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庫茲涅茨（1973）提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會從工業轉向服務業”的觀點。此後的研究者将這一結構變遷的驅動因素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需求因素驅動，主要以恩格爾定律為基礎，認為消費者需求收入彈性變化會引起結構變遷；第二類是供給因素驅動，主要以“鮑莫爾效應”為基礎，認為部門間非平衡生産率可導緻結構變遷。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占比持續下降，并伴随着國際競争力下降，這被稱為“去工業化”。Rodik（2016）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新興經濟體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現象，即該國制造業比重達到頂峰時，其人均GDP遠低于發達國家在同一比例時的水準，這将阻礙經濟進一步增長。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與制造業就業份額均出現下降。黃群慧等（2017）、魏後凱和王頌吉（2019）指出，中國現在在理論、經驗和現實層面都出現了“過早去工業化”。
一些學者則通過理論模型推導或數理統計分析，對制造業就業份額與經濟發展的“倒U”型關系進行了解釋。美國的制造業就業份額下降與美國商品貿易赤字、制造品相對需求降低以及制造業生産率提高有關，其中，制造業生産率提高是最主要原因。
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主要原因是非熟練技能勞動力節約型技術的發展，導緻制造業勞動力需求下降。是以，雖然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就業份額下降明顯，但産出份額下降不明顯。開發中國家則受貿易和全球化的影響，被動接受發達國家制造業價格下降趨勢，進而制造業産出和就業份額同時下降。魏後凱和王頌吉認為，中國現階段“去工業化”是各地産業更新的沖動、勞動力土地要素成本上升、産能過剩等因素共同導緻的。
目前，中國自動化技術的廣泛應用對就業結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随着中國老齡化程序加快，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勞動力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等人口發展趨勢，自動化技術在制造業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一般來說，自動化的使用會提高制造業企業庫存管理或工廠工廠中的房間的協調性，盡管這些提高往往不是顯而易見的。是以，生産率和自動化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制造業企業生産率是希克斯非中性的。
随着制造業部門生産率的快速增長，服務業部門在經濟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制造業的相對就業份額不斷減少。此外，服務業部門勞動力要素價格相對制造業勞動力要素價格不斷上升，進而産生“鮑莫爾效應”。與已有革新技術相比，工業機器人更适合在大規模自動化生産中應用，這可能是“鮑莫爾效應”背後的主要推動力量。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探讨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有關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的現有文獻可以大緻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skill-based technology）假說，即技術進步會偏向于需要高技能勞動力或低技能勞動力，而降低對另一種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另一類是“任務型偏向性技術進步”假說，即技術進步會提高對非正常認知任務勞動力的需求，但減少對正常手工任務勞動力的需求，而與勞動力教育水準無關。
前者主要用于解釋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廣泛應用資訊技術導緻勞動力技能溢價和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而後者則主要用于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動化技術發展導緻發達國家低技能和高技能就業份額同時增長的就業極化現象。基于後者的假說，使用高斯分布模型估計美國不同職業被計算機取代的可能性，發現其中47%的職業可能會被自動化替代。Davi（2017）預測日本有55%的崗位存在被自動化的風險。孫早和侯玉琳（2019）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經出現了高低技能就業極化現象。
