化的要求,选择汉文化作为其巩固政权,实现统一的手段,是完全合理和顺理成章的。
4. 中国历代,特别是汉唐以来的民族政策,是促使各民族分而不裂,传统长期保存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在处理王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就实行了所谓“五服”政策。
其中在王对边远的少数民族关系方面,提出了“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即只要求聚居于离王畿较近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纳贡、朝献加以约束(即“要服者贡”),而对离王畿较远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授予官职、王位,承认其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使其负责任地承担对中央的臣服地位(即“荒服者王”) 即可。
到汉代以后,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少数民族不断出现,并在中原周边地区建立起一些更加完整的民族政权,从汉代起,在周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所谓羁縻政策。
这一政策到唐代有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并且一直到清代,都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和全国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普遍实行的一种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就是:1)遵循周朝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承认周边少数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并要求建立一定的臣属关系、依附关系;
2)其核心内容是继承周代对少数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传统思想,只要求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与中原政权建立依附关系,并不要求在实际上改变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实行“因俗而治”;
3) 在统治方法上,“惠”“威”并举,尽力保持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稳定局面;
4)建立羁縻机构,即在保存少数民族原有管理机构和统治者的同时,中原政府授予少数民族管理机构以府、州等名称,以表示相互支持和依附关系;5) 羁縻的主要内容和手段是定时朝觐、纳贡、互市、和亲、册封、授官、宣慰以及必要时的相互支持和援助。
中国历史上的羁縻政策,对维系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个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保持,是中国特有的内外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的结果。
中国和西欧的历史发展,都为世界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为人类的发展走出了各有特点的光辉道路。
因此,古代中国和西欧发展道路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两地区自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造成两者发展不同的诸多因素,以便我们更好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