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時代的使用價值及其哲學意義

作者：黃競歐（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

大資料雲計算時代的到來凸顯了貨币的幽靈化。不同于簡單商品流通的過程（W—G—W），資本的貨币流通過程（G—W—G）實際上是一種差別于所有權邏輯的資本邏輯。貨币的資本邏輯本質上包含着去實體化的幽靈狀态，這種幽靈化的貨币所附帶的形式化規定将重新塑造社會現實中的人及其存在狀态。非線性結果所帶來的是對人格貨币化的否棄，當對物的使用的意義再一次優先于人對物的占有的時代來臨之後，網絡系統中信用機制作為物的流通的一種新中介方式将可能徹底失去其被抽象為貨币化中介的可能。以貨币體系為唯一價值衡量标準的小資料式信用，也可能被分布式信用取代。那麼接下來，對于“使用”的追求是否能夠取代對于“所有”的追求，就變成了資本邏輯是否具有自我颠覆可能的重要動因。從這個角度來說，将“使用”價值化了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成為一個需要澄清的概念，我們需要回到馬克思的文本本身，探尋“使用價值”概念的哲學意義。

“使用價值”這一概念始終貫穿于貨币、勞動力、不變資本等諸多環節，進而影響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與交換，是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重要範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物的有用性來定義使用價值，“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他将使用價值的使用分為三種不同情況，即有用物的使用價值、勞動産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的使用價值。前兩種處于資本邏輯之外的使用價值是被馬克思排除在政治經濟學之外的使用價值，而對于最後一種資本生産出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來說，則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要探讨的核心問題。第三種使用價值，即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商品的交換價值一同構成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的。這一點是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是以，在這裡要較詳細地加以說明。”馬克思對商品使用價值的這種了解基于其在《資本論》中構築的資本邏輯批判，即“這正是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使用價值的特殊地位”。

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生産條件下的價值邏輯中，生産是為他人的需求而生産的，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帶來資本的增殖；然而，物的使用性本身卻隻是為了滿足個體自身的需要，并不是為了他人而生産，是以如果僅僅是基于物的有用性或者使用而進行交換，是無法實作資本增殖的，有用性被價值化成為使用價值，恰恰是資本異化的表現。那麼，馬克思哲學意義上的使用價值是政治經濟學的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馬克思本人那裡實際上也發生着變化，“成為使用價值，對商品來說，看來是必要的前提，而成為商品，對使用價值來說，看來卻是無關緊要的規定。同經濟上的形式規定像這樣的無關的使用價值，就是說，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

這段文字出現在馬克思于1859年脫稿、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出版的原文中，影響了很多後繼者在研究《資本論》時對于“使用價值”概念的了解。20世紀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斯威齊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發展論》中談道，“馬克思把使用價值（或按現在稱‘效用’）排除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之外，理由是，它并不直接展現一種社會關系”。不過，馬克思之是以認為成為商品對于使用價值而言是無關緊要的，實際上是資本的邏輯尚且無法統治全部生産生活，即尚且存在一種外在于資本邏輯所建構的價值體系的勞動産品或産品的交換方式。

到了20世紀70年代，“使用價值”概念被法國後現代社會理論家鮑德裡亞重新喚醒并加以闡釋。他以使用價值概念為重點，展開了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鮑德裡亞将馬克思把使用價值了解為可以滿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的做法看作一種人類學的幻象。“在人類學幻象中，它僅僅關注于人類的需要與物所包含的能夠滿足需要的有用的特質之間的關系，與此相反，使用價值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關系。”鮑德裡亞對于馬克思的批判看似十分犀利，然而實際上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主觀的“誤判”。首先，就是他對馬克思關于使用價值的“人類學”預設的批判。鮑德裡亞将馬克思排除在政治經濟學之外意義上的“使用價值”概念重新安放在政治經濟學之中進行探讨，馬克思哲學意義上的使用價值是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以其特有的曆史條件，即生産和交換的總體關系為前提的，而非鮑德裡亞了解的超越具體曆史階段的形而上學的僵化預設。

其次，鮑德裡亞将使用價值了解為一種抽象的有用性，理由是其所滿足的需求也是人的抽象的需求。然而，這就混淆了馬克思所區分的交換價值的邏輯和使用價值的邏輯。在資本主義的交換體制中，交換過程抽去了使用本身所具有的差異性，轉而以交換價值為目的，将商品轉化成在價值量上可比的東西進行交換。商品與商品之間所具有的交換價值的差異，其本質是其在價值量上的差異，是以馬克思說，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屬性。“商品在它的價值形态上蛻掉了它的自然形成的使用價值的一切痕迹，蛻掉了創造它的那種特殊有用勞動的一切痕迹，蛹化為無差别的人類勞動的同樣的社會化身。是以，從貨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種商品轉化來的。在貨币形式上，一種商品和另一種商品完全一樣。”在這個過程中，被抽象了的是價值，而非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僅僅是在形式上表現為抽象的存在。來自鮑德裡亞的“誤讀”，恰恰是将在馬克思意義上具體的、曆史的、物的有用性，即物的自然屬性直接納入了社會關系中，認為不應僅僅存在交換價值的拜物教，還應當存在使用價值的拜物教。

“個人首先不是作為需要的主體發生關系，而是作為個體發生關系，隻有當每個人都超出了自身的特殊需要時，他才能進入社會的關系結構之中，才能真正滿足自身的需要。”馬克思認為每個人為了達成滿足自己需要的目的都必須要以其他人作為手段，但同時，這個滿足自身需要的過程也會變成他人滿足需要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的确是弱化了使用價值的人類學預設，而突出強調了其所處的資本主義體系的特殊曆史情景。但是，這樣的做法其實也不得不說是伴随着其對資本邏輯研究的深入，意識到其對社會侵蝕的、操控的深化程度而做出的理論應對。

關于這個問題，廣松涉的回答更加明确：“那麼，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價值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隻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認為‘它直接是表現在一定的經濟關系即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這一點也正是羅斯多爾斯基所關注的，即“内容”與“形式”的區分。斯威齊、希法亭等人對馬克思“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區分的了解，都是一種單純對于商品這種經濟事實的内容的二分。

羅斯多爾斯基認為，這樣的了解恰恰丢掉了馬克思所強調的曆史性的次元，即商品的二重性是基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這一曆史過程的概念。于是導緻這樣的了解背道而行，退回到了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非曆史的思維模式。也就是說，首先，羅斯多爾斯基認為，當處于特定的社會生産關系和社會曆史條件中時，使用價值就不僅僅被當作一種天然的物質性而被排除在政治經濟學的讨論範圍之外，當使用價值的物質性為特定的社會形式所改變，它就應當被納入政治經濟學之中。“換句話說，使用價值空間該不該被認為有經濟意義，隻能根據它與社會生産關系是否有關來決定。就它影響這些關系或它受這些關系影響來說，它當然是一個經濟範疇，而除此之外——就它的純粹自然屬性來說——它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範圍。”

其次，羅斯多爾斯基認為，馬克思将“使用價值”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是具有特定限制的，即隻限于簡單商品流通的情況。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所生産出的産品有剩餘，是交換的基礎，而人們生産以及交換的直接目的就是使用價值。在這種曆史情景下的使用價值對于商品的所有者和購買者來說，都表現為物的直接的有用性，都能夠同時滿足雙方的需要。

然而，一旦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和消費就會開始分離，交換價值取代使用價值成為社會生産和交換的目的。而因為有了交換價值這一中介，使用價值也變成了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系的社會的使用價值，簡單的商品流通并非馬克思想要着重探讨的内容，進入資本主義體系之後的使用價值已經具有了其經濟學的意義。同時，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獲得了自身發展的形式的“使用價值”，反過來同樣開始參與影響和改變這種經濟關系。由于勞動的抽象形式是以個人的具體勞動為前提的，是以使用價值也是價值形式的前提。

在一個等價交換的過程中，價值必須通過使用價值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這種等價形式的完成形态，就是貨币。是以，也可以說，使用價值直接影響了貨币這種等價形式的産生以及發展。“在商品同貨币交換時，物質變化和形式變化是同時發生的，因為在貨币上，内容本身恰好屬于經濟的形式規定。而在這裡，貨币再轉化為商品，同時就是資本再轉化為物質生産條件。所發生的既是一定使用價值的再生産，也是價值本身的再生産。”

綜上所述，對于馬克思的使用價值是否屬于政治經濟學這一問題的回答或判定，無論回答是或不是，其實都能既找到相關的文本依據，也可以借以闡釋自身的觀點。是以，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判斷的目的是什麼。使用價值不僅僅是貨币的價值形式的前提，也同樣是其他所有商品價值關系得以确立的前提。在資本邏輯占主導的曆史背景下，使用價值當然可以被作為内含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範疇内的概念進行探讨。但如果在基于當下大資料雲計算、區塊鍊、全球物流體系等多種新技術所帶來的嶄新曆史背景下，使得使用價值這一概念複歸某種前資本主義的天然的物質性，則可以否認其作為一個純粹的政治經濟學内部的概念。也就是說，使用價值概念的内涵本身也應當随着特定的社會形式而做出符合時代的闡釋，以便其在未來可能到來的共享社會中剝離資本邏輯所賦予的價值屬性，進而回歸真正的有用性。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