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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應對人工智能疊代和颠覆式發展的理論和政策儲備

作者:中國經濟時報

智庫觀點 丁元竹

習近平總書記5月30日下午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提升網絡資料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準。

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重視新一輪技術創新、産業革命帶來的影響。技術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是以,除了加快科學發展、技術創新,還必須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及早做好技術創新和疊代發展的公共政策、社會政策儲備工作。

關注人工智能疊代和颠覆式發展的影響

ChatGPT出現後,人們除了關心其自身的發展和演化,也讨論其對社會的影響。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的話,這次以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為基礎的人工智能革命,将對人類知識創造和人類腦力勞動産生深遠影響,會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層面,包括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系、政府治理等,與之相關的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也會提上議事日程。面對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需要認真研究、未雨綢缪,使人類在發展程序中與機器共同發展,確定科學技術造福人類,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目前公共政策、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體系基本是适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體制機制設計

适應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産業革命,人類創立了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科學,建立了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系。現代工業社會的微型共同體與宏觀共同體共同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目前,機器人與就業、ChatGPT與知識生産正在引發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比如,機器人大量使用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政府稅基、征稅方式、政府治理方式、教育改革創新等。智能技術迅速發展,智能生态下社會加速整合,需要哲學、人文社會科學、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等核心學科的研究成果,在人類認知、社會結構變遷、機器人發展趨勢、人類網絡演化等綜合問題上作出回應,建立綜合決策體制機制,推動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社會保障制度等領域的基礎理論與時俱進。不久的将來,人們會認識到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現和快速演化對曆史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研究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人工智能給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帶來了全新的挑戰。

一是不僅因為技術快速發展,還在于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社會運作機制、運作方式的深刻變化。機器人與人類構成的關系模式是全新的,且界限模糊、不确定性加大。回顧曆史,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對人類可能産生的影響,自其誕生以來就存在争論。而且,人工智能一旦進入決策系統,必定是革命性的,因為其本身具有智能,且有不确定性。對在什麼情況下的人機互動會帶來問題,或者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産品濫用,已成為新發展階段公共政策、社會政策不能回避的新情況,其關乎政府主管部門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也關乎社會秩序維護,以及主權國家如何為實作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制定相關指導原則——這些遠不同于傳統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制定。

二是為适應技術進步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社會政策,需要了解整個社會在智慧生态下是如何變化和如何運作的、其與以往工業社會有什麼不同。網際網路,特别是移動互聯快速擴張,其使用者發展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人手一部手機,整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Open AI開發的聊天機器人Chat GPT在2023年1月推出僅兩個月,月活躍使用者估計達1億人,成為曆史上增長最快的消費應用。人工智能産品越來越吸引人,人們把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于數字産品、人工智能産品,如社交網絡、短信、遊戲、抖音、ChatGPT等。受時間剛性限制,人們使用某些網絡産品,就不再可能有更多時間使用其他産品,或用更多時間讀書、交友、增進親情等,在某種程度上,一些社會成員被數字産品、人工智能産品俘虜了,這種現象已經導緻社會關系模式深刻變化,造成傳統意義上的社群邊界消失。

面向新的技術創新和産業革命,拓展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的内涵外延

一方面,要聚焦政策重點。

一是教育改革創新應提上議程。要研究人工智能的特點、人類不同于人工智能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發揮人類主動性、創造性,開拓創新性思維,把教育改革創新的重點轉到創新性上,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資料素質、技術素質和人文素質,提升人類駕馭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水準。教育應當把人的全面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是加快機器人布局對就業影響的研究。開發适合人類特點和需要以及能夠改善人類福祉的就業崗位;在經濟發展基礎上,不斷提升人類福祉,推動社會進步。從曆史上看,每一次技術革新,人們都會提出新技術對就業沖擊這一問題,但每一次技術革命後,人們都會發現人類擁有了更新的工作崗位。是以,對人工智能的出現不必過于擔心,但需要加快研究其可能對人類就業帶來的影響以及未來可能創造的新就業崗位,合理布局人工智能和人力資源。

三是研究收入配置設定體制。财富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生态下有着不同于工業革命時代的特點。罩着高科技的外衣,數字經濟生态的不平等更不易被發現,難以監管。它同樣符合“二八定律”:能夠獲得收入的隻占其中一小部分,約為20%,其餘的80%盡管是多數,但财富會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造成社會問題、公共議題,即社會不平等,甚至中産階級消失。數字經濟中的赢者通吃和人工智能降低社會流動性等問題要及早研究。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是工業化、标準化、大規模的生産方式造成的一種社會結構,在數字環境下,這種社會結構會随着生産方式變化而發生變化,人們在工業社會環境下預想的社會結構可能不會如期而至,要關注新趨勢,及時調整公共政策、社會政策預期。

四是關于社會保障問題。19世紀的工業革命造成了機器大生産,人口向大規模工廠集中、向城市聚集,形成了大規模經濟帶、城市帶,傳統社會關系發生變化。原先由家庭、社群承擔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功能失去其作用,随之而起的是由政府立法并逐漸建立起、現在人們依然在使用的社會保障制度。大量機器人的使用會造成現有工廠組織形式、組織形态發生變化,機器人取代人工勞動力,原有的社會保障交納方式、發放方式将随之變化,這些變化将引發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創新。如何改革?如何創新?需要緊跟技術發展深入思考、探索。

五是現有财政體制、公共服務體制是在工業革命時代組織形态下形成的。在機器人取代大量勞動力的環境下,稅收制度将發生深刻變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體制改革和創新不可避免。

六是随着上述變革和創新,政府治理方式、行政運作模式會發生相應變化。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将會聚焦技術應用帶來的社會影響,并根據這些社會影響,調整公共政策、社會政策,調整收入配置設定方式,更好安排社會生活,維持社會秩序,處理好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研究要與時俱進。

在這樣一個時代,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面對着巨大的挑戰,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時代的思想家、大家,深入研究技術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可能變化及其方向,密切關注技術本身,學習研究技術,關注其最新發展。

一是面對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深刻變革,公共政策、社會政策應對技術本身的邏輯和特點進行研究。隻有掌握技術發展的邏輯,才能夠更加深刻認識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的發展和變革方向。

二是反思産生于19世紀的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制,以及它們的技術邏輯、曆史邏輯和社會邏輯,進而了解當代技術發展和創新可能帶來的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系創新内容和發展方向。

三是深入研究新技術革命本身的特點、内在邏輯。在此基礎上研究它們對未來社會、人類發展帶來的影響,根據這種技術變化及其帶來的問題創新公共政策、社會政策、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更好處理人類與機器之間關系,在更高基礎上增進人類福祉、生活品質。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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